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Roxane Gay
日期： 201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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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的回應只限於 “你不和我們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那些需要悼念和諒解其複雜性的人便被視作壞蛋。
在上星期的巴黎恐怖襲擊—持重型武器的槍手攻入法國諷謔雜誌《查理週報》(Charlie Hebdo)總部，殺死8名職員，2名警察，1名大廈維修工人，並引致另外一些人受傷之後，法國和其他地方有許多人宣告說，Je suis Charlie (我是查理)。
在星期日，包括默克爾、內塔尼亞胡和卡梅倫等一些世界領袖在內，成千上萬的人在巴黎聚集，出席團結集會，表達悼念和蔑視。那裏有著Je suis Charlie, Je suis Ahmed(我是阿默德，在襲擊中被殺的穆斯林警察的名字)和Je suis juif(我是猶太人)的呼聲。
這些宣言的用意在於向死去和活下來的人顯示支持。它們讓人們得以嘗試進入他人的生活並運用語言的力量。在悲劇面前，我們見過這樣的追思：I am Troy Davis; I am Mike Brown; I am Eric Garner; I am Renisha McBride。
但我們不是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我們可以也的確會明白死者、倖存者和他們的親人所處的困境。我們可以也的確會明白我們全都很脆弱，而我們可以也的確會明白我們為什麼不能受恐懼扼制，但是為什麼要急著在修辭上取代亡者？這能夠為他們帶來什麼？我自從得知巴黎發生的事情之後一直感到心痛，但是—je ne suis pas Charlie et je ne suis pas Ahmed et je ne suis pas juif。
有些時候，沉默等於贊同。但是，在別人失去生命的時候沉默真的也可以這樣看嗎？假如我說je ne suis pas Charlie，就假定我默然贊同恐怖主義，這合理嗎？
我毫不含糊的相信表達自由，然而，正如我先前寫到，我希望更多人理解，表達自由並不是免於承擔後果的自由。我覺得《查理週報》的一些作品令人反感，因為那些漫畫附帶的諸多情緒當中以各式各樣的偏執為主。但是，不能因為我覺得反感就做出那份雜誌該畫什麼或別的決定。《查理週報》的漫畫家—以及各地的作家和藝術家—應該擁有表達想法、挑戰權威而不被殺死的自由。對任何事情來說，謀殺都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後果。
可是，表示不滿《查理週報》一類諷謔雜誌對你著緊的東西—比如你的信仰，你的人格，你的性別，你的性欲，你的種族—的描述也是在行使表達自由。
對團結一致的要求可以很快的變成對集體思維的要求，這樣要表達細微差別就不容易了。這使我們對事情的理解落入黑白二分思維—你不和我們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而不是容許別人在悼念、生氣的同時對被忽略的複雜性表示理解。
使人沮喪的是看到要求穆斯林社群讉責恐怖主義的呼聲；使人沮喪的是看到記者標榜“好的”穆斯林，就像“好人”是整個民族的例外那樣。
我們會繼續看到有關諷謔、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的討論。我們會看到如何避免這種悲劇的推測，原因是推測比接受我們無法預防恐怖主義要容易一些。我們不可能以理性思考或我們的是非觀念來動搖極端主義者。
生活的節奏很急，但是，有時候，思慮的𨒪度卻說不上快。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堅持要別人即時回應，即時同意—一種普世而即時的“我也是”—就像我們完全不讓別人停下來思量他們在權衡什麼似的。當感受最簡單純粹的悲傷和憤怒比較容易的時候，我們不想這些情緒變得複雜。
我自己年歲越大 (希望也越明智)，便越想要停下來。我想要有時間想通透自己的感受以及這種感受的成因。我不想為了向別人提供他們要的即時反應而對我完全不了解的事情扮專家。
我們通過可供使用的途徑—通常是社交網絡—表達對回應的要求增加了，部份原因在於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無能為力。我們是有工作、有家庭、有日常顧慮的人。面對巴黎的恐怖主義，尼日利亞數百名女生被綁架，位於科羅拉多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大樓爆炸或手無寸鐵的黑人被警察殺死等事情，人很容易感到無能為力。
在我們的社交網絡裏，我們可以感到不那麼孤單。我們可以感到不那麼無能為力。我們可以做出這些表達團結一致的姿態。Je suis Charlie。我們可以更改自己的頭像。我們可以分享彼此的憤怒，彼此的恐懼或悲慟，而不用去面對我們可能做不到更多事情了這點。
但是，我們還是感到無能為力，我們還是感到不足夠。當我們看見有人不和我們一同表達團結—不顯示他們注意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我們就看到一些我們可能改變得了的東西。這就是我們要求忠誠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