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转自“南蒙古时事评论”网站。作者杨海英，1964年生于内蒙古，1989年赴日本留学，专攻文化人类学。现任日本国立静冈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杀的记录》上、下(岩波书店，2008，见图)等。译者吉普呼兰, 南蒙古人，现居日本。转帖中的黑色字体的颜色为博主所强调。
殖民地統治與大量虐殺——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新視野 ＊
日本學者清水昭俊在分析作爲一種思想的人類學在殖民地狀況中所經歷的變遷時指出：「收集『正在消亡』的『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文化』的、殘留至今的零散資料。後世的人類學者稱這種研究狀態和方法爲「搶救(salvage)人類學」，因爲他們只專心致志地對於殘留很少的倖存物進行搶救。……搶救人類學家們希望，爲了有利於包括自己在內的『文明』，設法從『文明』正在被消滅的人們那裡，接收他們曾經保持到最後的文化遺産並使之成爲己有。從使自己得以成立的認知準備而言，搶救人類學完全是文化的殖民性掠奪」1。
清水昭俊通過論述「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梳理了人類學與殖民地統治的關聯2。他所指的殖民者，並不是僅僅包括歐美和日本，中國也是其主要對象。對於近代以前的「中華」及其周邊世界的階層構成，清水指出：歷史學家僅僅使用具有價值意義的術語「華夷秩序」來表現，而對於使用「帝國主義」或「殖民地統治」進行表述則很謹慎。然而，其後，只是以作爲主權國家而獨立的各個國家爲單位去分析「中華」世界的話，這樣的歷史闡述是不妥當的。因爲，對於那些在近代以前被強行納入「中華」世界的地域，歷史學家們只是追究帝國主義所實施的殖民地化以及其後的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而沒有更多的關注介入於其中的、民族間的壓迫關係3。
清水指出，中國的「華夷秩序」與西歐近代的帝國主義是連續性的。他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即中國在宣布「從西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了人民」之後，對於各民族強制實施了殖民地統治的實際狀況。歷史學家們沒有充分認識到，「華夷秩序」並非停留於文質彬彬的禮儀，其實質是壓迫和剝削。因此，我在清水理論的基礎上，基於在被近現代中國殖民化的內蒙古的歷史和文化進行調查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的殖民地性質。進而，我主張，這一問題同時也是回顧日本推行殖民歷史的間接材料。
一、作為同謀的搶救人類學
戰前的日本曾經擁有滿鐵調查部和西北研究所等很多高等研究機構。撤離大陸後的日本，從1945年開始進入了「在中國的田野調查的喪失期」、盛行「沒有中國田野的中國學」4。被時局所動員的人類學家們在反省之後，便回歸到脫離政治的、作爲純粹科學的人類學研究。然而，對於自己在過去的殖民地運營中扮演的同謀角色的批判和反省，並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徹底。
東西冷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開始，中國門戶有所開放，衆多學者再次進入中國大陸展開細密的實地調查。在全面上演「日中友好」的時期，日本的人類學者所看到的是，由「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推行的「破舊立新」政策所破壞的、沒有「傳統文化」的「新中國」。如果借用清水昭俊的表述，當時的狀態讓人類學家們深刻的認識到，那正是一種「正在滅亡的人民」勉強維持「傳統文化」、而人類學家們的「調查來得過遲」的狀態5。從此，再次開始了現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的搶救人類學」。
熱心於「搶救人類學」的並不僅僅是日本的人類學者。幾乎在同一時期，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衆多留學生，從「人民中國」來到「資本主義的日本」尋求真理。我們也曾經沒有絲毫的勇氣去研究「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消滅封建傳統文化」的暴力行爲，而只是醉心於1949年以前的「傳統文化的重新構建」。其實只要對於「全人類都應該追求的、幸福的社會主義中國」與「人民由於受到剝削和壓迫而終日氣喘噓噓的資本主義日本」進行比較，即可一目瞭然看清楚「中國的問題群」，我們卻一直拖延未予以正視。我們這些出身於當地的人類學徒，長期以來一直有意迴避中國獨特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群」，即「消滅了人民和文化」的共産革命暴力的問題，事實上與日本的中國學者構建著同謀關係。對此，現在至少我自身在進行反省。應該將「正在消失的文化」與「消滅文化的暴力行爲即共産革命」同時作爲研究課題。只是，如果允許以今天的視野進行一點點的辯白的話，正如清水昭俊所指出的，他們(人類學者)「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6。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事人(即被殖民者)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換言之，因爲「在現代，先住民經常采取與搶救人類學同樣的手法認識其文化的傳統』，並將其作爲他們文化再生運動的象徵」。可以說，在我們當事人所進行的傳統指向研究行爲中，也包含著「文化再生運動」的目的。
