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對

山中

這篇文章說明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預測事態的發展，探討香港在這個問題中的意義並提出一套組織政治力量的策略，使中國與香港都可以實踐民主自由這個政治理想。

中國的經濟問題勢必引起政局的動盪。如果香港政治組織畫地爲牢，不利用這個機會，規限自己的力量在香港，只懂得跟香港政府對抗，它們將不能根除「一國兩制」的癥結。就算香港可以在「2016-17」普選這一役能得到政府的妥協–以目前的情況看來出現這狀況的機會很微–假以時日，中共的力量必然會反撲，而香港的政制沒有辦法應付這股力量。因此，「2016-17普選」只是雙方正式展開角力的前哨戰，假如香港的政治組織不能為此一役凝聚一股向心力，往後的事可以不用想。

假如香港的政治組織有進行政治角力的覺悟，它們應充分利用香港的地緣政治優勢，以香港為第一個策略目標，做出一套能影響全國的大戰略。文章分析了中國的局勢與香港的優勢，根據現實狀況提出一套可行的策略方向。如果香港的政治人物能採納這套策略，他們的勝算將會大大增加。以他們目前各自爲政、缺乏策略目標、零碎散漫的行動來看，假如民主派在「2016-17普選」一役中慘敗，香港的民主政治資本將會消耗殆盡。日後除了只能繼續在口頭上批評政府外，民主政制並不可能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建立起來。因此香港的政治組織必須謀劃全局，推算局勢的發展可能，做出有利於己方的策略部署。 

兵法要義：策略的本質

策略需要根據局勢變化而變化，而要進行這樣的變化，決策者需要準確的預測局勢。因此每一道策略都應該是一套開放系統的思考方式與邏輯模型。此是策略 之所難以學習、駕馭的原因。開放系統中的現象並非由直綫關係形成：現象出現可以是由一個突如奇來，意向不到的事件所引發。人則習慣「甲引起乙，乙造成丙」 的直綫思考模式，所以策略的螺旋形、網絡式的思考模式不容易讓人理解。策略所追求的並不是心裡面、想象中最好的結果；它追求的是現實中，綜合了各種因素 後，最有利的影響。策略不是一種意識形態。

就如武術格鬥，拳打不一定比腳踢好，長槍不一定比短劍強；柔不一定能制剛，剛不一定能克柔。技術的好壞在於是運用的方法、場合、時機。兵家稱之曰 「勢」，根據「勢」做出計劃、方案，就是「因勢導利」。每一件事物均有利弊，不可認爲只要按著這個方法，目標就必然可以達到。策略像是一個有機生命體，它 要跟隨環境：天時、地利、人和，而不斷做出變化。在自然界，生物為更好的在它的環境中繁殖後代，它的構成會不斷改變，因而逐漸形成新的物種，科學上這叫做 自然選擇的演化。生物並不能主導自己的演化，但人可以透過對行爲的引導使社會演化，改變某些社會狀況。指引這種行爲和組成方式，使它們改變的方針就是策 略；不管是戰爭也好，政治也好，他們都是社會行爲的一種，都會根據一定的規律而變化。

任何一個有機生命體，適應環境的就可以生存，不能適應環境的就會滅亡。好的策略根據局勢而定，預測、利用局勢的特質，使自己佔盡優勢，故此使用好策 略的人或組織，生存機會就會增大。壞的策略則相反，決策者認爲他必須跟隨某一種思想、達到某一前設目標、進行某一固定行動。這樣的策略與現實的環境想去甚 遠，故此失敗的可能性極高。只有少數非常幸運的人可以推行壞策略而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個人的策略運用不當，個人就會面對沉痛的打擊；國家的策略應用不對， 整個國家都會陷於苦難之中。決策者不可不慎。

