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颜昌海:官僚经济增长模式是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Tuesday, 10 July 2012

颜昌海:官僚经济增长模式是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中国央行2012年7曰5日晚宣布，调降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一个月之内中国二度降息。经济专家普遍认为降息的主要目的是“保增长”。但有经济专家认为，降息试图拉抬经济，基本上不会有成效。而从新扩大银行贷款的投放，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7曰6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个百分点。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此前为0.8倍。外界认为，此举增加了借贷的吸引力；借款人更能承担得起贷款。经济专家谢田认为，中国央行降息并不特别让人吃惊。因为，中国经济正越来越陷入严酷的危机当中。一个月之内再次降息，说明它急需刺激经济发展，刺激就业。但是，现在是不对秤的降息，存款降息降的比较少。

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停滞后下滑。随着欧债危机的冲击，今年以来大陆经济更明显降温。经济专家程晓农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增长率真的达到8%，那绝对不会调降利率，而是要提升利率。但中国大陆却反常，宣称经济成长率8%，但却拼命的调降利率，刺激经济。那么这个调降利率的动作，证明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不良，反过来就说明，政府宣称的经济增长率8%，可能是不真实的。程晓农分析，一个月内二度降息，体现当局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形势十分担心；这是中国经济不景气的一个明确信号，也再次印证大陆的经济远远比官方对外宣传的要差得多。所以，现在开始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拉台经济，避免陷入进一步萧条。程晓农认为，对于持续萎缩的经济产生不了刺激作用，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畸形化。比如，中国财富集中在5%的人口手中，95%的人没有多少能力消费。所以，一旦出口受阻，然后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办法收回成本、没有办法收回贷款，那么这些项目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程晓农进一步指出，民间企业拿不到订单，也就没有贷款的需求。因为对制造业企业来讲，大陆很多企业没有出口订单的，它的产品的品质、品牌、技术水准，都不够出口的条件和水准。而且，大陆的很多企业基本上是面向国内市场，而通货膨胀的结果是导致消费的萎缩。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摩根大通在一份报告中说，该行认为，周四中国央行降息的直接诱因，是通货膨胀率降至低于3%，压力大幅减轻。

目前，大陆官方又从新扩大银行贷款的投放。程晓农认为，近期，通膨开始回落可能只是短暂现象。因为，大陆官方没办法真正将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实施到底,它更害怕经济萧条、经济衰落；所以，它现在已经开始从新实行四年前造成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就是开始大量的投放货币。这种情况下，现在来讲通货膨胀回落可能太早，说不定4个月以后，通货膨胀又从新抬头。

谢田也认为，这一次调息的效果有限；在不久的将来，大陆官方很可能不得不继续大量的印钞票，也就是说推出下一次宽松货币政策。大陆官方宁肯让通货膨胀吞噬掉老百姓的财富，也要把经济虚假的数字维持下去。这可能是大陆官方下一步不得不走的路。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为维持一党专政,也维持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中国经济的症结就无法根本解决。

近年来，中国经济因为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而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加重等一系列问题。最近，知名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他的最新著作《大拐点》中提出警告：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袁剑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结构的变革，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将会非常悲观。

袁剑在其新书《大拐点》的序言中提到，1989年后，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被捧为法宝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法广》中文网报导，袁剑是最早提出中国官僚资本、官僚阶层、官僚垄断的学者之一。他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1989年之后，改革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发起、官僚推动、官僚控制、官僚解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这种改革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今天的拐点。可以大致判断，1989年就是中国大拐点的起点。

袁剑在《大拐点》序言中写道：“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袁剑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到了今天，已经基本到了极限。

袁剑在序言中明确提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

《法广》中文网报导，1989年以后，大陆官方的执政合理性就是给大家分一块经济高速增长的饼，让社会怀抱希望。袁剑表示，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老百姓也无关。老百姓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而看到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方面的压榨。经济增长越快，剥夺的越多，社会民怨越大。

