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3-7-2012
中國是一個現實比虛構小說更荒誕的國度。被軟禁監視的失明維權律師可以在半夜翻牆，由山東出走到北京美國領使館；數月前還氣焰逼人，以歌頌毛澤東聞 名的政壇強人，一夜之間就被打倒。香港特首選舉，北京中央操盤，權術合縱連橫，雲譎波詭，香港人只有旁觀的份兒，也看得目瞪口呆。
閻連科， 作為一個關注中國當代社會現實的作家，身處荒誕的處境，以寫作去對抗恐懼、焦慮、及一切的不確定。因他的荒誕，這是中國作家創作最好的時代，亦因他的荒 誕，將關心現實的作家陷入巨大恐懼之中。閻連科本人的經歷及他筆下的作品，正正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集體焦慮與痛苦。
鄺： 鄺穎萱
閻： 閻連科
鄺： 我想從兩方面談談創作，首先是關於寫作時遇到的問題；另外就是關於你的作品。當你在創作小說《風雅頌》的時候，你說過作為一個作家奮鬥三十年，一無所獲，只有招惹是非的文字，覺得生活在一種不確定的漂浮中。這種漂浮不安狀態，是否成為你創作的動力？
閻： 我在寫完《風雅頌》之後有這樣說，是因為寫作了三十年，從中國偏僻的鄉村到北京後，奮鬥了三十年。但是這三十年我發現一無所有，就是說，我希望從鄉村到城 市成為一個城裏人，但是我發現在北京這個地方，我卻不是城裏人，我仍然是一個鄉村人，這是無法改變的。我們經常說，要出一個貴族要用三代人來培養。其實一 個人要從農民變成一個城裏人，也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就可以完成。只要你的前半生是農民，注定你一生都是農民。只有你的孩子出生在城裏，才有可能變做城裏 人，我當時大概是從這個角度去想。但另外一個情況，我不是城裏的人，不是北京的人，但是當我回到農村去，也不再是那條鄉村的人了。那條村也不再是我少年時 期的鄉村。中國的農村，今天正發生巨大變化。這變化難以想像，所以我想作為一個作家也好，作為一個普通人也好，我用三十年來奮鬥，最終只證明了我的靈魂在 四處漂泊，我的精神沒有家園。當然，我會把文學當為宗教，當為我的家園，但是我的寫作其實在這塊土地上，也不是真正受歡迎。有很多很好的讀者，也有很多批 評者，永遠在批評我，我永遠是一個受批評的人，永遠是一個具爭議的作家，所以從這些角度去談，我是一個非常孤苦的人，四處走動的一個人，無家可歸的一個 人。
作家苦惱
鄺： 你說無家可歸是精神上，但具體而言，你在北京的房子最後怎樣了，問題解決了嗎？
閻： 不是說解決了，是非常無奈的被解決了。
鄺： 被解決了？
閻： 這是大陸人才能聽明白，你的房子遇到了發展要修路，要拆遷。無論你同意不同意，就是要把它拆掉；也不告訴你這個房子會賠多少錢。不管你房子的大小，買的時候花了多少錢，也無論新舊，就只是訂出一戶人家賠多少錢。
鄺： 我知道，我看到有關報道說，聽話的賠160萬，不聽話的話只賠70萬。
閻： 110萬是獎勵，50萬是賠款，這樣就是160萬。這個獎勵原來是70萬，後來獎勵到110萬，最後就是每戶人家都是獎勵160萬。
鄺： 什麼是聽話呢？
鄺： 什麼是聽話呢？
閻： 聽話就是配合，在合同上同意，同意簽字的就是配合政府。
鄺： 如果不配合的話？
閻： 不配合的話這160萬就沒有了。
鄺： 不聽話就一毛錢也沒有？
閻： 不聽話就什麼也沒有了，你能不聽話嗎？我的鄰居是不聽話的，堅決不同意。後來在去年12月中，就是幾個月前，一天早上四點多鐘，天還非常黑的時候，外面有 五六個人頭戴鋼盔，破窗而入，將他從床上拉起來，問他同意不同意，同意就在合同上簽字，不同意就把人帶走，家具全搬出外，把房子推倒。當他從家裏出來的時 候，看到房子外有一百多個年輕人，都戴着鋼盔，把房子團團圍住。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都會同意，都會聽話。房子就是這樣的事情，當然我是比較配合。
無家狀態
鄺： 那你的鄰居最後還得到賠償嗎？
閻： 鄰居本拿不到錢，最後大家共同幫他把錢要回來。他後來也同意簽合同。當然更糟糕的事情是，你同意了，他們獎你110萬，賠償50萬，但是到今天字簽過了但合同還未拿到。