因此，策略是一門研究現象規律–局勢–的一門科學。與自然科學不一樣，策略面對的是會因應環境而轉變的人，所以策略的應用是一門藝術。身材矮少的武 術家之所以能擊敗高大有力的對手，就是因爲他清楚知道人體物理的規律，並能因應這種規律作出對應的行動。故此他行動起來，就如庖丁解牛，順著肌肉的脈絡下 刀，就能遊刃有餘，暢快自由。反之，對手並不能跟隨武術家的行動，可能是他對武藝不夠了解精熟，也可能是他的轉變不夠快，不夠「正確」，因此他就每每受制 於人，處處面對阻力。所以，策略的一個基本特質就是要使自己自由，而為對手設置重重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是物理的、心理的、訊息的、時間的、空間的。所以 說，「兵者，詭道也」。詭變是策略的表現形式，而兵法家卻要無時無刻，認真、嚴謹得去求真。看起來這好像很矛盾，但策略的動力正正就是矛盾本身。假如世界 沒有矛盾，就不需要有策略去解決問題，世界就不會有科學和各種各樣學問，有再好的策略家也無用武之地。

故此，想要處理世事各種問題，處事者必須要學習與應用策略，否則有再好的理念也不能付諸現實。

（一）：中國政局

要清楚中國的政局的問題（共產黨内部權鬥是公開的秘密，秘密是沒有人會公開細節内情；這裡所說的政局是國家層面的政治經濟的演化趨勢），有一點是必須要認清的，就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只來自兩個地方：經濟增長和相對穩定的秩序（沒有重大的戰爭，人民生活普遍安全）。缺少這兩者，中共政權就會出現倒臺的危險。

中國的政治現狀對國内人民，甚至政府官員，產生不了任何向心力。假如他們希望現在的政權得以維持，他們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去想：他們需要在這個國度中謀生。這種意識的反面就是，他們認爲政權轉換會對他們的生計帶來極大的風險，又或者是看不到政權轉換的可行性和政局可以如何在轉換之後穩定下去。這是人之常情，故此在經濟穩定的時候要轉換政權是一件難於登天之事。就算是在民主國家，執政黨的更替也多發生在經濟動盪之時。故此經濟動盪等於政局動盪，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的理解。

在國際政治環境沒有太大的變動的情況下（沒有敵國的侵略），中共很清楚經濟問題是它的致命傷，所以它才會想盡辦法將經濟與政治分開，並提出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政策。所謂的「中國夢」其實也不過是希望人民暫時放棄自由，專心發展經濟的另一番說詞。中共根本不可能推行民主政制的政治改革。經濟出問題時它不願意改，因爲一改就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迫使它放棄權力。經濟好時它更不願意改，因爲它的權力相當穩固，沒有去改的理由。

（二）：中國經濟的矛盾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陷入泥沼之中，被政治制度局限了它的發展空間。中國的經濟結構矛盾重重，過去的市場化釋放了中國應有的生産力，但中共政府一直不願意建立有效監察與促進市場運作的法治系統，而使得政府的政策過度的偏向國有企業與和政府有關係的生産商。缺乏政治自由使民間的中小企業對政府沒有任何發言權，這樣的情況下中小企業根本不可能利用它們的創意與靈活度跟大型企業競爭。沒有政治權利，工人就不能組織真正能代表他們的工會，組織工人的力量以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

中國經濟又由出口與基建投資帶動。這兩者均是利用了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但市場化經濟發展導致巨大的不平等現象，更缺乏法治與政治自由，勞工無法按照合法途徑去要求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為維持比較優勢與出口商、建築商的盈利（都是國有或跟政府有關），政府並不願意看見工人的收入提高。加上工人收入的提高，按照中共的想法，會導致城鎮的通漲，故此中共政府想盡辦法壓低農產品價格，這又引致城鄉不平等。又因爲要增加出口競爭力，長時間人民幣價格受到壓制，因此出現中國人民購買力持續低下的問題。民間的生産商不能獲得國有企業的優待，又面對低迷的購買力，爲了生存它們自然要將貨就價，故此又出現大量的食品安全問題。