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同謀性」，那便是對於民族文化擁有最爲豐富知識的民族學者，卻一直忽視中國的民族問題。我認爲，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必須從正面認識、努力解決民族問題。而研究中國的民族問題時，則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即到1976年爲止，殖民地統治和大量虐殺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基本特徵，今天的最大特點和目的，則是文化上的種族滅絕。學者們應該以這樣的視角和態度面對民族問題。下面，我以內蒙古(南蒙古)爲例進行具體闡述。
二、殖民地統治
殖民地統治的特徵是讓征服者定居落户并壓榨和剝削原住民，並冠之以「文明的使命」的大義名分。我的故鄉內蒙古，從近代以後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
1.淪爲中國和日本的雙重殖民地的內蒙古
對於中國人(漢人)的大規模侵略感到深刻危機的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於1911年「實現了亞洲最初的近代民族革命」7。北部的蒙古高原獲得了獨立，而南部的同胞們則遭受中國軍閥的壓制，作爲生活基盤的草原被開墾，各地長期出現了大量的虐殺。在中華民國，內蒙古被畫爲政治地位不明確的「邊疆」，但是他們從未失去對於獨立的嚮往。無論是貴族階級的王公還是普通民衆，曾經多次向庫倫(今烏蘭巴托)的神聖大汗(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送盡忠書簡，請求搶救。博克多汗的蒙古政府也爲了解放同胞，而嘗試過軍事上的統一作戰。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軍隊也幾度對蒙古人行使武力，從而在槍口下，使他們上演了對中國人政權的忠誠。因此，在蒙古人看來，中國的最初的近代「革命」，是更加鞏固地占領了由中國人農民的殖民入侵而獲得的殖民地。
而其後不久，打著「成吉思汗乃源義經也」旗號的武士們出現在草原上，驅逐俄國勢力，割取內蒙古的東半部分成立了滿洲國。基於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占據了滿洲國國土一半的事實，誕生了對於日本而言的「滿蒙」。但是，日本人創建的滿洲國並沒有招來蒙古人的太大的嫌惡。因爲，滿洲國大力發展教育，在推進蒙古人的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8。而且，堅持「五族協和」的滿洲國，禁止殖民入侵的中國農民與原住民遊牧蒙古人的混居，禁止開墾草原。滿洲國由於注意保護生態環境，采取優待原住民蒙古人的政策，不僅對於內蒙古、而且對於新誕生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而言也是很有誘惑力的國家9。相反，同時期的中華民國在內蒙古僅僅設立了一所學校。甚感「幸運」的是，該校是我的母校——國立伊克昭盟中學。以內蒙古作爲據點的傅作義等中國軍閥將蒙古人視爲協助日本的力量，槍殺蒙古人，企圖制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爲山西、河北等地的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內蒙古定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或許就是兩個殖民地宗主國在政策和運營上的根本區別。
作爲宗主國的中國，通過排除另一個宗主國日本的殖民活動，將他人的領土即蒙古人的國土納入了自己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通過「抗日」，中國人獲取了主張將內蒙古納入自國領土的依據。也許有些稍微偏離正題，但台灣的近代史變遷也是中國人的這種主張的旁證。台灣原本是台灣先住民的故鄉，然而在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爲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的避難所，演變成爲中華民國。
