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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1 April 2013

撤离珠三角的台商们李克强经济焦虑

　　萧条
　　2008年夏，我们随着东莞台商协会当时的副会长、现在的会长谢庆源，走访台商最密集的东莞虎门、长安和后街等几个镇。乘车缓缓前进，但身为台商大家长的谢会长，似乎比我们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不断自语：“才一段时间没来，怎么就成了这样？怎么这么严重？”

　　2006年我们第一次走访东莞，到处人员杂沓，熙来攘往，厂商不是台商就是港资，厂内灯火通明、厂外叫卖吆喝。接受访谈的台商企业家，个个朝气蓬勃，乐观自信，同时他们也对附近还有哪些台企、老板是谁、经营如何等均了如指掌。紧凑的生产程序，伴随紧密的人际网络，对来自台湾的我们，感觉仿佛时光倒回1970年代，身处创造“台湾奇迹”的台中、彰化工业区或高雄加工出口区。然而，不过短短两年之后，2008年的东莞厂区的萧条零落，震惊同行的所有参访者：昔日川流不息的马路，如今空无一人，有些厂房门户洞开，再不见万头钻动，厂内设备不少已经搬空，大门上大多是“招租”红纸，几年前它们还写的是“招工”呀。空荡荡的厂区街道和一间间抛荒的厂房，让我们不寒而栗，即便在酷热的7月。

　　那还是2008年的景况，今日的东莞更是每况愈下。根据我们咨询当地台商所得，每年每片厂区都有一到三成的台资退出经营，其中恶性倒闭、拖欠工资也屡有所闻。例如2012年底就有家主要制造计算机用连接器，同时也身为全球颇具规模的PDA底座制造商“创盟电子”，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传出倒闭信息，老板及高层主管一夕失踪，近千名员工的工资及广大供货商的货款均遭无限期拖欠，愤怒的工人和供货商上街堵路抗议，在当地造成不小的风波。
　　正因为这波持续数年的萧条历时太久、涉及太广、对台商冲击也巨大，加上未来看不到改善的可能，台湾媒体遂称之为“珠三角逃亡潮”或“珠三角倒闭潮”。但是若欲进一步探究这些台资企业为何出现困局，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获利的秘密及其迁来珠三角的背景。