爲了應付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政府作出寬鬆的貨幣政策（低利率、調低儲備金、特別貸款等），使國有企業與關係者獲得大量的資金。如上所言，因爲大衆購買力低，加上世界經濟衰退減弱需求，這些企業並不會為增加生産力而投資；他們多餘的資金大多用在投機炒賣或奢侈消費，所以2008年後通漲大幅加劇，導致房地產價格飆升。中國的中下階層人民因爲成家立室的困難而產生很多不滿。為平息民間怨氣，中共在2011年收緊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減少資金流，人民幣開始明顯的升值，到2013年開始更大規模的緊縮，包括打擊奢侈消費等，這些政策壓止了房地產價格的升幅，但同時卻帶來企業融資、出口困難的問題，因此開始出現企業結業與失業問題。

中國的經濟結構矛盾重重，中國政府必須推行廣泛的政治改革才能改變這個經濟結構。但因爲既得利益和當權者權力依賴既得利益者的支持，要内部改革基本是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政府只能以政策支持經濟於一時，但這些政策使部分人獲益卻同時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使經濟陷於兩個極端的循環之中（寬鬆貨幣政策-高通漲；緊縮政策-經濟下滑）。因爲經濟的極端不平等，不管施行什麽政策，中下階層的平民百都會受損。因此，只要世界經濟狀況沒有太大的改善，中共每推出新一輪政策的效果都會比上一輪的弱，直到政策完全沒效果。

（三）：中國局勢

中國政體問題

政體上的矛盾是造成經濟困局的另一原因。中共實行中央集權，在本質上，極權統治者絕不願意與其他地方分權，因爲分權代表他們將不再掌握國家的絕對權力。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不可能只由中央作出所有決定。故此隨著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共為配合市場化，容許地方在財政與稅務上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前提是地方必須上繳部分稅款並承擔當地公共產品的供應（公共產品包括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

因爲經濟的不平等，中共在這近二十年間開始制定大量的社會政策，希望減少不平等的問題。但矛盾點在於這些社會政策的執行全都需要地方的財政支持，中央並不會因爲一道中央政策而為地方的需求做出適當的財政轉移。因爲這是個中央集權政體，地方必須聼令行事，而地方官員的聽令與落實中央政策的能力又會成爲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的考核因素。故此地方並沒有政治上的權利與意願去跟中央就政策討價還價。

不能、不願意討價還價，地方執行額外的政策又需要額外的財政支持，對想進入中央的地方官員來説，解決方法很簡單，就是透過賣地、地方性投資項目、公路收費等方法製造非稅務收入。應付額外開支之餘又可以填滿自己的荷包。問題是這樣的賣地、收費全都影響人民的生計。對農村的居民而言，失去農地就會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要他們去外地打工，因爲上述的財政因素，地方並不願意為流動人口增加社會政策的開支—戶籍政策免除了中央與地方的責任，因此形成大量流動人口變成二等公民的局面。

這樣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經濟越不平等，中央就越提出更多社會政策，地方就需要更多非稅務收入，因此又出現更多圍繞徵地的社會衝突。社會衝突失敗的一方，或因城鄉不平等問題，可能希望到城市謀求出路，但政體形成必然的不平等，到城市的人會因戶籍制度不能獲得公平的待遇，缺乏政治自由使他們不能組織起來要求制度改變，因而對社會的不滿越發積壓，因此中央又會嘗試制定社會政策來安撫社會不滿，又引起更多徵地問題。

局勢總結

基於中國的經濟結構與政體的矛盾，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預測：中國的社會衝突會不斷惡化，中共政府也沒有能力化解體制上的矛盾；它的政策可以讓它壓止一時的問題，但長久下去，這些根本的矛盾不能在這個政體下化解，問題會積壓下去直到一發不可收拾。中共的處理手法只求一時之利，故此每一輪政策的效力都會是因爲摩擦力（比如説，一個因資金流斷裂而結業的企業不可能因爲貨幣政策的再度寬鬆而立刻重建起來）而不斷遞減，當政策失去效力時，經濟開始停頓，社會就會出現公開而大規模動盪，中共政權也將會失去它僅有的合法性。