在1945年夏季到秋季之間，內蒙古的蒙古人經歷了殖民地解放的瞬間的感動。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軍進軍到萬里長城，爲實現喬巴山元帥「爲我們血肉相連的內蒙古同胞的解放」而勇敢奮戰10。內蒙古的蒙古人也成立了「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以期實現全民族的統一。然而，大國之間獨斷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的女神，並沒有向蒙古人綻露微笑。
對蒙古人而言，這一協定驅逐了「從『那仁烏魯斯(蒙古語：太陽之國)』而來的、善良的近代殖民者」，但是以「文明人」自稱的、不識字的粗野漢人農民，卻永遠地留在了蒙古人的領土上。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被剝奪了與同胞一起建設國民國家的機會，取而代之的卻是將中國人作爲「兄長」，並不得不作爲「中國人民」而生活。我認爲，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之所以不斷發生衆多的民族問題，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處理埋下的火種。
2.永恒不變的民族革命的性質與殖民地統治
近代蒙古人的民族革命，無論內外(南北)，究其根源，均爲反對中國人的侵略和草原開墾而爆發的。換言之，近代的蒙古人的民族革命勾畫了「反開墾史=民族自決史」的構圖。獨立蒙古國的第一代元首、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反復多次向蒙古各地發布命令，鼓舞民族革命，號召人們「殲滅所有侵入草原將大地變成黃色沙漠的漢人」。領導武裝起義的內蒙古東部的陶格套胡、嘎達梅林以及西部的鄂爾多斯地區的丹丕尔、烏力吉傑爾嘎拉(希尼喇嘛)，都曾嘗試將強烈的反漢、反對草原開墾的精神與共産主義思想的溫和的一面結合。1925年秋，在位於長城腳下的張家口成立的蒙古人政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也懷抱著同樣的目標，而其嶄新的特點是由共産國際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直接領導。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殖民政府滿洲國保護了蒙古人的草原，采取限制中國人的殖民入侵的政策，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們在共産國際的啓發下，欣然變爲了滿洲國的優秀官吏和軍人。
滿洲國消亡後，不得不相信漢人共産主義者而別無選擇的內蒙古的蒙古人，從1946年起，被迫劃入中國領內。在社會主義大本營莫斯科接受訓練的「紅色之子」烏蘭夫 (1906-1988)，保存了曾經身爲滿洲國的官吏和軍人的「挎洋刀的蒙古人」，並於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這一歷史性壯舉，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早了兩年半。烏蘭夫最晚到1947年3月17日，一直向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承認蒙古人的「自決權」和建設「民主聯邦國」，這一事實在中國共産黨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證據11。烏蘭夫希望在中國實現蘇聯型的民族自決。不言而喻，正如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自身也以在當時非常具有魅力的「民族自決」爲幌子，壓制「邊境的野蠻人」們的「離心力」12。但是，烏蘭夫和他的同志們完全遭到欺騙，給予少數民族的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3.社會主義殖民地的強化
內蒙古的革命家們在與同胞蒙古人民共和國統一的道路被切斷後，不得已選擇了中國。然而，他們無一例外地承認內蒙古成爲了中國的殖民地13。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向周邊地區進行大量的殖民入侵，少數民族天真爛漫地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會成爲殖民行爲的防波堤。然而，中國共産主義者們非但絲毫無意解決從前的民族問題(即草原開墾和中國人的殖民入侵問題)，相反，將殖民入侵行爲以「開發邊疆」和「加強國防」的名義進一步正當化。
