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362
2012年07月05日 19:32 PM
香港：15年來的“變”與“不變”
Big Brains公司所有者 西蒙•卡特利奇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有一個問題我肯定已經回答過幾百次了，那就是：“香港有什麼變化嗎？”我的第一反應總是：當然有。一切都不一樣了。但我最後通常會簡單地回答：“沒有。”畢竟，香港的核心優勢全都還在——開放的經濟、言論自由和個人自由。法治的地位依然穩固；每年6月4日，數萬民眾仍會聚集到維多利亞公園(Victoria Park)，紀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死難者。
但隨著香港特區第三位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的上任（他於7月1日宣誓就職），我的這個“標準”回答開始顯得過於輕率了。過去15年間，香港發生了一些微小但深刻的變化，在這些變化面前，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由行政長官驅動的政治體制開始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香港比較明顯的變化有三個。第一，民眾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1997年，18歲至32歲的人群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接受過高等教育，如今這個比例約為二分之一。其次，人口老齡化加劇，中位數年齡已從36歲提高到41歲。第三，財富差距擴大，這是非常不利的一個變化。政府最近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香港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一種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甚至已遠遠高於美國和英國。簡言之，與以往相比，香港變得“聰明”了一些，“老”了一些，社會公平度也大大下降了。
這三個變化正在漸漸重塑這座城市的性格。在上世紀60至90年代那段瘋狂擴張的時期，也就是在香港的黃金年代，似乎凡事皆有可能。從大陸來的難民可以在香港發財致富。即便發不了財，他們也有希望看到自己能掙到更多的錢，他們的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然而如今，人們對未來的理想變得更加謹慎。從賬目上看，香港比15年前富裕得多。儘管亞洲和全球都出現了金融危機，但香港的實際本地生產總值(GDP)自1997年以來增長了50%以上。可新增財富卻很少流向了普通民眾。香港繼續扮演著中國主要國際金融門戶的角色，頂層的富人也隨之繼續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但對工資最低的三分之一香港民眾而言，薪水幾乎沒漲。中產階層的收入情況略有改善，但面對房價的飆升，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只能望房興歎。
在香港，民眾的不滿已變得不容忽視。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Tung Chee-hwa)，因一系列事件處理不當被迫下臺，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反顛覆法問題的處理曾致使50萬香港民眾上街抗議。第二位特首曾蔭權(Donald Tsang)在任期最後的幾個月裏，日子也過得不安穩，他被指從香港富豪那裏收受好處，包括曾經搭乘他們的私人飛機。
有這樣的前車之鑒，新任特首現在應該已經感受到了壓力。他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迎接變化，而不是躲進避風港、維持現行做法。他必須讓香港的政治體制變得更有彈性，即能夠迫使已經確立的特權階層做出改變，同時讓香港的政治體制少受這樣一種論調的影響——只有維持現行做法，經濟才能繼續增長。簡言之，香港需要少一些和諧，多一些變化。這不會對香港經濟的健康構成威脅。相反，這會促進香港經濟健康發展。通過推出一些舉措、撼動大亨主導經濟的局面，香港能夠為新一代企業家的成長開闢道路。只有推行真正的民主、推動特首直選，才有可能促成這種變化。
梁振英或許可以把這一觀點和北京方面一起分享，他可以讓北京方面知道：對香港有好處的事情，對中國也有好處。隨著中國內地的社會、經濟情況變得越來越複雜，中國政府也發現，缺乏直接問責制的經濟自由將很難持續。既得利益階層會極力維護他們已經獲得的財富和權力。如果依然是國富民窮（目前看來這是有可能的），民怨將不斷集聚。
香港的經歷表明，不一定非得有民主，才能迫使領導層改變。
本文作者在香港生活了21年，他是研究和出版公司Big Brains的所有者
譯者/何黎
from 椰子樹下打盹的哲學家 http://tw.myblog.yahoo.com/jkt921/article?mid=15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