面對這樣的局勢，希望在中國建立民主政制的人應按著以下目標推動政局的變動：1）加速局勢的惡化；2）組織力量以待局勢明朗化時，發動政治運動；3）建立政治力量出面收拾殘局；4）以上的組合。

（四）：香港的政治地位


現階段要在中國本土組織政治力量並不現實，但如不組織，當局勢惡化時就沒有辦法發動攻勢而錯失時機，故此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作爲民主力量的根據地是非常的重要。香港是中國範圍内最自由、開放、繁榮的城市，兼有比較成熟的法治機制與「一國兩制」的掩護，故此香港是再理想不過的根據地。問題是，香港的政治人物的工作大多局限於香港，而一些針對中國問題的政治性組織，例如支聯會，只能以盡力喚起公衆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卻不能利用這股力量去影響中國與香港的政局。這是沒有意識到中國與香港民主路程是一體的問題。要有效組織力量，我們先要明白地緣政治的問題。

一國兩制的局限

鄧小平之所以定出「一國兩制」的政策，是因爲他明白香港的開放思想、法治意識，在英國的統治下已經扎了根，雖然香港人還不完全理解這些思想的重要性，但他們對香港的生活方式已經定下一道明確的底綫，不容輕易更改或越過。反過來想，中共政權也不想中國境内的人民接受自由、開放思想，用這一套挑戰中共的統治，故此他才會提出這套政治上互不干涉為綱領的策略。在政治意義上，尤其從策略的角度考慮，「一國兩制」並不是分水嶺或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它是一道限制水流的堤壩。這是中共沒辦法一下子改變既成現實，在權衡之下做出來的方案。

民主的力量如水，水流雖然可以限制，它的流向並不會改變，除非是動用大工程去改變河道，而這要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並引起反對聲浪。假如香港有了民主選舉，在日漸市場化的中國，尤其是文化上與香港接近，思想比較開放、社會衝突不斷的廣東地區不可留意不到這個轉變，因此香港的民主會直接或間接帶動中國的新一輪民主浪潮。這就如大壩決堤，只需要一個缺口，民主這股洪水就會淹沒全國，衝擊中共政權。

中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它不會讓香港有民主選舉。就算它願意跟香港的民主派談判，最後的結果必然是一種設有諸多限制的選舉。跟中共談判，最後的勝利者必定是中共。它知道不能一時之間更改河道，所以它要換取更多時間，用其他方法去化解水勢。它可以用經濟或政治利益去分化、收買香港人，去跟它談判是給它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去進行它的分化、收買工作。再者，既然有了第一場談判，這就必然會有下一場，這樣子就會沒完沒了的談，而不論怎樣談都不會達到真正民主的結果。

（五）：香港與中國的緊密性與出路

對香港來説，它並不可能只向中共要求香港的民主自由或嚴格的「一國兩制」，「井水不犯河水」。首先，如前所言，大壩決堤之時，根本沒有井水、河水的 分別；有的只有一股水勢，而水的力量集中則大，分散則小。第二，香港需要中國的臺階讓它踏上世界舞臺。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缺乏資源、空間與力量做出 完全自主的經濟政策。因爲害怕外來的經濟衝擊，所以它堅持港元與美元掛鈎，雖然美元的貶值人爲的大幅壓低港元利率，成爲香港樓市過熱的原因之一。因此香港 需要國家級政策的支援。

這種國家政策支援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投資往來、兩地基建項目的融資、科技研發、知識產權的應用、文化產品的交流等等。中國現在需要一套市場化 的利率與匯率形成機制，使它的貨幣能夠國際化，而它將這個政策的測試重任交給香港，是因爲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對香港來説這樣的政策就能穩固它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也發揮了為全國融資的角色。金融市場如果不能為實體經濟做出貢獻，它就跟一個賭場沒有分別。這也是香港經濟的衆多局限之一。

