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格的理想是完全透明。
【图：创建了“维基泄密”的朱利安·阿桑奇】
阿桑奇这个名字来自“阿森”，这是十八世纪初定居在澳大利亚星期四岛上的一个中国移民的名字，后来他的后代搬到了澳大利亚大陆。阿桑奇母亲的祖先于十九世纪中叶从苏格兰和爱尔兰来到澳大利亚寻找耕地；阿桑奇开玩笑说，他的流浪癖来自遗传。他的电话和Email地址经常改变，他那难以捉摸的兴趣和喜欢隐瞒生活中细节的作风经常令周围的人抓狂。
阿桑奇1971年出生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汤斯维尔城，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家庭动荡的情况下出生的。在他刚过完周岁生日后，他的母亲（姑且称之为“克莱尔”吧）与一个戏剧导演结了婚，两人合作做些小的作品。他们经常搬家，住过新南威尔士靠海的拜伦湾附近，库克船长的指南针曾在那里失灵的马格内特岛。他们都是坚定的新派人士。(17岁的时候克莱尔就烧掉课本，骑着摩托车离家出走)。后来他们在马格内特岛上的房子付之一炬，是因为克莱尔用来打蛇的来复枪弹夹爆炸了。
阿桑奇告诉我说，“在我童年这段时期，大多数时候跟汤姆·索耶一样。我有自己的马，自己建造筏子，去钓鱼，钻矿井和隧道。”
阿桑奇的母亲认为，正规教育会对她的孩子灌输一种对权威的不健康的尊重，会阻碍他们的学习意愿。“我不愿毁灭他们的灵魂，”她说。到阿桑奇14岁的时候，已经搬了37次家，这使他无法接受不间断的教育。他有时在家自学，也参加过函授班以及跟随一些大学教授进行非正式的学习。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如饥似渴地自己找书来读。他回忆道：“我总呆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看，特别注意引文中提到的书，然后找来读。”他的词汇量很大，但直到后来他才学会那些单词该怎么读。
阿桑奇八岁的时候，克莱尔离开了她的丈夫，开始和一位音乐家交往，他们有了一个儿子。这段关系充满了狂风暴雨，据她说，那位音乐家后来变得很暴力，于是两人分开了。因为争夺阿桑奇同母异父兄弟的抚养权，克莱尔觉得受到威胁，担心他夺走自己的儿子。阿桑奇记得她当时说，“现在我们得消失了。”从11岁到16岁，他一直跟着母亲东躲西藏。
奔波中，克莱尔曾在一间电器行对面租房。阿桑奇会去这家商店，在一台Commodore 64电脑上写程序，直到克莱尔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用省下的钱为他买下这台电脑。很快他就能够破解那些当时非常有名的软件，找到开发人员留下的隐藏信息。“人与电脑互动时的那种有条不紊对我很有吸引力，”他说，“就像是玩象棋。”阿桑奇喜欢那种局外人的生活。后来他在谈及年少时的一位朋友时，曾这么写道：“我们都是聪明、敏感的小孩，我们与主流的亚文化格格不入，我们怒斥那些融入者为不可救药的大笨蛋。”
16岁的时候，阿桑奇拥有了一台调制解调器，他的电脑成为了一个入口。那是在1987年，网站尚不存在，但电脑网络和电信系统已初具雏形，形成了一个电子世外桃源，供那些具备了必备技术的青少年肆意纵横。阿桑奇自称门达克斯（Mendax），这个名字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splendide mendax”，意思是“高尚的虚假”，他为自己赢得了“可以闯入最安全网络的高级程序员”的美誉。他加入两名黑客，一起组建了一个名叫“万国颠覆”（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的团体，他们闯入了欧洲和北美的计算机系统，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网络。在他与作家赛利特·德累福斯（Suelette Dreyfus）合著的《地下》（Underground）一书中，他描述了黑客亚文化的黄金法则：“不要损坏（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
在这段时间阿桑奇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离开母亲和那个姑娘住在一起。过了几天，警察登门造访，“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电脑设备，”他回忆。他说这次袭击是来自州警察，“原因是某些冒险者吹牛声称我们从花旗银行偷出了50万美元。”阿桑奇没有受到起诉，他的设备也被归还了。“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做事更谨慎才是上策。”之后他和女友去了墨尔本，阿桑奇发现她怀孕之后，便一起搬到克莱尔附近住下。阿桑奇18岁的时候，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不久他们的儿子就诞生了。
他还是经常从事黑客活动。在“万国颠覆”的成员意识到当局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之后，数字探险变得越来越刺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该小组展开了一个称之为“气象行动”的调查，而这些黑客设法对调查进度进行了监视。
1991年9月，在阿桑奇20岁那年，他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北电（Nortel）在墨尔本的主终端。通常，阿桑奇是在晚上入侵电脑系统，但这次，一名北电的管理员也在系统里。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抓住，阿桑奇试图用幽默的方式与他搭讪。“我已经控制了系统，”他写道，但没有给出自己的名字。“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挣扎。但现在我终于看见了光芒。”那名管理员没有回应，于是阿桑奇又发送了一条信息：“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我们没有捣乱，甚至还做了些改进。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万国颠覆”对北电的入侵，使“气象行动”的调查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调查者们调查了电话线路，试图寻找黑客们使用的是哪里的电话。调查小组的负责人肯·戴对我说：“朱利安是这伙人中水平最高、最藏而不露的一个。他有利他主义的动机。我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受到‘天下不应该有秘密’这一信念的影响。”
