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回忆录细致描绘中国劳改系统

俄文缩略语“古拉格”早已被英语吸收，但它的中文同义词“劳改”却不然，尽管这个自称“通过劳动去改造”的体系远比苏联劳改营规模要大得多，而且还在持续发展。所以，就算廖亦武关于自己在劳改系统中囚禁生涯的回忆录只是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也十分有必要。

但廖亦武是个诗人，有着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和高涨的想象力，事实上，他入狱是因为写了两首关于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惹怒共产党而遭受屠杀的诗。因此，他的回忆录《一首歌和百首歌》（For a Song and a Hundred Songs，中文名《证词》——译注）读来令人悲伤，同时又引人入胜，充满对劳改系统的细节描写，为监禁于其中的人描绘了一幅幅画像：从政治上天真而理想主义的学生到基督徒，乃至谋杀犯、强奸犯、小偷和贪污犯。

廖亦武54岁，现居柏林。他澄清说，入狱之前自己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一个波西米亚主义者、浪子和好色之徒。“我受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美国垮掉派作家影响，幻想漫无目的的游荡，”他写道，这种生活的魅力使他追求一夜情，并在川藏公路上做卡车司机的工作。

但天安门屠杀事件刺激了他，始料未及的麻烦也很快接踵而至。被关进第一个拘留所时，他得到一个小册子，上面列举了“108道山珍”，令他又震惊又惶恐。这是一份酷刑的“菜单”，专门为拒不服从的囚犯“烹制”，比如“清汤挂面”就是“将手纸撕成细条，浸泡在一碗尿里，逼迫犯人吃厕纸，喝尿”。

廖亦武的书名来自于后来受到的一次特别惩罚，没有被包括在那个菜单里面。一个虐待狂狱警抓到廖亦武在没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自己悄悄唱歌，便要他唱100首歌作为惩罚；他唱到嗓子哑了，也没唱满这个数目，警卫用电棍插入他的肛门。

“我大叫起来，因为疼痛，像狗一样哀叫，”廖亦武回忆，“电流通过我的肉体，在我的脖子上燃烧。我就像一只被拔光了毛的鸭子。”为了激怒施刑者，廖亦武勉强攒够了力气，唱起一首赞美共产党的歌。

他把囚犯们比作动物，一再强调他们所面临的非人处境。警察拘捕他的时候“他们像拖泥鳅一样在泥里拖着我”；他的狱友们匆匆忙忙地吃饭，“像打鸣的公鸡一样伸着脖子往下咽”；一个囚犯太饿了，跑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吞吃浆糊，他“弯着腰，像伏在珊瑚礁里的大虾”；一个逃避狱警痛打的人“像蛆虫一样蠕动着挤进人群”。

把廖亦武的作品和更早期在中国坐牢的人的回忆录相比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吴宏达的《昨夜雨骤风狂》(Bitter Winds)，是关于他在毛泽东统治时代入狱19年期间的经历。在某些程度上，劳改体制的核心并没有任何改变：饥饿、折磨与精神操纵仍被用来摧毁囚犯的意志，逼着他们承认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并乞求国家的原谅。

中国政府对法治的漠视依然没有改善，包括它自己的宪法与它曾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廖亦武在书中描述，和其他囚犯们提醒狱警、法官和公诉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宪法，但却一次次遭受嘲笑和惩罚。

“中国的法律就像根皮筋，”他告诉另一个囚犯，“法官可以随意伸缩它们。全部取决于他对你的好恶。”

但在廖亦武入狱期间，毛泽东思想式微了，监狱也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前哨，狱警们骄傲地宣称，“我们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但同时又要求囚犯们高唱《社会主义好》。廖亦武被分配了在囚室里制作药品包装的任务，生产定额是每天3000份，后来他又被分到铸铁厂去制作汽车部件。

“1992年中国高级领导人邓小平要求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他解释，“整个国家都被‘先富起来’所驱动。监狱的工作人员绝不错过机会，很快就抓住时机，利用囚犯的免费劳力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

随着时间过去，廖亦武看出劳改制度是对中国日常生活基本特征的模仿，“我的牢房只有不到20平方米，关着18个人，头领创造出一个外面国家官僚体系的复制品，”在这里，“有权力的人享有无限特权。”

但廖亦武猜想，外面的社会也同样很像监牢。“中国一直都存在思想的牢狱：没有自由的繁荣，”他写道，“我们的整个国家可能整天都在粘装药的口袋。这就是我们的美丽新世界。”

廖亦武还写道，被释放后，许多和他同狱的政治犯“放弃了他们的艺术与政治抱负，和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一起无止境地追求金钱”。但他却变得更加顽固：国家安全局的人知道他写了回忆录，并谋求出版，便开始了对他的持续监视，他被邀请到一家茶室去进行了一场坦率的谈话。

如果他不放弃自己的计划，要让他“消失一段时间”很容易，一个警官告诫说，他不理解廖亦武为什么就是不肯和其他人一样。“你为什么就不能写点无害的言情小说，可以出版，你也能发财呢？”廖亦武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任何关心当代中国的人，真该为此感到庆幸。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7月3日。

翻译：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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