權利必須附帶義務，有了利益就必須有制度去審視這個利益是如何運作和分配。香港希望有更多來自中國的資本項目投資，而香港生産商也想用上中國的資源 與人力。「一國兩制」不容許雙方就這些經濟往來在一套系統下作出監管：來自中國的熱錢引致香港樓市過熱，香港生産商的利益在中國也常常缺乏法律保護。假使 一天人民幣國際化，對香港來説，人民幣的影響力會比美元更大，保留與美元掛鈎的聯係匯率制度就顯得不合時宜。也可能因爲大勢所趨，根本保留不住港元，到時 候香港就只有參與國家級的政治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就算是與中國的貨幣掛鈎，香港也沒有辦法影響中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貨幣掛鈎等於是將貨幣政策的制定權 拱手相讓予人，而這兩項政策均會直接影響香港經濟的穩定性。

現在的「一國兩制」不容許雙方制度性的參與、影響對方的政策。假如現在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有了民主，將來的民主政府會如何處理中港權利義務 關係的問題？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是趨勢使然，不是人力可以控制得了的事。同理也適用於中國，它把貨幣國際化的任務放在香港，它就不可能讓香港任意處理 某些經濟問題，就算是民主的中國政府，結果也是一樣。 

最有利的出路

既然趨勢是更緊密的政治經濟關係，唯一能讓雙方感到公平的方法就是重新釐定相方的權利與義務，讓雙方對等的參與影響對方的政治經濟問題–建立真正的 聯邦制度–而非抱殘守缺的執意維持「一國兩制」。當然，前提就是中國必須是一個民主國家，否則政治權力依然會操縱在共產黨核心成員手中，它也不會跟其他人 分享。

這樣的聯邦制度對所有人都有利，尤其是對香港的政治團體而言。在聯邦制度下它們可以民主地參與更高層面的政治活動，可以組成全國與地區的政黨。加上香港的開放程度、接觸國際的訊息與渠道較多，香港的政治力量可以遍佈全國。

相反地，中國國内的政治「組織」對香港問題沒有深入的認識（而且還沒有到達組織的階段，只是零散的團體），它們不會介入香港政治，所以以聯邦為目標 進行民主工作，對香港的政黨而言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再者，如果它們希望香港獲得民主自由，這就意味著它們必須與中共進行政治角力。反正也要角力，兩地的民 主只是次序先後的分別，都是同一場戰爭，爲何不以更遠大，對自己更有利的目標而奮鬥呢？

清楚認識局勢，根據局勢定下明確目標，下來就需要談達到這個目標的策略。

（六）：大戰略（上）

但凡政治角力，不管是武力 或非武力的形式，支持者較多的一方勝算必然較大。角力的形式根據局勢而變，並沒有必然的武力或是非武力，策略的原則並不改變。最重要是使自己獲得最多支持 者的同時阻礙對方獲得支持。有了支持者的基礎，就是將分散的政治力量組合起來，在緊要關頭進行緊要的行動。這種行動有多種方式，有武裝起義、公民抗命、大 罷工等等，具體採用什麽方式需要根據當時的情況而定，那是選擇哪一種戰術以達到策略目標的問題，要根據更具體的問題再在另一場合討論。

因爲香港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我們要想辦法運用起香港的策略優勢，造成大壩決堤的效應。以現在的局勢來看，因爲香港人的政治活動與要求民主的呼聲日趨激烈，所以現在的戰場在香港，往後的戰場會往北伸延。因此民主支持者需要做出一套先以香港為中心再逐步影響中國的策略。
組織力量

對香港的政治團體來説，它們需要根據策略目標組織力量。它們的首要任務是統合並有效的組織、應用這股力量。舉一個例子説明問題，香港現時至少有三個 組織去同時研究政改方案：戴耀廷的佔領中環、真普選聯和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香港的政治團體，相對政府與建制派而言，本來就分散而弱小，在一個問題上 分成三股力量做同一件事，又把自己原來薄弱的力量又再分散。好的政改方案一個就足夠，方案太多，公民也無從選擇。再者，公民不可能在細節上作出決定，因爲 最終的決定須要公投去確認，太技術性的問題不可能在公投的時候提出。最重要的問題是，技術問題並不贏來更多的民主支持者，對取得這場政治角力的勝利並沒有 太大幫助。