《地下》中描写阿桑奇愈来愈担心被捕：“门达克斯梦见警察随时都来袭击，他梦见脚步声在他门前响起，黎明前的黑暗中，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凌晨五点闯进他家后门，”后来他把自己的磁盘藏在一个蜂房里，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因为担心被捕，到了十月份，他的状态已经非常不好，几乎不吃不睡。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他。29日晚上 11点半，警察终于来了，此前他一直拨电话，但只能听到话筒中的忙音。肯·戴敲开了他的房门，说：“我想你是在等我吧”。阿桑奇受到了31项指控。等待审判期间，他患上抑郁症，还跑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试着与母亲住在一起，但几天之后，他就跑到附近的公园睡觉去了。他住在丹德农国家公园茂密的桉树林中，蚊子把他的脸叮得伤痕累累。就在那段时间，“你内心的声音平静下来了，”他说，“内心的对话由一种说话的渴望所驱使，但如果周围没有别人就没有用处。我不想说得太像佛教徒，但就在那段时间，‘自我’的形象在内心消失了。”
有关部门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阿桑奇及其“万国颠覆”的其他成员送上法庭。肯·戴告诉我，“当时我们这个电脑犯罪小组刚成立，政府说‘你们要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好吧，要想造成威慑，就得起诉，我们利用朱利安和他的小组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北电的一个电脑安全小组起草了一份事故报告，声称他们的黑客行为造成了十多万元的损失。其中主要一项指控描述阿桑奇无法无天的行为时说他，“就像万能的上帝一样为所欲为。”
因为政府的过激反应，阿桑奇面临可能达十年的监禁，他买来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地狱第一层》（The First Circle），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古拉格监狱的遭遇。他读了三遍，后来他写道：“它和我的经历是多么相似。”他认为，“只是进去看看”的黑客行为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他想推翻对自己的指控。但团体中的其他人想和政府合作。“法官说，‘犯人起立’，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是对人格的考验，”他说。最后，他承认了25项指控，另外6项指控被撤消了。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说：“除了聪明的好奇以及，那是怎么说来着——在各种电脑上获得‘冲浪’的乐趣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其他问题。”阿桑奇受到了唯一处罚就是向澳大利亚政府支付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金。
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阿桑奇与母亲一起，为了获得儿子的抚养权采取了行动。这项法律行动要比他的犯罪案件来得艰难。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及其新男友危及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想限制她的监护权。但州立儿童保护机构——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却不这么认为。后来案件的细节并未公开，澳洲家庭法院的记录一直无法取得。但1995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发现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其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件中发生了偏差。”当这个机构认为孩子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时，并没有立刻出示证据。就这样监护权之争演变成国家的政治斗争。
克莱尔告诉我，“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压制人民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她和阿桑奇以及另外一位活动分子组建了一个名叫“父母对保护儿童的调查”的组织。在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开会的时候，“我们进去进行偷偷地录音。”他们的调查组织利用澳洲自由信息法案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取得资料，他们还向保护儿童工作者散发传单，鼓励他们说出内幕，为他们创建的“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你们可以匿名，”一份传单上写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把机构的重要内部文件泄露给了他们。阿桑奇告诉我说，“他们内部有持不同看法的人当我们的线人。”
