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6-7-2012
編按：曾蔭權任期終於完結。曾多次為電視台採訪高官的羅振邦，在媒體工作期間，見證了曾蔭權的仕途經歷，在社會廣泛的非議聲中，他藉《萬曆十五年》的史觀，回顧曾蔭權功過得失。
踏入回歸十五年前夕，曾蔭權離開禮賓府，和他的管治年代一同走進歷史。新舊政府交替，難免有人喜歡評功過、論得失。最常用的方法是算盤入帳法，計算卸任特首曾蔭權任內做了什麼，什麼做不到，一加一減，啪啪啪！算盤一一入帳，得出總分；還有一些人喜歡用放大鏡，放大某些事件，從而評定功過；歷史學家黃仁宇看歷史，根據他的「大歷史觀」，不以顯微鏡看個人道德作論斷，更覑眼於用望遠鏡的方式，評定一些人物對歷史的影響，讓大家可以由另一個角度看待政治人物的歷史功過。
黃仁宇在他的著作《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提出的「大歷史觀」，聚焦明朝萬曆十五年，從一個看似無關痛癢的年份，選取了幾個典型人物，分析當中暗藏貫穿明末、清朝，以至民國初年導致中國盛衰的密碼。
從歷史人物尋找時代盛衰密碼
曾蔭權的回歸十五年，和《萬曆十五年》有什麼關連呢？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審視了明朝萬曆年間七個人物：包括最初有意勵精圖治，到最後變成不理朝政、以消極方式和群臣對抗的萬曆皇帝；還有力圖改革朝政，但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首輔張居正。他一面倡廉，一面又其身不正，最終被人群起而攻，落得抄家收場，難竟全功。還有清官海瑞，雖然執法不阿，但凡事以儒家教條辦事，看不到這套觀念的局限，最後成為受人景仰，卻無人願意仿效的道德圖騰。黃仁宇透過書中七個人物的互動，提煉出中國在政治制度上的缺陷，找出導致整個封建制度在三百多年後覆亡的原因。
新任特首梁振英曾經指出，過去五年在曾蔭權管治下，香港發展幾乎停滯不前。然究其原因，究竟是曾蔭權「放軟手腳」，還是泛民主派刻意阻撓？大家除了用放大鏡或算盤入帳的方式審視曾蔭權施政得失外，亦可考慮用黃仁宇「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的方式，來評定曾蔭權的功過。
當大家評論時政，只覑眼於一時一人的失誤，不妨把黃仁宇分析歷史的手法和觀點套用其中。毋須對號入座，亦不必將曾蔭權和一眾高官穿鑿為萬曆皇帝或張居正。然而歷史往往以類似的方式重演覑。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總結，中國古代的士大夫，虛以儒家道德教條的形式治國，又不追求商業和法律上的進步，文官架構缺乏改革動力，以致生產力跟不上需求，最終造成社會分化，整個封建制度亦隨之走向崩潰；歷史總是以類似的方式不斷重演；當然香港政治情和明末完全不一樣，但為政者之間的角力內耗，改革者難竟全功，以至空有道德抱負，但未能在現實環境中施展的情，又似曾相識。最後落得無論是在上者、改革派，以至空有崇高抱負的道德圖騰，都因為無法施展抱負而造成遺憾。用黃仁宇的方式看現今政治，將不同的政治人物代入其中，或者可以找到如國家總理溫家寶所說的「社會深層次矛盾」。
閱讀歷史的樂趣之一，往往是從事件找到治亂興衰的方程式。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另一個令人深思的是，他沒有像一般歷史學家，只聚焦大事件，加以分析。相反，他選擇放大明朝萬曆十五年，一個看似無關痛癢、沒有什麼重大天災人禍的年份作分析──要從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蛛絲馬舻開始，尋找擊潰一切的第一粒碎石。世人往往只覑眼於大事件的因緣果報，卻忽略了一些足以致命的末端小節。
從一個朝代推展至個人，追溯成敗得失，是否同樣可以套用黃仁宇選擇萬曆十五年的方式，尋回致命的端倪呢？由此路進，要評定曾蔭權施政走下坡，他的「萬曆十五年」又應該從何說起呢？究竟應該覑眼於他任內最後三個月狀連連，他開始接受富豪款待？還是發生在更早的年份，例如政府決定停建居屋時已經啟動？