所以，政治團體應在原則與大綱上達成一致。只要公民明白這個綱領的意義，提出政改方案的目的以獲得政改上面的主導權已經達成。下來是在這套綱領之下 組織力量，吸納更多的支持者。故此這套綱領不能只提出空泛的選舉民主，它需要滿足公民對政治的要求，比如説，要提出經濟平等與社會正義，這樣大多數公民都 能明白民主的作用是什麽。細節可以容後再議，絕不能因爲不認同某個細節而放棄在大方向上的一致行動。因此，在政治力量不夠集中的階段將注意力全都投放在方 案的細節，組織的細節上，只會浪費自己的精力與政治資本。

提出經濟平等與社會正義就能為下一步行動提出一個更具體的方向。提出改變社會為政治行動的目標，就能使所有希望社會轉變的人都站在這面旗幟之下，抵 禦政府的各個擊破式的收買人心政策。提出這兩個經濟綱領也可以與工人、工會組織取得聯係，以大罷工的方法使政府就範，戰術也因此變得多樣而靈活。歷史上的 革命，民衆所跟隨的都是革命綱領。孫中山的綱領就有提到「平均地權」，美國革命就有「無代表就無稅務」一語，就連李自成也有「迎闖王，不納糧」。經濟問 題、個人的生計乃所有人都必定關心的事，人需要對未來有信心他們才會對某種事情投放精力，因此經濟綱領最能打動人心，也最能聚集支持者。

政府現在就常常用經濟發展來做掩護，並用利益輸送的方法使大商人、大財團支持政府。但商人、財團是所追求的是利益，他們的忠誠在利益之處。民主力量 要遊説大商家並不可能，因爲他們沒有分配利益的可能，另外是他們要推翻大商家以裙帶關係獲得利益的制度。要使大商家支持民主，民主派需要顯示出他們有足夠 的政治力量左右局面，告訴商家們這是歷史潮流，他們可以選擇順著歷史的方向，還是逆向而行，被歷史的巨輪所輾碎。商人的心理很簡單，希望他們的投資有回 報，而政治角力的失敗者並不會帶來任何回報。這一點是政治活動的組織者必須要清楚的。

故此，凡是組織政治力量，組織者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支持他們的行動。重要的是爭取最大量的支持者而防止對手獲得支持。如果為獲得某些人的支持而忽 視社會大多數人的呼聲，或妨礙與其他政治力量取得聯繫，這種支持並不足以抵償整體的政治力量損失。組織者需要先穩固、整合並壯大他們的力量來源，然後再在 這基礎上推進。

一套政治綱領就能同時達到這兩個目的，先放棄細節上的爭吵，以共同政治平臺讓民主派團結起來，並吸納更多游離的支持者，使他們支持這一個綱領，而非 畫地爲牢的投向某一個行動、某一個政黨、某一個人。一些人可能不滿意民主黨的表現，另一些人則對社民連的行爲不以爲然，但他們同是民主的支持者。政治家需 要在這個重要關頭展示他們的氣度，使支持者放棄固有成見，並讓他們聚集在一面旗幟之下，集中力量去推倒非民主的政制。

（七）：大戰略（中）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有兩重意義，一是組織之間的分工，另外就是組織内的分工。香港的政治組織長時間分化，除了對民主有共識之外，缺乏一致的路向。要他們組織起來聽從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指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要進行合作，一個可能性就是由各個政治組織共同挑選一個最能當選香港行政長官的人（最多公民支持）作爲行動領袖，條件是假如此人成爲行政長官，他或她必須任命其他政治組織領袖為内閣成員。這樣等同組成聯合政府，使各個政治組織的利益一致之餘又能讓各組織的人物獲得應有的回報。當然，在政制上，這需要往半首長制轉型。在綱領上應提到這一點。