1949年的內蒙古自治區，有大約100萬蒙古人，而中國人爲500萬。以貧困農民代表自居的共産黨，無視蒙古人遊牧民「天賜之物草原」乃共同所有的古老理念，將擁有牧地的先住民蒙古人挨家挨戶地認定爲「地主」或「牧主」，並「和平地」(發動惨無人道的「土改運動」、用武力)剝奪了其土地。所謂「牧主」、「地主」原本在蒙古這樣的遊牧民社會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中國共産黨所製造的概念。遊牧民社會的階層分化並不發達，不存在漢人社會那樣的「地主剝削貧農」的階級壓迫。中國共産黨爲了分裂蒙古人社會，將蒙古人的土地分割給殖民入侵的中國人，而杜撰了基於階級理念的這一概念。按照共産黨的理念和政策，在內蒙古所謂的壓迫剝削階級，從肉體上亦被消滅，攫取了土地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在蒙古人的故鄉定居並長久落戸。連續大量增加的中國殖民入侵者未曾受到蒙古人的絲毫抵抗，歡天喜地的向蒙古人的大地開進了鐵犁和鋤頭。作爲中國共産主義者同謀的烏蘭夫，在1964年悲歎地指出：「從1958年起開墾了1000萬畝土地，而其中60%以上變成了沙漠」14。請允許我在這裡重複指出，蒙古族革命家烏蘭夫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內蒙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他率領「被壓迫民族的蒙古人」，爲擺脫被殖民的狀況而奮鬥。但是，根據殖民入侵的中國人人口的增加和草原開墾面積的擴大等事實，他認識到，談何殖民地被解放，其實殖民狀況早已進一步惡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因如此，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後的1959年，烏蘭夫仍然主張「內蒙古在歷史上曾經是獨立的國家」，強調「蒙古民族必須尋求自治、自決，實現獨立和統一」。烏蘭夫於1966年春被整肅下台，此時，理應早已被他「解放」了的殖民地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卻變爲7:1。即七個中國殖民入侵者在「幫助」一個蒙古人。
這樣的事實並不僅限於中國。由貧困的俄羅斯人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宣稱「解放」了中亞的各民族。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打算禁止俄羅斯人的殖民入侵，也未能阻止俄羅斯人對當地人的歧視。俄羅斯人「認爲，俄羅斯人殖民入侵並定居的塔塔爾斯坦爲首的中亞以及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地區絕不是『海外領土』，而是俄羅斯領土的延伸」15。中國人也同樣，毫無任何根據地認爲內蒙古是「我國固有領土」，強制推行殖民入侵和定居。
反殖民和反開墾是蒙古民族革命的性質。然而，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並沒有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相反，卻使問題愈發嚴重。大漢族主義絕不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特許專賣，自我標榜「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産黨，遠比其對手更加露骨地歧視「落後的少數民族」。蒙古人對此感到驚愕無比。作爲近代産物的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未能得到解決。這一事實表明，在1960年代殖民地已經終結的說法是錯誤的。可以斷言，在以歐洲爲宗主國的殖民地崩潰的同時，「社會主義殖民地」反而被強化，並由共産主義意識型態不斷得以正當化。
2011年5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近郊的蒙古牧民被中國人開礦者殺害。由於在蒙古人的居住地附近發現了露天煤礦，中國人的數百台礦車和大型卡車夜以繼日地蜂擁而至。這些成群結隊的大型車輛在草原上毫無秩序的隨意馳騁，脆弱的植被遭到嚴重破壞，導致沙漠化，輾殺家畜卻拒絕賠償。甚至猖狂叫囂：「即使殺死蒙古人，只要賠錢就行」，襲擊蒙古人。同年11月，在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淒慘事件非常多。共産黨政府每次都出動人民解放軍，鎮壓反抗的蒙古人，主張開發和資源掠奪是正當的。這些事實表明，奮力保護草原的蒙古人與強行開墾開發(實質上是掠奪和破壞)的中國人的對立，即使在進入21世紀後，依然沒有任何變化。只有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和軍閥才是萬惡，而共産黨和社會主義者的開墾則爲善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否認「幫助少數民族的、善良的中國人共産主義者」的行爲是侵略和殖民，這種強詞奪理符合薩依德•艾德瓦德所指出的殖民地統治中的「重新設定、重新設置」16。在這裡，非常明顯的存在著凌駕於民族革命、民族問題的性質的、甚至超越了生活特性之間差異的、不同文明間的衝突。
進入到21世紀後的今天，內蒙古從過去的7:1的比例有了更大飛躍，「十個中國人愛著一個蒙古人」。如果還否認現在的內蒙古是殖民地，那麽，更名爲取消了「自治」的「漢土」，則更接近真相。
三、大量虐殺
社會主義者們曾有過以「民族的消亡」爲理想並爲之鬥爭的歷史。「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以他們所擅長的暴力企圖實現「民族的消亡」。正是由於內蒙古自治區被劃爲中國領土，在此，發生了以蒙古人爲對象的大屠殺。