歷史只能回顧而不能定格
從事傳媒業十多年，筆者對曾蔭權其中最深一個印象，他是一個有「脾氣」之人。可以從十多年前一個小故事講起。當年在北京採訪一個上京的港官，眾記者在他下榻的酒店守候多時。當高官出現，眾電子傳媒記者自然一擁而上，舉「咪」訪問。然而港官說了不夠幾句話，突然拋下記者，走到一旁，對身邊隨行拋下一句：「佢屈我，唔講啦！」
這位官員，正是當時的財政司長曾蔭權。
和不少從殖民地時代走過來的華人高官一樣，當年的曾蔭權，給人幹練、英語比粵語流利，和擁有一份精英的自信的印象。那些年的曾蔭權，和時任金管局總裁的任志剛、財經事務局長許仕仁的財金官員，合稱三劍俠。他們在九七回歸後，曾經聯手擊退狙擊港元的國際炒家大鱷，成功捍衛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猶記得當年三人一起開記者會，宣示港府捍衛聯匯決心的經典一幕。如果歷史在這一刻定格，捍衛聯匯的三劍俠將會成為傳奇……
到二○○六年，即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後不足一年，曾蔭權接受我們電視台歷時約半年的跟蹤專訪，有機會隨同曾蔭權一齊落區和拍攝巡視政府部門的工作。其中一次，曾蔭權到運輸署巡視，適逢之前幾日發生紅磡海底隧道失火，令整個港島區交通幾近癱瘓的事件。原定只是拍攝曾蔭權到運輸署交通控制中心的例行巡視片段，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曾蔭權口中的新加坡
當曾蔭權聽取運輸署官員介紹路面監察系統如何先進，卻愈看愈光火，語氣略重地問相關官員為何香港的交通監察系統，不能做到如新加坡等國家一樣，研發出一套可以令駕車人士透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即時掌握最新路，避開塞車。有關官員以專家口♣，理所當然地回應：「因為香港情比較複雜，加上太多高樓大廈……」
怎料話未說完，已經被曾蔭權打斷，反問道：「複雜？你能比東京或倫敦複雜嗎？香港這樣是不行的，我們比起其他東南亞地方落後得太多了！」該名官員即時為之語塞。
初出任特首的曾蔭權如履薄冰，經歷過金融風暴和沙士，曾蔭權對香港發展感到焦慮，他提出了強政勵治的口號，希望香港經濟盡快復蘇。如果歷史定格在這一刻，他將是一個求新求變的特首；然而歷史從來只可回望，卻不可以停下來。
如是者又過了六年，前陣子在官方與傳媒茶敘中，又有機會和曾蔭權作近距離接觸。臨別在即，他說，六月三十日晚搬離禮賓府將如釋重負，會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其間不會對新政府指指點點、胡說八道，不寫回憶錄，對是否被委任為全國政協職務也不會有太大期望。
看覑曾經豪情壯言，自言是政治家的曾蔭權，雖然說話仍然有他的一貫「脾氣」，但言談間多了一份蒼涼。對於他席間不斷強調離任後不會在政治上指指點點，甚至表明會離開香港一段短時間的話語感到好奇，忍不住問為什麼不斷表明自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擔心被人誤會嗎？曾蔭權的答案大意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沒有進一步說明，一切盡在不言中。
一個朝代總有它的「萬曆十五年」，同樣個人也可以有這種毫不起眼的人生轉捩點。如果曾蔭權果真有他的「萬曆十五年」，可以從我們認識他的一些事例中尋找得到嗎？至於我們自己的「萬曆十五年」又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呢？又由誰來評定我們的功過榮辱呢？
作者簡介：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其後負笈英國。曾在本港多間本電子傳媒從事採訪工作，現為鳳凰衛視香港台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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