另外，香港的政治組織有各自的支持者。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機關去動員這些人並不可能。故此各組織應各自策動勢力範圍内的支持者群體，使他們走向聯合陣綫。因爲如此，聯合綱領的價值無比重要。這樣的分工合作，各方可以用盡一己之長，又不會在行動中互相侵蝕聯盟組織中的力量。政治家應該考慮實際問題，在一些無關重要的口號、路綫上的分歧閙不和只會消耗自己的政治力量。再深一步，統合和協調政治力量的工作可以由一個新建的策略工作小組負責。這個小組只負責策略上面的工作，不過問具體政治問題。故此，這樣的小組最好由平日涉足政治不深的策略家所組成。上述的組織方法既能求同亦能存異，政治家應好好考慮。

組織内的分工是另一個重要環節。同一個政治組織内可以有多個不同的「翼」（注意，不是部門）去以不同方法進行不同的工作。因爲戰場在香港，不管什麽工作都要以要令更多香港人出來支持統合過的這股民主力量。但這如在中國展開民主的工作並不產生衝突。組織内部分工就可以使組織有「表」、「裏」兩面。一個組織可以在「表」上聲言將集中更多精力放在香港，但「裏」的重心其實是放在中國，或這相反。「表」、「裏」需要根據狀況轉換，不能固守其一。這並不代表組織在欺騙公民，因爲考慮到中國局勢與香港的策略重要性，中國民主與香港民主是同一場戰爭，做出「表」、「裏」是讓自己處理問題時有更大的靈活性。

「表」、「裏」也讓組織找出自身的發展路向，更有效地投放資源。往中國方面都放更多的就更容易在中國成立分支，同時又可以將中國的資源運用到香港或香港的資源應用到中國。假如能夠有組織地使中國的民衆也大量的參加香港的集會，形成一股向心力，假如政府想要用力量鎮壓時，他們也需要擔心中國民衆的聲援，使他們有後顧之憂，也使中共不能隨意將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定為「叛國者」。

故此，就算「表」是香港，「裏」也需要不斷留意中國的問題，兩者互相配合才能對極權專制做出痛擊。

（八）：大戰略（下）

在中國的預備工作也應該要跟在香港爭取民主的工作同時展開，因爲考慮到中國的經濟危機隨時都可以到來，如果到時候沒有行動力量，香港的政治力量就不 能利用這個機會一舉擊倒中共的政治力量。要緊記，想與一個極權獨裁的政權談判得到民主自由是與虎謀皮。要取得民主自由，並不讓極權死灰復燃，唯一方法就是 與它進行政治角力，徹底擊倒它的力量。

可是擊倒政權也不一定能使民主自由扎根，俄羅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要使民主自由扎根，除了設計良好的制度之外，還要動用具有民主意識的民衆的力量 去防範極權專制的再度產生。因此一件重要的工作是訓練中國民衆，從他們之中挑選出民主政治家，給他們對應的支持，使他們自主的在中國根據當地的情況和適當 的時機展開活動。香港就是一個可以提供這些訓練與技術支持和調配國際資源的好地方。

上文提到香港的策略重要性，戰術上香港也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香港乃國際金融中心，只要能顯示出這場政治角力中民主的一方佔盡優勢，並很大機會能實 踐這個政治理想，香港内外都會有很多人願意為這樣的政治活動投資。中國境内的政治組織因爲環境所限，不能取得穩固的資金支持，而香港的民主派卻能接觸外國 的政府、組織、投資者。以香港為中國民主活動的根據地，香港就能作爲中國政治的組織中心。因爲香港的政治家能在這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貢獻，他們可以很容易 地影響國内的政治組織。

好像黃毓民與毛孟靜的視頻在國内網絡上得到廣泛的傳播，這證明香港的民主思想、政治意識對國内的民衆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和鼓舞。這是香港在知識上的優 勢。而要取得民衆的支持，傳達政治知識，讓他們接受民主知識是無比的重要。香港的政治組織要利用這個優勢去獲得更多國内民衆的支持。利用香港的一國兩制、 法治與言論自由去進行一些簡單的工作，例如有組織地針對國内民衆的政治研討、出售政治書籍等，就能使内地的民衆獲得基本的政治知識，也可以藉此機會讓他們 對民主工作做出資金的投入。這將是打開缺口，形成一股民主向心力的第一步。