　　台商传奇
　　从全球层次的产业分工来看，台湾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边陲地带，以外包加工制造居多，缺乏自有品牌，但善于价格竞争，因此高度依赖廉价生产要素——例如便宜的劳力、土地与原料，方能以低报价获得加工制造的机会。另一方面，台商们囿于资金限制，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借着强化的自我剥削，配合紧密的产业网络，各厂专注于生产单一零件，之后联系组装为最终成品，借此创造出成本上的微幅优势。然而，随着台湾经济高速发展，1980年代中期之后，不论是土地或劳力，各种要素成本飞涨，台湾当局也开始要求环境保护与劳工福利，此时以低价制造、大量出口为主的台湾制造业，因此面临生存困境。
　　值此之际，大陆推动改革开放，特别在“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便大致确立——即以廉价劳力和土地资源作为凭借，快速引进短缺的国际资金与生产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生产、大面积出口。大陆的发展趋势，正切合台湾制造业转型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两岸一拍即合，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台资纷纷转移阵地，在珠三角创造出第二个春天，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原料供应在外、产品销售在外）等既有的经营形态，延续台商的出口模式。通过结合两岸的形式，再次创造出“压低成本”的优势，其中相当比例的台商，因此快速扩张，跻身国际规模，创造出一个个“富士康”式的台商传奇。另方面，珠三角也因为给台商提供充分施展的舞台，在接收台商带来的各种资源，快速接通全球市场。在这种“鱼水帮衬”的关系下，“外向型发展”获得巨大的成功，进而帮助创造了所谓“中国奇迹”。
　　困境与机会
　　然而，自2000年中期以后，国际环境丕变，冲击到大陆制造业的接单与出口。美国次贷风暴，欧债危机，日本也处于长期经济低迷，消费市场疲软不振，随着国际经济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纷纷设下各种贸易障碍，诸如祭出反倾销条款、施压人民币汇率等，处处提防中国的经济崛起、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
　　由于赖以崛起的国际环境已悄然转变，珠三角的台资企业当然首当其冲，因此不得不有所调整转型。但除了国际层面的冲击，大陆国内形势也出现巨大的变化，交相激荡之下，台商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若从国内角度来考察，过往台商竞争的优势，主要来自廉价的生产要素——低廉的劳工、补贴的土地、各种优惠等——正因为具备这些条件，国际大厂才纷纷将其“制造”环节布局在中国，作为组织者的台商方能顺利承接订单。但历经近二十年高速增长，大陆的廉价要素正逐渐耗竭，之前的竞争优势逐步消失，“外向型发展”因此面临突破的瓶颈。
　　当前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经济窘状中，“劳力短缺”既是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珠三角台商最关切的议题。过去三十年，随着沿海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农村人口前仆后继流向沿海，但农村所能释放的劳动力终究有限，“人口红利”终有用罄之日；加上年轻劳动力都在“一胎化”政策下成长，对于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的要求，均不同于此前世代，凡此都造成廉价劳力将不复存在。这点从各省逐年调高“最低工资”中可见端倪，根据2013年刚公布的数据，去年有23个省市上调最低基本工资，多数调幅逾10％，部分调幅甚至20％以上。其中以深圳的基本工资最高，达到每月1500元，紧随其后的是浙江的1470元和上海的1450元。最近，中共中央更在十八大宣示，要在2020年让城乡居民收入再翻一番，显见工资快速调涨已势不可挡。
　　再就“土地资源”来说，过去地方政府为求发展政绩，“招商引资”政策下任凭厂商予取予求，即便利用效率偏低，也百亩、千亩土地廉价奉上，相应的基建配套，还都能一应俱全，其中政府投入可以想见。这对于动辄需要千亩土地的制造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土地资源最凸出的特质，在其不可再生、供给有限，因此随着沿海城市快速发展，土地已早成稀缺资源、寸土寸金，地价在10年内平均涨幅达到四五倍。
　　处内外交迫之际，珠三角台商的处境愈益艰困，国际环境的变化固然不能掌控，只能静待结构转变，但这部分的影响，对多数台商冲击较小；而大陆经营环境方面，则影响巨大，虽政府政策还能调整，但前述要素层面的“劳力”与“土地”两项问题，却绝对日益严重。这些生产要素虽然告别“廉价”，但不代表它们在全国的价格是一致的：由于劳力可以自由移动，故各地工资渐趋均等；但是土地无法转移，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间的地价依然差异巨大，各地方政府所能所愿给予投资者的条件也不同，土地渐渐成为决定珠三角台商未来动向的关键因素。
　　再回头考察政府政策，中央发展政策的大方向，可以视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对此，中央政府的重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扩大内需”，第二是“促城镇化”，均由政府主动主导。“城镇化”政策想解决的，是改革开放后日益深化的沿海、内地与城市、农村发展不均问题，希望借此衔接区域间的发展鸿沟、重构产业布局、缩小贫富差距、缓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具体做法为一方面鼓励沿海地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一方面推动内陆地区让利于企业，以优惠的地价、劳动力、税收来招商引资，借政策引导来释放被占用的生产要素（典型如土地），俾利于承接沿海释出的产业，最终达到产业的梯度转移。如此一来，沿海地区如广东既可摆脱制造、出口为主的产业形态，转而将稀缺的土地与人力资源用于第三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内陆地区也可借由土地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获得其所需要的资金与技术，进而缩小与沿海地区的贫富差距。
　　策略与土地
　　处于这样的环境压力与政策鼓励下，一方面对于以出口、制造为主的台商而言，无疑是一大冲击。正如前述，“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已逐渐拉平，特别是台商最早进入的珠三角，非但劳动、土地价格飙涨，国家政策的调整使整体环境不利于“加工出口”产业的经营。另一方面，面临此攸关存续的经营困境，台商也积极筹划有所因应。但台商的因应策略为何？是关厂、转型、升级抑或再迁移？迁移的地点是内陆省份还是邻近的东南亚？根据两位作者近年来对珠三角台商的调查，发现“土地”与“网络”，为决定台商转型与布局的关键。前者决定是走是留，后者影响转移的所在。

　　我们第一项调查发现是：“土地”乃台商考虑搬迁与否的重中之重。对于早期投资大陆的台商来说，土地取得并不太难，当时沿海地价相对于台湾，实属相对廉价、唾手可得。再加上地方政策推波助澜，不但将土地成本压至市价以下，甚至免费提供，吸引大量台商驻足。然而近10年来沿海地价飙升，以东莞南城区2012年的一起土地拍卖为例，其最终的楼面地价在2610-3366元人民币/平方米之间，相较2010年的第一期地块拍卖价1100元/平方米，两年内上涨将近3倍；上海的房价更是自2003起就以惊人之势增长，平均涨了4到6倍。而根据学者陆铭等的研究，土地价格会影响劳动力价格：因为土地成本攀升，导致房价、物价、交通等的价格均相应提高，而为负担节节高涨的生活支出，企业必须调整工资，而地方政府也必须介入。因此前节所述的工资飞涨，可能并非劳动力真有不足，关键原因在土地稀缺所致。由此可见，当前大陆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困境，关键系于“土地”。

