需求疲軟拖累生產 推高失業
非貿易部門（佔發達國家經濟的60至70%）的主要增長障礙是疲軟的需求（就如金融危機後的美國），以及因結構和競爭拖累生產力（如日本）。而在貿易部門，增長亦取決於一國的生產力，此相對收入和競爭力而言。在全球層面，貿易部門也存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增長有三個來源︰勞動人口、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年輕人口的增加有助維持財政平衡和保證代際公平，但這本身並不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經 濟增長若低於勞動人口增長以及技術變遷導致的勞動力節約，便會推高失業。
發展中國家一旦進入快速增長模式，就會通過投資實現的資本深化，獲得增長，補償過去的投資不足。發達國家則可能因投資不足（特別是公共部門的投資）而落後，轉而依賴可持續性較差的債務驅動型需求。因此，促投資是重塑經濟增長戰略的合理一步。
但正如索洛所指，投資也有極限，這是邊際回報遞減規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決定的。通常，投資極限並非一成不變，但如果資本深化潛力耗盡，那麼技術的提升便會成為長期的增長動力。
現時的挑戰在於將這些道理，應用於現實世界中，當中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度愈來愈高、失衡嚴重、增長和就業問題也愈來愈惡化。如今，世界各國正通過貿易直接相連，亦通過各自的貿易和非貿易部門間的需求和就業聯繫，間接相連。
在短期內，顧名思義，非貿易部門受著內需的約束，內需不足成了經濟增長的局限。
財政失衡 重建信譽贏回信心
當然，政府可通過赤字支出填補需求不足，但應優先考慮可推動就業的投資，以提振未來增長。但發達國的財政，都在不同程度上被過高且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所局限。而這又主要肇始於一直被掩蓋的財政失衡問題，直到2008年危機爆發，此一有缺陷的增長模式才告爆煲。
現在各國財政約束嚴重到甚麼程度仍有待爭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約束，顯然來自各自的主權債市場中私人資本的缺席，同時國債孳息的不斷上漲，亦威脅其財政穩定和改革計劃。她們需要歐元區核心國和IMF充當暫時「最後貸款人」，直到她們重新建立政策信譽，贏回投資者信心。
美國主權債市場則仍未出現同類觸及極限的跡像，但債市並不會給出多少早期警號︰正如一年前，意大利和西班牙債券孳息的突然飈升一樣。
增長問題更複雜的地方與環球經濟貿易有關，其中全球的總需求——以及由此來的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中的衍生需求——成了競爭目標。全球的總需求及其增長確實 重要，但分得多少份額同樣重要。從危機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模式，以及隨後的負面衝擊看，全球總需求可能已出現短缺，從而妨礙了全球增長的一大重要組 成部分。
但對具體國家而言，其相對於收入水平的生產力，決定了他在全球貿易總需求中的可佔份額。與一國的非貿易部門不同，貿易需求中的內需部分並不是增長的絕對約束；全球貿易需求的增長亦然，這是因為存在擴大份額的可能。
增內需擴出口 兩者不可偏廢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時獲份額提升，但如各國提高生產力時以提振出口的相對生產力和增長潛力為目標，則收入也會提高，全球總需求增長亦能加速。故這看來雖像零和博弈，但實非如此。
當收入追不上生產力時（如目前），提振增長就要改變貿易條件，這可通過滙率實現（無論是滙率管制還是由市場決定）。在歐元區，存在競爭力問題的成員國沒有 滙率調整機制可用，故必須實行抑制收入增長和提振生產力的改革，德國在2000至2006年間亦曾這麼做過，現輪到某些南歐國了。
對可貿易部門適用的道理對各國工人同樣適用，不同國家的工人受到全球供應鏈演化的影響各不相同。全球供應鏈的高效一體化？發展國和發達國的高附加值業界創造了就業機會，但也減少了發達國貿易部門的中等收入士的就業選擇。
許多國家都在盡力調整增長模式，以適應她們所面臨的全球經濟減速新挑戰。為了有效、合理地定向，各國所採取的政策需要對增長潛力進行精準判斷，並在貿易和 非貿易部分雙管齊下。專注其中一個部分（如貿易部門的競爭力問題）而忽略另一個（也許是嚴重的非貿易需求短缺或絕對生產率停滯不前）是不夠的。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7/michael-spenc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