由中國共産黨發動、始於1966年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約有34萬人被捕，2萬7千9百人遭到殺害，12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人口約140萬，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人中有一人被殺害。對於女性的強奸等性侵犯在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滿洲國時代的「協助日本的罪過」以及尋求與自己同胞國家的統一、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爲殺戮和強奸的藉口17。
前面提到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爲了蒙古民族的自決和獨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共産國際的支持參與下，於1925年成立的政黨。經歷了日本統治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尋求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統一，但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斷定「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歷史是分裂偉大祖國的行爲」，發動了根除蒙古人精英的殺戮。這種國家暴力，就是學者們所說的「國民國家型種族滅絕大屠殺」。國民國家的建設和尋求民族自決，是近代的普遍原理之一。然而，中國則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否定民族自決，因而可以認定具有反近代的性質。針對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獨立的鬥爭，「人權國家」法國卻對其施行拷問和私刑。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法國是相同的。中國爲了建立漢人統治的國家，而對於反對中國統治、力爭建立自己的國民國家的蒙古人進行大肆虐殺。詳細分析蒙古人成爲其殺戮對象的過程，非常明顯，「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才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強權和暴力的本質。即使在今天，中國政府依然大肆宣揚，合併台灣是善行的「祖國統一」，而維吾爾人和蒙古人與同胞統一的願望則是萬惡的「民族分裂」。這表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隨時再次發動「爲了正義的種族滅絕大屠殺」的危險。
遭受大肆種族屠殺的並不僅僅是蒙古人。「重新征服這一地區是令人欣慰的、偉大的事情。文明在和野蠻的抗爭中不斷推進。開明的國民向蒙昧的人們伸出援助之手」。這是過去法國在征伐阿爾及利亞時的宣言18。與法國人並肩前進的中國人也於1958年開始侵入青海省和西藏。由共産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文明的漢人」，「和平地」殲滅了「推行比中世紀的歐洲更加黑暗的農奴制度的、野蠻的西藏反動派」。中國人的暴力由於「優秀的中華文明」和共産主義思想這兩個武器而被正當化。這與歐洲的殖民者們揮舞的利器是完全相同的。這兩把利劍還揮向了維吾爾人和回族。原本以爲，中國獨特的暴力將以1975年的「沙甸事件」(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5年發生的屠殺穆斯林的政治運動。人民解放軍歷時七天炮擊穆斯林的村落，殺害了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約三千人19而「善始善終」。但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對2011年5月內蒙古抗議行動的鎮壓，完全證明了中國的暴力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清水在努力「使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復活」、即在論述英國的人類學家與殖民地統治的同謀關係時指出：「當今世界的所謂少數民族政策，假使是優質的，仍然與戰爭期間馬林諾夫斯基所理解的間接統治沒有什麽區別」20。依此分析中國，在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的外國人依然在受到各種嚴厲的限制。被作爲「日中友好使者」的日本人類學家們，如若僅僅是謳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談何學術的進展？如果說贊美過去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必須認識到贊美的對象絕不是「優質的東西」這一現實。而在意識到這一事實後，依然繼續贊揚中國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早已不僅僅是「同謀」了。