袁剑认为，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开始。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

袁剑在序言中最后总结：“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像，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有著名媒体发表社论称“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被简称“允许适度腐败”，引爆网络舆论。人们讨论的是，目前我们即使无法根治腐败，但能不能透过一些可行的方法路径来遏制腐败势头呢?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给出了遏制腐败的药方之一：预算改革。

在国务院召开的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让老百姓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才能够有效监督政府。可是，目前我们的政府预算存在三大痼疾：一是预算和采购没什么关系，二是预算的集约化和集权化不够，三是对预算采购缺少事后监督和审计。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的采购跟预算基本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预算根本不叫预算，我们就是给各个部门划一笔钱，至于你拿这钱采购什么东西，按照什么标准来采购，我们的预算部门基本无权过问。预算本来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经手官员徇私舞弊，防止在采购过程中随意操作，而且，预算二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花钱之前预先算算账。可是，我们现在越到基层，预算越是走形式。连采购都管不了的预算，还能叫预算吗?比如四川地震以后，北川打算通过政府采购中心购买越野车，其中就包括价值110万的兰德酷路泽，62.6万的丰田普拉多。但是在发出采购招标后，网上民怨沸腾，议论很大，于是，北川县政府就决定不买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明明应该是年初搞预算的时候，就得透过预算公开让大家来讨论到底买不买车，买什么标准的。所以，当初搞预算的时候完全就是走过场，老百姓也不知道，结果预算已经把钱拨过去买车了，却又可以随时说不买就不买了。

打开政府采购信息网，到处都是各地方政府的招标信息，各地方政府自己规定投标人的要求和资质，还可以不公开投标者的信息。这怎么能叫政府采购呢?分明是政府自己办了个淘宝集市，哪个单位想买东西了就上来发个信息，想买谁的东西就加一些苛刻条件限制一下，这怎么能叫政府采购呢?没有任何制约，没有任何规模优势。而且，目前我们预算下的采购都集中在办公设备等物资领域，在工程领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同时，又只集中在公务员系统，我们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特别是经济职能部门的关联企业基本没有预算，也没有采购监督。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事后监督和审计简直形同虚设。所谓审计，就仅仅看看有没有发票。比如动车腐败，审计署就是看铁道部是不是有招标、和车辆供应商之间是不是有合同，有的话就没问题，不会往下审了，根本不去查这个供应商是不是有问题，也不去查铁道部在认定自己定点企业的过程中有没有腐败。然而在香港，香港审计署每年要发布两个报告书。香港的审计署是独立编制，完全不和其他政府部门来往。每次发布报告书之前所有部门都睡不好，因为无论事情大小，审计署都是要问责的。比如从道路保养到档案维护，从食物标签到湿地公园，甚至连接受公币的学院，自来水的跑冒滴漏这些事情都有问责。所有这些问责都会被审计署公开披露出来的，这样任何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都要面对公众和媒体的穷追猛打，搞不好仕途都会受到影响。更典型的是，审计署竟然专门对入境事务处执法科的运作进行问责把过去五年里每种大类执法行动都审查一遍。调查完之后，审计署署长亲自致函入境事务处处长，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有什么建议。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必须就此回函，之后审计署会把这个回函披露出来。因为香港审计署是独立运作的，而且每年都会轮换审计重点，所有政府部门负责人都知道，自己早晚会被审计的，会被审计公开，所以官员时刻都会有危机感。因此香港的官员不会把审计当成过场，不会对审计部门的意见置之不理。