1999年，经过三十多次的听证会以及上诉后，阿桑奇与妻子达成监护协议。克莱尔告诉我，“我们经历了高度的紧张，我认为尘埃落定之后自己得了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就像是刚从战场回来。你无法与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我确定朱利安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她说，阿桑奇的头发从那以后就从深棕色变成了灰白色。
阿桑奇觉得筋疲力尽。他骑着摩托车穿越了越南。为了尽最大努力挣钱抚养儿子，他做各种工作，甚至做过电脑安全顾问。他进了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他以为，破解宇宙背后的秘密法则会带来智力刺激，打消黑客行为的冲动。但事实并非如此。2006年，他在博客上描述了一次澳洲物理学会组织的会议，“900个职业物理学家出席会议，这个组织是由恐惧地哭泣着的因循守旧者把持，他们有着极其低劣的人格。”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弟子”，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保护网”——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扭曲了人的心灵。他起草了一份标题为《阴谋即统治》的类似宣言的东西，试图将图论（graph theory）运用在政治上。他写道，不合法的统治本质上就是阴谋，它是官员们“暗中合作、致力于损害老百姓”的产物。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渠道中断后，同谋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一定会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当信息交流趋近与零的时候，阴谋就会终止。揭秘是信息战的工具。
这些想法很快就演变成了“维基揭秘”网站。2006年，阿桑奇把自己关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工作。他很有创意地把网站的工作流程表画在墙上和门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了。厨房里有一张床，他请来背包客们来到学校和他同住，报酬是帮他建设这个站点。“他根本不睡，”一个当时同他合住过的人说，“他也不吃东西。”
根据目前的运作流程，瑞典网络服务提供商PRQ.se提供网站的主机托管，这家公司可以承受法律压力和网络攻击，并坚持客户的匿名。提交的材料首先经过PRQ，然后送到维基揭秘位于比利时的服务器上，再然后送到“另一个法律上较为友善的国家”，在那里它们将从“终端机”上删除，储存在其他地方。这些“终端机”由一群极其隐秘的工程师进行维护，他们是维基揭秘的高级祭司。其中一人通过加密的聊天方式告诉我说，哪怕是阿桑奇和维基揭秘的其他公共成员“也不能进入到这个系统中的某些部分，这不仅是保护他们，也是在保护我们”。整个流程乃至提交的各种文件都被加密，传输一直以经修改的Tor网络匿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网络传输以极为隐秘的“虚拟管道”进行传送。
维基揭秘的计算机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许多假的提交文件，用以掩盖真正的文件。阿桑奇对我说，这个系统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比“任何一个银行网络都要安全得多”。
网站开张之前，阿桑奇还必须向潜在的捐赠者表明网站是可信赖的。维基揭秘的行动分子之一拥有一台服务器，作为与Tor网络的接入点。上百万份秘密文件经由它传输。当时行动分子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黑客使用网络搜集外国政府的信息，他们开始记录这些黑客的行动，这些资料中中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在维基揭秘中被公开，但这最初的部分为维基揭秘奠定了基础。就这样，阿桑奇终于可以说，“我们拥有从13个国家收集的一百万份文件。”
2006年12月，维基揭秘发布了第一份文件——由索马里反对派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署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也是从中国黑客通过Tor网络传送的信息中找到的。这份文件声称将对政府官员处以死刑，因为他们雇佣“罪犯”来袭击他人。阿桑奇和其他人都无法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他们觉得他们的读者会使用网站上同维基百科（Wikipedia）类似的用户编辑功能来分析这条消息。他们公布了这份秘密决定，并附上了长长的评论：“这是不是一位与本·拉登走得很近的穆斯林好战分子发表的一份大胆宣言呢？抑或是美国智囊聪明的抹黑行动，意在破坏索马里政局联盟的团结，并达到操纵中国的目的？”
后来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永远无从知晓。然而关于维基揭秘的新闻却迅速传播开来。几周后，阿桑奇飞往肯尼亚参加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会议，他在会上展示了维基揭秘网站。“他收拾行李可真逗，”当年和他同住的人说，“有人来接他，问，‘你的行李呢？’他跑回屋子拿起一个水手的口袋，抓起一大堆东西扔进去，其中大都是袜子。”
阿桑奇在肯尼亚呆了几个月，通过电话和网络随时和朋友们联系，但对自己的行踪却始终语焉不详。他的一个朋友说，“当时的情形就是：‘朱利安在哪儿？’大家总是很难找到他，他总想藏起来。”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7/03/new_yorker_assange_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