中國的民間組織政治意識不強，因爲環境的關係使它們不敢去想徹底的政治改革。一些維權組織嘗試將以非政治化的活動，希望用共產黨的法律去「公開」、 「合法」的維護公民權利，因此成爲政權監視、打擊的對象。它們沒有想到政局一變，新領導人上臺或是國内的局勢惡化，它們都會立刻會受到打壓：它們不能用這 種方法積累力量，在適當的時機發起攻勢。

同理，「徹底的政治改革」也需要在香港出現。香港的政治組織絕不能寄望跟中共談判能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來。首先，在《基本法》框架下，中共佔據了主 導權。《基本法》本身就是非民主的產物，而它的内容，例如選舉委員會、人大釋法、二十三條都與民主原則格格不入。就算是全民投票選出選舉委員，而選舉委員 並非常規的公職，他們沒有激勵不去迎合中共的決定。不管怎樣，選舉委員會必然會限制公民的選擇，會剔除不能迎合選舉委員會這個小圈子想法的候選人。第二， 中共開出的承諾並不可信。只要反抗力量稍一減弱，它就會故態復萌。談判出來的折衷方案只會給中共更多時間進行滲透、收買、分化的工作。要獲得民主必須利用 現在越來越多人願意站出來的形勢，一鼓作氣的擊倒極權的力量。

中國組織的政治意識需要加強，如果能有效地利用它們能動員國内民衆和熟知各地區風土人情的優勢，它們將在未來的行動中發揮關鍵作用。只要小心行事， 懂得尋找機會，策略地配合香港的活動，它們就能構建起一個龐大的人際與資源網絡。只要香港的政治組織利用自身的優勢去帶動中國組織的活動，使這兩股力量結 合為一，整個局勢就會傾向於民主一方。

中國的情況與香港不一樣，更具體策略、戰術與組織方法需要在另覓機會討論。

（九）：總結

中國的經濟矛盾必然會在未來數年間不斷惡化，直到一天中共政權再也不能透過它的政策保持經濟發展。經濟的停頓會使現在已經不斷發生的社會衝突加劇並浮上桌面，到時所有人都能看到中共再不能維持中國的秩序。那個時候就是民主鬥士發動攻勢的好機會。

然而要利用這個機會，民主力量需要時間與精力做出準備，不然只會白白浪費這個好時機。環顧中國各部，只有香港有充分的條件去支持這樣的準備。再者，如果只將目光放在香港而不尋求根本的政治變革，專制力量會死灰復燃，到時香港勢也不能保有好不容易獲得的一點自由。

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香港與中國本部的地理環境、經濟接觸、人員交流、物產資源等，就算香港有《基本法》、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或用其他方法 分割，香港現時的政治經濟問題一樣會持續。根本的方法就收走往國家級的政治，用國家的力量，以制度和系統解決問題。美國革命之後、南北戰爭之時都有某州獨 立的可能，但從長遠來看，統一的美國容許人民自由流動，公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與才能往其他州分尋找更好的出路，在這種得背景下，美國境内的人物資源才能 盡為所用。這種自由的價值就比局促於一州、一城的自由大得多。更何況，更緊密的聯繫已經是世界經濟趨勢。

爲了免除後患，也考慮更遠大的利益，香港的政治家必須有「香港民主等於中國民主」的這份認知，並有與中共進行政治角力的覺悟。香港是這場民主戰鬥中 的戰略重地，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民主選舉，尤其是當它正在面對大量的社會與政治問題的時候。要取得這場勝利，香港的民主政治力量先要聯成一綫，然後再與中 國的民主力量結合，像鞭子一樣使力量往北伸延，這樣才能形成有利的局面。假如這些力量能聚集起來，這場仗就已經贏了一半。剩下的就是如何組織更具體的行 動，確立民主自由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