四、文化的種族滅絕
「殖民主義在最爲強盛時，表現爲徹底的掠奪的過程。被殖民化的國民，沒有獨自的歷史，在愛爾蘭及其他一些地區，甚至喪失了自己的語言」21。蒙古人的以反對中國人、反對草原開墾爲代表的反殖民鬥爭的民族自決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以後，也被篡改爲「與中國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史」或「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所有的教科書都將各民族的歷史，限定在屬於「中國的某某民族史」的框架內，由此完全抹殺各民族原有的獨立的歷史。如此，我們內蒙古的蒙古人獨自的歷史淪落爲「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遭到貶低。
按照清水的理論，這「完全是宗主國將(其消滅的)殖民地當地人的文化據爲宗主國己有的行爲」22。當「解放」的旗號開始褪色時，聰明的中國人便發明了「開發」和「發展」的新口號，變本加厲地強化殖民行爲，即所謂的「西部大開發」。中國從1950年代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先進的兄長援助落後的弟弟」的殖民行爲，而西部大開發是其繼續和強化。中國人總是在上演自己是「先進的」、而少數民族是需要「援助」的霸權行爲。少數民族的「古老陳舊」的行政組織名稱「盟」和「旗」，被「進步的象徵」的市所取代。而且，新採用的市名被冠以殖民而來的中國人的漢語名稱。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改爲通遼市，昭烏達盟改爲赤峰市。先住民蒙古人的傳統地名被接連不斷地埋葬，取而代之的是漢語的地名。原本在草原牧民身邊的民族學校被大量撤廢，減縮後集中在城市。無法去遠方的民族學校就讀的蒙古人兒童，只能在就近的「便利的中國人學校」學習，被推向了忘卻母語的潮流。文化人類學家憂心地指出，文化的種族滅絕正在席捲所有的少數民族。
經濟基礎決定文化的興亡。在名爲「生態移民」的強制移居政策下，蒙古人被迫放棄畜牧，被驅逐出草原後，不得不住在中國人的骯髒街道。開墾草原，導致沙漠化的是中國人，但是破壞環境的罪責卻被轉嫁到蒙古人和他們的家畜上。遊牧民幾千年的生活並未導致任何沙丘的出現，而中國人入侵後僅三、四十年，卻使黃沙漫天飛舞飛遍全世界，對這樣的事實，政府絕不予以承認。如今，中國人侵略者剝奪了少数民族地區從「爲人民服務」的最高職位──黨和政府的首腦──到清掃廁所的「光榮崗位」的所有就業的機會。這在維吾爾人的綠洲和西藏人的高原，也完全相同。迫使先住民忘卻母語，並使他們淪落爲重新構建的社會階層的最底層，這是中國式的殖民地的目的，也是現在進行時的真相。
在天安門廣場裝點著孔子的肖像、企圖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的「文明人」，或許對於毫無掩飾的大屠殺已有所節制。但是他們意識到，文化的種族滅絕是更爲有效的手段。曾經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典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中華民族」論重新流行起來。曾經幾度變節的、「人格高尚的」民族學者費孝通先生，於1951年在象徵「新中國建設」的雜誌《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強烈批判「蔣介石的狹隘的中華民族思想」23。而後，高明地給自己的這一歷史貼上封條，並於1989年，在早已生鏽的鍋裡的、早已腐爛不堪的大雜燴「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上，加入了「以漢族爲中心」的佐料，重新端出。這無非就是使殖民地體制正當化而已，委實毫無價值，不值一提。
五、依然繼續的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
中國人自認爲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忠實的繼承人」，並一度自居爲「中國人民傑出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中國人後來發現，那些元祖們所提倡的民族自決理論是危險的。回族的馬戎飛快地努力向新主人表示作爲「色目人」的忠誠。他抹殺了賦予少數民族的 nationality，而從「美帝國主義」那裡進口了ethnicity理論。馬戎將企圖剝奪少數民族附帶的民族自決權利的行爲稱爲「去政治化」24。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將擁有分離獨立權的民族自決作爲理想，而中國人共産主義者從未將其賦予過周邊民族，反而通過「去政治化」，剝奪了各個民族生來具有的、建設自己的國民國家的權利。從Mongol Nation淪落爲 Ethnic Mongol。與住在國境北側的Mongol Nation 擁有同一祖先和相同價值觀、卻作爲「中國人的養子」的內蒙古的蒙古人，日復一日地在「祖國是中國」的理論中被洗腦。