　　在此情况下，沿海地方政府与台商进入了新一回合的博弈，前者当然希望在当前市场机制下推出新的政策，借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再造，并吸引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或服务业进驻，因而积极推动“腾笼换鸟”政策；相对于此，后者则考虑是否继续留在当地，或者另觅他处，此去留关键取决于台商是否拥有土地，以及土地带来的实际效益。

　　对于那些已自行购地的台商而言，随着地价水涨船高，“土地”是一项不断增值的资源，有了这项资源，他们多半继续留在当地，借由转型升级或扩厂等方式，减低其他的成本冲击。虽然转型升级有其难度，但因为拥有土地这个“壳”，台商可以放心地把资本投入其他领域。我们多次访问的一位东莞台商即为最明显的例子：他早在1989年就在东莞购入土地，制造模具与箱包，随着国际行情不佳以及其他成本提高，他开始积极转型，在所拥有的土地上经营各种“三产”，逐步从制造业转往服务业。问及是否有离开东莞的打算？这位台商朋友压根没这想法，甚至将第二代召唤来东莞接班。
　　与其相较，未曾拥有土地的台商就必须考虑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一为能否负荷急遽增长的地价以及相应提高的工资，二则考虑转型升级的可能效益。一般而言，加工制造的利润几已见底，些微风吹草动就足以断其生路，难以负担额外成本。再者，转型升级需要先行投资，算来是笔不小的开销，且后果是好是坏难以预期，加上台商多为中小企业，未必甘冒此风险。因此，就未有土地的台商而言，他们的考虑便倾向搬迁或关厂。若求继续生存，则必须寻觅其他地方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当地政府的土地政策。由此可知，“土地”决定了台商的去留。

往哪儿搬
　　至于台商往哪里搬迁？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主要取决于台商的“产业网络”。广东台商的规模不同于韩欧美大厂，台商多专注生产单一或少数零件，因而必须镶嵌在整体网络中，不论是水平或垂直分工网络。事实上，台商的产业网络向来是其凭藉，因为企业的规模小、成本低、弹性强，他们的生产可随订单需求随时调整，不但在技术和产品上各有专攻，更重要的是，长期合作所建立出来的“信任”关系，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成为他们集体应付风险的基础。换言之，产业网络是台商生存的最大优势所在。
　　过去，当台商在台湾面临生存困境时，他们是“集体”搬迁到广东，为整个产业部门开创了一条生路，不论服装、制鞋、陶瓷、自行车还是IT的产业聚集，莫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如今困境再临，必须转型时，他们的行动可能也必须一致。因此，除了少数极大型的台商企业（如富士康、宝成之类）外，珠三角的台商正在酝酿组织集体搬迁，迁移目标地则是视哪里可以提供较高的政策优惠，尤其是厂房用地。当然，集体议价的过程也能帮助台商在政府与留方政府间，获得最大的支持与生存空间。其中东莞部分行业协会便透露，台商们正结合同业的力量，准备集体迁厂：“我们正在和江西、广东、湖南几个地方政府谈集体迁厂事宜，包括土地、厂房、税收、进出口快速通道、运输优惠等条件，希望以全部‘进园’方式迁移，并且要对方出具书面合同”。在此情况下，一家企业想要转移搬迁时，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毕竟，传统产业最主要是靠产业链，像虎门的一家企业，本来已经在广西批了一大片土地，但因为跟其他网络成员还没谈好，现在暂时不迁了，如果整体产业链不配套的话，整体运输成本反而增加。”东莞台商协会会长谢庆源如是说。由此可见，台商搬迁的选择，还得同时看整体产业网络的动向，这与台商抱团与否无关，键在这才是台商优势所在。

　　无论国际经营环境的变迁，或者大陆经济结构的转变，都对珠三角台商的持续发展冲击甚巨，过去30年台商所赖以经营的环境与政策，都已经一去不返，台商未来将何去何从？由于“危机”同时意味“危险”与“机会”，危机的到来也是台商自我审视的最佳时机。从长远来看，依赖低价要素或政策优惠的“微利加工制造”，并非台商可以长期倚靠的生存之道，但若能藉此危机，考虑自身的优势，联系并配合经营伙伴，勇敢地做出转型或升级的决定，重新占据“可持续”的利基，稳固并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台商的未来才可大可久，而中国经济中的出口制造部门，也才能持续繁荣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