鄺： 為什麼呢？
閻： 合同就是不發給你，不知道為什麼，也找不到人啦。我想，這就是一樁解釋不清楚的事情。
鄺： 但這是北京。
閻： 對，這是北京。
鄺： 北京都這樣？
閻： 北京也這樣，那在其他地方發生這樣的事情也就更不值得大驚小怪了。你會覺得這件事非常荒誕，你看到家的時候，真的，你不在乎這座房子存在不存在，因在精神 上，沒有什麼可依靠的。而在現實生活中，你也依靠不了政府，也依靠不了法律，什麼也無法依靠，所以我想，其實不是我無家可歸，在這個社會現實中有很多人， 都有這種感受，都有這種無家可歸的感受。我們看到家的時候，家讓人感到安慰的，踏實的，牢靠的。當你的精神狀態不能安慰，不能牢靠，不踏實的時候，每個人 也感到無家可歸。
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態？
閻： 我想很難回答，任何一個人類學家、歷史學家，都無法簡單地歸納出原因。我們都無法說：「這就是中國文化，這就是中國現實。」我想這問題非常複雜，恰恰正是 這種情況，他的複雜性，我們無法簡單地說出因果關係。所以我想，這才是一個作家遇上了最好的寫作時期。你可以歌頌社會無數美好的事情，但另一個作家，他可 能看到生活中存在很多很扭曲的、壓抑的、疑惑的東西。因為人口太多，生活太豐富，我也一再說，每一個作家寫的，都是認識中國的一部分。他都不能簡單說，你 寫的就是中國，他寫的就不是中國，因為中國的豐富，已經不是一個作家的寫作就能蓋過的，就是托爾斯泰、卡夫卡活着都無法帶出今天中國的現實。所以我想，閻 連科你這樣寫，是你這樣認識中國的現實，他們那樣寫是他們那樣認識中國的現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作家都已經沒有能力蓋過、形容這個現實是什麼樣的。我們今天 不能用誰寫的好、誰寫的不好，誰真實、誰虛假，誰更有意義的、誰沒有意義。
瞎子摸象
鄺： 因為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
閻： 都是這個社會現實的一部分。誰的作品更有意義？我想要過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後，那時候大家才知道，誰的寫作更有價值。今天說誰的，包括閻連科在內，你說你的作品更有價值，都為時過早，都需要一段時間去印證。
鄺： 你說過從《日光流年》、《受活》，到《丁莊夢》，三本作品用了十二年時間，是你用盡心力，用生命寫作。這種創作歷程如此痛苦絕望，你自己怎樣走出來，重新回到正常生活？
閻： 我想《日光流年》也好，《丁莊夢》也好，《受活》也好，確實用自己的精力或生命寫作。每一次寫作之後，都要用很長一段時間，讓自己從痛苦中走出來，我經常 講的一點，一個作家要走出原來熟悉的生活，走入那些非常不好的生活去寫作，你要懂得熱愛日常平凡庸俗的生活，對作家來說，尤其對我是非常重要。你可以在北 京每天罵堵車，每天都煩去哪吃飯，每天都為這些事忙碌，每天都在罵這些事，但是你必須從心裏知道，這就是生活，你要愛它。只有這些東西才能把你從寫作的那 種崩潰的狀態裏拯救出來，如果連這種瑣細的生活都不熱愛，那你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那個極端就是，你只能去自殺。就我來說，我來自河南鄉村，父親母親，姐 姐哥哥，全部的家人，都還在那塊土地上，過着非常樸素的生活。我想，我也愛他們，愛生活，他們經常幫助我，從那種痛苦中走出來，過這種寫作的生活，就是一 種精神崩潰的生活，但離開書房的時候，便須要回到現實中間，過另一種生活，這對我是非常重要的。
鄺： 你很重視小說的結構及語言，你是用什麼方法為創作的故事找尋合適的敍事結構？