采购领域只是小腐败。但在每年30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里，动不动就会有上亿元的腐败事件出来，比如说招投标腐败。经过十来年的运作，这套招投标制度不是越来越完善了，而是漏洞越来越明显了。就拿动车腐败来讲，据媒体披露，动车上一个纸巾盒就要1125元，一个自动洗面器竟然要72395元。请问什么样的纸巾盒要1125元?什么样的洗面器要7万多元?价格高的也太离谱了!后来经调查发现，这些天价商品的代理人都跟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负责高铁项目的高官张曙光有关系。比如说高铁上的集便器，其幕后的真正代理人就是张曙光的妻子王兴。还有，高铁上的衣帽挂钩、灯罩、电路开关等配件的生产厂家是张曙光家乡的企业今创和新誉。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透过合法的招投标成为铁道部供应商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谱的结果?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大陆预算体系和决策体系在招投标和工程项目上出了系统的漏洞。就动车腐败来说，按照规定，成为铁道部的供应商必须有两个资格：一是获得铁道部装备部的认可；另一个是经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认证。而张曙光在铁道部除了分管装备部之外，还是铁科院首席专家。这还不够，他竟然还抓质量监督。这意味着张曙光一个人就握有决策权、标准权，还有问责权。也就是说，在整个招投标程序中，前面两个环节和最后一个环节都被张曙光一个人拿走了，剩下的中间采购执行环节，其实就等于是被架空了，张曙光一人就成了“采购皇帝”，各路老板诸侯都只能巴结张曙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本身有严重的漏洞，比如说其中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本来预算的决策权、标准权就在部委手里，自己监督自己，怎么能不出事?！

德国的经验特别值得借鉴。它们把决策、标准、执行、问责四大环节切开得非常彻底。它们是如何做的呢?第一，每个财政年度开始前，联邦德国政府各部门根据自己需要提出采购计划，报送财政部审核并经议会批准后，即成为法定的政府采购计划。第二，财政部把资金拨给申请单位，但是申请单位无权去买东西，而是必须把资金给内务部，由内务部的采购部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办公用品、机动车辆都必须这样购买。第三，由德国的联邦反垄断局负责审查和监督所有的招投标活动，甚至拥有秘密监听、跟踪调查、查封证据这样检察院的权力，以此全力打击招标腐败和工程腐败。当然，德国没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的标准权或者资格准入的问题，这个我们该怎么解决?郎咸平建议：第一，分拆铁科院这种握有部委的标准权的事业单位。第二，把这种资格尽可能变成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这种模式，就是政府起草一个标准，但是认证环节留给民间去做，让私人企业去竞争。这就像招股书，让券商的投行部来做;对于财报是否合规，让彼此竞争的审计师们来做，政府退到后面简单看看就行了;而是否合规，让专业人士来审核就行了。这样就废除掉了行政垄断，真正避免了腐败。

实际上，效率高的政府都非常类似，都是透过切割工序流程来预防腐败。比如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负责决策的是白宫直属的预算管理局OMB，负责执行的是联邦事务服务总局GSA，负责审计和问责的是国会领导的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在香港，负责决策的是政府总部的各局，负责执行的是各个署，而负责审计和问责的审计署只对特首和立法会负责。也就是说，都把决策、标准、执行、问责四大环节完全切开。英国就一直有这个传统，请社会贤达来牵头写报告，给政府部门的长期改革提供建议。2009-2010财年英国政府就请了菲利普•格林爵士做这个“义工”，他发表的关于开支效益审计的报告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浪费。比如，同样采购一盒纸，有的只需8英镑，有的却高达73英镑，价格相差达9倍。因为格林爵士本人是英国时尚零售巨头阿卡迪亚集团的老板，他从零售业采购的角度对政府采购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并给出有针对性的采购建议。这既能给政府部门带来压力，也能从专业的角度提升采购的效率。这就好比学生和家长的关系，学生要是知道家长会看到成绩单，就会很紧张。基于同样的道理，政府官员要是知道自己的每一笔开销最终都会被外部审计和评估，那么从一开始就会非常紧张，就不敢乱花钱，更不敢中饱私囊。

中国大陆官方让民间懂采购的人去监督政府，去给政府提意见?比如说我们可以请苏宁的董事长张近东牵头成立一个政府采购评估委员会，纯粹“业余奉献”，写完建议报告就立刻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