聰明的中國人早在1949年就已否定了民族自決的理論，但將沒有任何實權的區域自治的招牌勉強維持至今。而時至今日，中國人殖民者對於從最初就徒有虛名的區域自治，也早已無法忍受不耐其煩，便厭棄了「自治」的虛名，奮起要實施「共治」25。事實上，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早已連「共治」都不是，全然「漢治」。但中國人仍決意大義滅親，給少數民族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努力將其全部歸納爲「中華」。
「從一場革命誕生了一個共和國，反對壓制和特權，爲了自由和平等，向世界傳播了啓蒙的理想。……但是，這一共和國建立了殖民地帝國，聽任特權、不平等和專制的蔓延。……關於共和國的神話，就是，共和國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本質上是善良寬大的』，而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行爲，在各處造成對共和國的『背叛』，時而被情勢所左右」26。
這是對於「殖民地共和國」法國的華麗辭藻的批評。而這也完全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驅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的中國共産黨，現在不僅是壓在少數民族而且也是壓在漢族人民的頭頂上的壓迫者。在民族問題上，萬惡的是「帝國主義的煽動和國內外的民族分裂分子」，而絕對不會承認中國人和「人民共和國」的錯誤。堅決主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大肆殺虐的只是「四人幫」，而首都北京中南海的領導們則是「善良而寬大」的「人民的好總理」、「偉大的領袖」。
殖民地體制遠沒有在19紀60年代終結。社會主義殖民地或者說是中國式的殖民地，恰恰是在1960年代以後確立了其頑固的體制。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僅是中國的「內部的殖民地」。少數民族的同胞中有不少人擁有自己的國民國家。而中國早已顯露出了對於關係到自國利益的所有地區進行殖民化的傾向。最爲顯著的實例是「上海五國」，即由中國主導的五國國際協作組織(SCO)向周邊地區的接觸方式。很明顯，其意圖是借助同胞的拳頭，粉碎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恐怖分子、極端的宗教主義者和極端民族分裂分子」。而且，以宏大的「公共事業」爲名，向作爲其「非洲同胞」的獨裁者們出賣武器參與種族大屠殺，同時，瘋狂掠奪當地資源。「吞噬非洲的」中國的這種「活躍」行徑，也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中國的企圖。對這些事實不能輕視。
從1966年到1967年之間，有很多「挎過洋刀的蒙古人」以「協助日本」的罪名遭到殺害。我將這一種族大屠殺稱爲「間接的對日歷史清算」。「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以寬大的胸懷表示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而「殖民地統治的走狗蒙古人」卻未能倖免於難，付出了血的代價。那麽，處於日本和舊殖民地內蒙古之間的狹縫的日本的人類學家，應該如何幹預民族問題呢？我想以此問題來結束本文。
清水昭俊指出，一百年前發生的辛亥革命導致了「華夷秩序」的變化。從前的「華夷秩序」內的一部分實現了獨立，其他部分被中國殖民入侵者變爲「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與在意識型態方面強調「文明的優越性」的近代西歐同樣，中國主張「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並對於沒有能夠取得獨立的「蠻夷」繼續實施其強權統治和經濟壓榨。歷史學家們卻忽略了這一真相27。以中國爲對象的日本「東洋史研究」，長期以來引領著國際學術界，然而必須認識到，還沒有擺脫意識型態咒語的束縛。
與優雅的「東洋史研究」相比，在殖民地統治的問題上，人類學具有兩種含義。人類學家強調人類學知識對於殖民地政府的意義、要求政府振興人類學，同時，他們也批評殖民地政策。以「搶救式」的特點拘泥於「不斷消失的傳統文化」、對於「消滅文化的暴力」視而不見，這種行爲袒護、助長了殖民地統治。或許日本的細膩的人類學者們在擔憂，如果觸及「殖民地」會牽連到自己的過去。抑或是由於日本國民非常天真爛漫，從而爲了真正實現「日中友好」，相信「善良寬大的中國」，而對於革命的暴力性質視而不見倘若如此，那是雙重的袒護，是對於過去與現在的殖民地狀況的雙重袒護。
摘自：思想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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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原稿是2011年12月18日在早稻田大學舉行的「中國穆斯林研究會10周年紀念大會」上宣讀的論文，在此，對於給予評論和建議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謝。日文刊登於日本巖波書店出版《思想》雜誌2012年8月版。