閻： 對我來說，寫作最難的不是人物，也不是小說的情節，最難的是小說的語言。為什麼這樣講，其實我們看到，某某作家是語言大師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語言大師一 生的寫作都是用一種語言，就是用一種講話的方式講一百個故事。但是我們可有另一種方法，如果你一生講十個好故事的話，找和這個故事匹配的語言，一定能找到 有十種語言和它們匹配。比如說，我們用普通話講，最匹配的是講大陸的故事，但是用香港的地方話去講，還是最容易表達香港的故事。如果用大陸的話講香港的故 事，我覺得就沒有那麼精裏采。或者用英語去講發生在大陸的故事或者笑話，可能也不大好笑了。所以我說，無論你一生寫多少本小說，與這個故事最匹配的語言， 只有一種，例如我們做一個杯子工藝品，它與這個工藝品最絕配的色彩只有一種，不能說每個色彩都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當我在腦海構思故事，準備 寫作前，就會先想想用怎樣的語言去講這個故事，才最匹配、吻合呢?我寫《受活》的時候，用的幾乎都是河南的方言。寫《日光流年》的時候，用的是非常有詩意 的語言。《為人民服務》是文化革命的故事，那用的就是我經常說的紅色語言，亦即是毛澤東的語言，令它非常特別。所以對我來說小說的結構，不在於故事，或是 人物，也不是這故事屬喜劇還是悲劇，重點取決於用什麼語言去抒寫，亦是最困難的地方。所以經過寫作，不是說沒有故事可講，而是用什麼語言去講，這讓我花很 長時間，無法坐下來。比如現在，我已經寫了三個月，故事已經非常完整，但可能每天坐下來都找不到一個最好的語言方式去寫。這個語言肯定是和《日光流年》、 《受活》和《四書》不一樣的。找不到這一點，苦惱就揮之不去，找到後就可以回北京了。
鄺： 所以，找到了寫作的速度就會快很多？
閻： 那就快很多，作品可能在半年、一年就寫完了。但卻用上一年到兩年來尋找語言。這是一件很痛苦的過程。
鄺： 寫作對你來說是因為對生活的煩厭、恐懼，還是有其他原因？
閻： 我想寫作分幾個階段，最初的寫作非常明確，就是希望逃離原來的土地，就是從鄉村到城市去，因為在鄉村永遠吃不飽穿不暖。希望變成城裏人，這是我寫作的一個 過程。另外一個寫作的階段，是到了城裏之後，便希望有名聲，希望掙到稿費，希望更多人知道自己，向更多人證明自己。當你隨着年齡的增長，隨着你經歷，遇到 更多變化，你愈覺得那些都不再那麼重要，第一，你是城裏人還是農村人，這件事情對你已非常遙遠了，不再會那麼認真去考慮。當然隨着年齡愈來愈大，或者說身 體沒以前那麼好，再不會想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認識我了。
個人恐懼
鄺： 因為這一切都不重要了？
閻： 對，都沒有太大意義了。寫作對我而言，是一種抵抗，令自己不會倒下。就以對權力的恐懼為例，因為你是從農村來的，從底層來的，「權力」是從小時就嚮往的東 西。但慢慢對生活熟悉了解後，你就會發現，原來一個人的命運，不是一生努力奮鬥就可以改變。你所有的奮鬥，都不及領導人點了一下頭，就改變了，明白嗎？我 想，不是說我們奮鬥就會改變命運。全部努力和奮鬥都是被權力所左右，所以對權力產生一種巨大的恐懼，通過寫作來抵抗權力，抵抗很多對生命的恐懼。比如說， 《日光流年》，那實際上是對死亡的恐懼，很多人一生都是從恐懼中過來的。死亡對我來說，直到今天，我都無法解說這種非常虛幻的東西。你會覺得一個人死了， 就這麼消失，我無法接受這個問題。我對革命的恐懼，便寫了《堅硬如水》和《為人民服務》，對今天的混亂、現實和不安，寫了《受活》這樣的小說來，我對歷史 的恐懼，寫成了《四書》。我對很多事情的厭煩和恐懼，只能用寫作來抵抗，使我不會倒下去。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斷的寫作。
鄺： 你恐懼中國大陸的未來嗎？
閻： 這是個人的恐懼。作為一個社會人，你是社會的一部分，你會恐懼這個社會的現實，讓你無法知道這個社會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比如說，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可 能會知道明年、後年或二十年後可能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或者你知道不會發生變化，心裏是感覺到的，大可能之後還是這個樣子，什麼都不會變。你要知道，作為一 個大陸人，面對一個中國巨大的現實，你永遠不會知道，明天要發生什麼事情。
鄺： 比如說房子被突然拆掉?
