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李彭廣博士藉著英國的解密檔案文件，來探討英治香港管治系統的組成和運作情況，對認識香港現時管治問題提供一些思考線索。他發現，英國委任港督有一個重要原則：在地的總督握有殖民地管治的最後決定權。倫敦派他來，自然要信任他；同時本地民眾也要認同港督是港人的總督，這樣才能有管治權威。他更以「知識是任何穩當發展的唯一堅實基礎」作結，眼見現時充滿語言偽術，是非不分的政治生態，猶如當頭棒喝。
香港接觸民主選舉的契機
香港二次大戰後的殖民地歷史裏有兩場暴動。當中六七風暴涉及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反殖和勞資矛盾，反映殖民地體制的落後。李彭廣認為在1966年天星小輪騷亂前後，殖民地政府已察覺到改革的需要。麥理浩在70年代已著重香港民生政策，提出十年治港大綱，使其政策支持英國的大戰略，將香港建設為與中國城市遠遠不同的社會。因而，港英立刻修改政策，從建屋、福利、勞資關係到青年政策，更開放大學，讓中下階層子弟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從而吸納他們入體制之內。
英國並沒有在香港進行重大憲政改革。基於當時冷戰，務實的英國人評估中國態度，認為香港純粹是殖民地，華人佔大多數，再加以考慮英國與中國經濟利益來往，香港實不適合進行任何憲政改革。然而，六七風暴促使倫敦政府重新檢討香港政制，80年代麥理浩受命改造香港以預備與中國談判九七年不平等條約的重新簽署。香港才開始接觸民主選舉制度。
港英政府維持保守政制
李彭廣指出英國和香港政府在1960年代推行的政制改革是保守的，在原有政策上，只作微調式的改變。在立法局委任議員選舉方面，香港總督柏立基(1958-64) 和戴麟趾(1965-71年) 都反對增加組織(如香港工業總會) 提名委任議員，以及不接納民選市政局議員擔任立法局議員。
李彭廣進一步指出雖然當時港英政府不讓市政局新界化，但給予選舉成份提升職能，可說「緊一樣，鬆一樣」。如1986年區域市政局由原居民，村組織代表組成，管治自成一套。以往港英政府撥款市政局，至1973年擴大其職能，財政獨立，並讓市民選主席。
非典型民政主任制度
李彭廣指出，英治時期的香港管治班底除了港督為首的核心管治團隊，還包括很多輔助性的機構，負有支援殖民地管治和功能的責任：情報收集和分析、政策知識的創造和應用，還有政策參考和建議。
英國和香港招募的政務官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側重點。英國的是管理階層或者決策階層，有政策視野，由招聘、訓練、輪調到升遷，皆自成系統，訓練官員有良好的管治能力，但在香港殖民地招募的不會培養他們成管治人才，只培訓他們的執行能力，所以回歸的一夜是使整個管治團隊離開了香港，香港成為政治真空。英國整個殖民地公務員隊伍約有二萬多人，屬政務官（AO）的約有二千七、八百人。
李彭廣查看記錄，1954年香港才得四十七個AO，當中四十六個是從英國派來的，只有一個是華人，那就是徐家祥。早期極少華人能擔任AO，即使到九十年代更多華人當AO，也不屬管治核心，即使到1993年陳方安生出任布政司、1995年曾蔭權出任財政司，都是回歸前幾年的事，接手時間很短。因此，李彭廣認為現時香港政務官一無所知，欠缺解決難題，想方案的政治訓練，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執行命令的政務官。
嚴謹的殖民地管治制度
港督由英國派出，外交部是他的上級，實際施政過程很有組織和系統。倫敦尊重港督作為一個在地最高級官員所作的判斷。倫敦能派他出來，自然要信任他，尊重他的決定。而且本地民眾也要認同港督是港人的總督，這樣他才能有管治權威，因此英國有一個原則：在地的總督握有殖民地管治的最後決定權。
英國最高峰時期有五、六十個殖民地，難道為每一個殖民地也設智囊團？資源人才都統一集中在倫敦，情形就是我派你去殖民地，你有問題便回來找我，我給你意見，所以意見都是倫敦所出的。
李彭廣明言香港人很無知，我們欠缺對知識和研究重視，英國花很多錢做研究。他們一年花約一千四百萬英鎊，那在當時即使多少錢？他看報紙，找到當年荷里活道文武廟旁的一棟四層唐樓，當年才賣二萬元，才知道當年他們一年花一千四百萬英鎊是非常驚人。所以九七後香港便有功能的缺失、知識的缺失。他強調香港有很多商業奇才、社運人才、但就沒有政治領袖。
最後，他更以「知識是任何穩當發展的唯一堅實基礎」，簡潔而沉重地為六七暴動系列講座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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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方鈺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