1 見清水昭俊，〈序 殖民地狀況與人類學〉，青木保等編，《岩波講座 文化人類學》卷12 《被思想化的周邊世界》(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1-29。
2 見清水昭俊，〈被忘卻的遠方的馬林諾夫斯基：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接觸研究〉，《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卷23，第3號 (1999)，頁543-634。
3 見清水昭俊，〈序章 周邊民族與世界的構造〉，清水昭俊編，《周邊民族的現在》(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頁15-63。
4 見馬場公彥，〈從出版界分析日本的中國學變遷：以岩波書店的刊行物爲中心〉，丸尾常喜編，《給中國學的建議：從外界看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日本中國學會大會講演會演講錄，第五八回 (日本中國學會，2007)，頁75-106。
5 見清水1996年文。
6 見清水 (1999)，頁580。
7 見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New York: Brill, 1989).
8 見Walther Hessig, Der mongolische Kulturwandel in den Hsingan- Provinzen Mandschukuos (Wien-Peking: Siebenberg, Waiter Exner, 1944). Narangoa, Li, “Educating Mongols and Making ‘Citizens’ of Manchukuo,” Inner Asia, Vol. 3, No. 2(2001), pp. 101-126.
9 見田中克彥，《諾門汗戰爭——蒙古與滿洲國》(東京:岩波書店，2009)。
10 見呼斯勒，〈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援助：對其評價的歷史〉，關口全球研究會《SGRA報告》第24四號(2004)，頁1-27。
11 見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12 見毛里和子，《從周邊看中國——民族問題與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13 見批鬥烏蘭夫聯絡站，《烏蘭夫的一個黑講話》(呼和浩特：內大「井岡山」印刷，1967)。
14 見烏蘭夫，〈1947年7月23日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批鬥烏蘭夫聯絡站，《毒草集》第一集(1967)，頁25-29。
15 見山內昌之，《Sultan Galiyev的夢想——伊斯蘭世界與俄羅斯革命》(東京:岩波書店，2009)。
16 見薩依德•艾德瓦德著，今澤紀子譯，《東洋學》上，《平凡社文庫》(東京:平凡社，1993)。
17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虐殺的記錄》(上、下)(東京:岩波書店，2009)。
18 見班塞爾等著，平野千果子、菊池惠介譯，《殖民地共和國法國》(東京:岩波書店，2011)。
19 見沙甸回族史編寫組，《沙甸回族史料》(雲南：開遠市印刷廠，1989)。
20 見清水 (1999)，頁567。
21 見歇馬斯•迪恩〈序論〉，特里•伊古魯特恩等著，增淵正史、安藤勝夫、大友義勝譯， 《民族主義、殖民地主義與文學》 (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6)，頁1-23。
22 見清水(1999)，頁581。
23 見費孝通，〈發展爲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新建設》卷4，第3期(1951)，頁43-47。
24 見馬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卷41，第6期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頁122-133。
25 見朱倫，〈論民族共治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原理〉，《民族研究》第2期 (2002)，頁1-19。朱倫，〈自治與共治：民族政治理論新思考〉，《民族研究》第2期 (2003)，1-18頁。
26 見班塞爾等(2011)，頁8、22。
27 見清水(1998)，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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