閻： 這只是恐懼的一部分，你永遠不會想到這種事情會落到自己的頭上。你永遠不知道愛滋病會發生在你的家鄉。你怎麼知道高鐵的事情不會發生在你的頭上。你每天坐 高鐵就一定安全嗎？你永遠不知道在飯店吃到的就沒有問題。我想這些事情不是簡單的你能看得到，而且會成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說，你走在北京的街頭上， 你怎麼知道我們呼吸的空氣是什麼樣子呢？
精神解脫
鄺： 你覺得和中國今天的社會變化有關嗎？
閻： 當然有關係，今天中國社會的變化，不是我掌握得了，大部分作者都無法掌握。當一個社會往哪個方向發展，所有人都無法掌握，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現在我的 情況是，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打開手機，會永遠看到那些不可思議、聞所未聞的事情。那些什麼拆遷如何如何、那個商店，比如說，這種青菜是綠色的，三十 塊錢一斤；那種青菜，只賣三塊錢一斤，但你後來發現它們其實是完全一樣的，這是非常荒誕。比如說，你有點錢，去買點綠色食品，回來才發現，都是造假的。還 有一點，食品永遠無法證實是好的、無問題的，你就知道你每天生活在什麼狀態。
鄺： 到現在為止，寫作可以令你得到解脫、救贖嗎？
閻： 你寫一部作品，會完整你一部分精神狀態，但新的煩惱會接踵而來，新的煩惱來的時候必須要得到解脫，還需要抵抗它，如果一生講的都是一個故事，一個思考，我 想這個作家會比較輕鬆，但是如果你講的是十個故事，十個載體，用十個方法去講，就會不斷有新的煩惱出現。我想它談不到解脫或救贖，只是寫完一部長篇之後， 會有較短的時間感到輕鬆，但隨着閱讀、經歷，就會帶出新的煩惱、新的痛苦來，那就再開始新的寫作。
鄺： 在中國作為一個作家，最痛苦的是什麼？
閻： 我想在中國當作家，最痛苦的就是關注中國的現實。文學和其他恰恰是不一樣的東西，文學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和卡夫卡都關心現實，寫出很偉大的作品 來。但還有一種情況是，文學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它不像數學、物理、化學等，一定要做對才能得到正確結果。文學沒有一條最正確的道路，從各個方向走都可能走 到一個文學的高峰，這是文學的可愛和複雜。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有很高的文學地位，他的《邊城》是當代經典。但是那個作品也令你看到，原來逃避現實也能達到 這麼高的文學水平，對吧？今天恰恰就是這樣，關心中國的作家一定是很多人不喜歡的，這個不單是說官方政策上的不喜歡，而是你的讀者也不喜歡，你同行朋友也 不喜歡。
我寫了《四書》，因為大陸未能出版，我就交予香港的朋友，說希望在香港、台灣出版，這個香港朋友告訴我另一個香港人說：「這個作家 為什麼老是寫這樣的作品？」這讓我沉默，我想他認為，我寫了《為人民服務》的作品就算了，為什麼還要再寫呢？這個事情發生在大陸非常正常，但是由一個香港 的出版人講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可怕。你可以說覺得這個作品不好，不願意出版，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說這個作家已經寫了《為人民服務》，已經寫過《丁莊 夢》，還要去寫。這句話我就覺得不可思議。所以我想其實對一個作家來講，不關注中國現實可能獲得很多讀者喜歡，不關注現實也可以達到很高的文學地位和登上 高峰，所以不少作家都不關注現實。不關注可以當作家的領導、可以得到很多讀者和批評家的歡迎，那最後變成的是，你關注現實，你幹嗎的？你讓同行的朋友和批 評家都不喜歡你。
鄺：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讓你重新選擇，你還會選擇作家這條路嗎？
閻： 我想如果可以選擇幹這個或幹那個，我不會選擇再做作家，我希望過健康、平靜的生活，因為我現在看來非常健康，但其實二十多年來，有一段時間因伏在床上寫 作，現在走路沒問題，但是上樓梯完全不行，上山完全不成。個人非常痛苦，精神非常痛苦，所以我希望過非常穩定、平靜的生活，不會選擇文學，寫作並沒有為我 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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