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讀書人的活動空間，有一個不斷城市化的過程。隨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學堂在城市出現，無論要接受新式教育，還是謀求新的發展空間，士紳都不得不往城市遷移。知識精英的城居化成為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傳統士紳之所以有力量，乃是紮根於土地，與鄉村「權力的文化網路」有著密切的血肉聯繫。晚清以後，精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後的知識精英，逐漸與農村發生了文化、心理和實體上的疏離。那麼，這些城市化的近代知識份子，與城市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南北迥異的地方社會
近代中國的城市化是不平衡的，地方差異、南北差異之大，形成了極大的落差。上海與北京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兩個最大的都市，一南一北，互為「他者」，無論是城市形態、社會分層，還是城市景觀、文化風格，都呈現出鮮明的對比。同樣，從晚清到民國，兩個城市的知識份子的內部構成不同，因而與城市社會的關係也迥然有異。
這兩個城市的比較，一個世紀以來永遠是人們樂此不疲的話題。姚公鶴在《上海閒話》中如此說：
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恒處對峙地位。惟北京為吾國首都者五六百年，故根深蒂固，歷史上已取得政治資格……抑專制之世代，有政治而不認有社會，蓋視社會為政治卵翼品，不使政治中心點之外，復發現第二有勢力之地點，防其不利於政治也。惟上海之所以得成為社會之中心點，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為外人涎羨。其繼也，又因外人經營之有效，中經吾國太平戰事，而工商乃流寓，乃相率而集此。而其最大原因，足以確立社會中心點之基礎，與政治中心點之北京有並峙之資格者，則實以租界為國內政令不及之故。
在不少幅員遼闊或者文化豐富的國家內部，往往有兩個中心：美國有紐約和洛杉磯，俄國有莫斯科和聖彼德堡，德國有柏林和法蘭克福，英國有倫敦和愛丁堡，澳大利亞有悉尼和墨爾本，日本有東京和京都。而在中國，北京是傳統的政治中心，上海則是晚清之後崛起的社會中心，分別成為近代中國南北政治與文化的象徵。作為一個有著七百多年歷史的帝都，除了明朝之初和國民黨南京政府兩段短暫時期，元朝至今的北京城，一直是在皇城根下。北京的政治，發達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國政治、國家政治。天子腳下，地方即國家，國家即地方，地方被籠罩在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作為一個政治首都，北京城到晚清之後，城市商業有很大的發展，卻缺乏近代的實業和金融業(近代北方的金融與實業中心在天津)，只是一個消費性的傳統都市。因而無論是城市紳商、資產階級，還是職業群體和自由職業者，與上海相比都遠遠不夠發達。
晚清之後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會，由士紳與商人組成，並形成了地方精英管理公共事務的有限格局，但北京並沒有像上海那樣有強大的地方自治勢力。研究近代中國紳商階層的學者馬敏發現，清末民初的地方市民社會，有兩種不同的組織形態，一種是以地方自治公所為主軸，以商會為後盾，進而聯絡各新式社團、公司、商界，以上海為主要類型；另一種是以地方商會為中樞，依靠縱橫交錯的民間社團、公司、商界的網路而形成，蘇州、天津、廣州、漢口等城市皆屬後一類型。顯然，擁有地方的自治機構的上海是強勢的市民社會，而以商會為中樞的地方自我管理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士紳為核心的管理型公共領域」，只是到了民國時期，商人代替了紳商成為城市管理的主角而已。北京顯然是第二種類型，而且因為其社團、商家和公司比天津、漢口等工商城市不發達，因而北京的地方社會要薄弱。在1920年代，有「北京商家泰斗」美譽之稱的孫學士，連任三界北京商會主席，是京城地方精英領袖，但他在全國並沒有知名度。誠如1920年代北京城市的研究者史大衛所指出的那樣：在北京，強有力的政權所控制的是一個虛弱而柔順的社會，「北京的地方精英在軍閥混戰的年代中扮演著政治調適者的角色，他們既沒有虛弱到需要習慣性地卑躬屈膝來滿足上層精英的要求，也沒能強大到將挑戰權威的舉措上升到要求獨立地方自治的程度」。
而上海作為近代中國的社會中心，是一個具有全球化背景的近代大都市，不僅具有強大的資產階級，而且在城市的變遷之中發展出豐富發達的社會網路。更重要的是，從晚清開始，上海作為一個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通商口岸，控制城市的政治權力一直處於競爭性的多元狀態。無論是英美、法國和日本的外來列強，還是清廷或後繼的各路北洋軍閥，誰都無法完全控制這個東方第一大都會。在權力競爭的空隙之中，反而為地方社會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可能性，也留下了地方自治的發展空間。清末民初的中國，同時出現了兩種相反的趨勢，一個是近代國家權力向基層的滲透和擴張，另一個是地方紳權為核心的「封建」勢力的崛起。國家權力與地方權力之間既有互動，又有衝突，呈現出複雜的權力交錯面貌。
以清末開始的地方自治為例，就具有雙重的性質，一方面國家權力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向地方滲透，另一方面地方名流借助地方自治試圖獲得相對於國家的地方公共事務的自主性。上海史研究者李天綱引用梁啟超的話指出，有兩種不同的地方自治，一種是政府助長者，另一種是自然發達者;近代中國的大部分城市屬於第一種，而上海屬於第二種。由於全國一半以上的貿易、關稅、工商業資本、金融存款、銀行總部和交通工具都集中在此，上海儼然成為「經濟中央」，非各種政治勢力能獨自駕馭，日益強大的社會生長出地方自治的要求。上海的地方自治，其欲望和力量並非來自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而是從以強大的經濟力、文化力和關係網絡為後盾的城市社會中生長出來，於是便具有持久的衝動和爆發力。
從1900年到1937年時期的上海地方自治，經歷了兩上兩下的波折。第一波地方自治高潮從城廂內外總工程局(1905-1909)到自治公所(1909-1911)、市政廳(1911-1914)，以李平書為首的上海地方士紳通過這些前後相繼的自治結構掌控了上海華界的地方公共事務，並且在辛亥革命年間的上海光復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1914到1923年間，因為地方自治受到袁世凱及其北洋政府的打壓相對衰落，其間的工巡捐局雖無自治機構之名，卻承擔了若干地方自治的功能。第二波地方自治的高潮始於1923年上海市公所的成立，與全國的聯省自治運動恰成呼應，一直到1927年國民黨統治上海結束。上海特別市建立之後，南京政府以「一黨治國」的理念加強對上海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自下而上的上海地方自治運動遂告挫折。然而，即便在1914-1923年和1927-1937年這兩個低潮時期，雖然不復有法定的地方自治機構，但下節將看到，上海各界的地方勢力依然在商人階級和知識階級領導之下，通過商會、教育會以及其他城市的「權力文化網路」，力圖表現出獨立於中央權力的城市意志，並且在北洋時期數度挑戰北京政府的中央權威。
一元化的上海與二元化的北京
京滬兩地的知識份子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究竟如何?他們是游離於城市「權力的文化網路」之外，還是鑲嵌於其中?簡單地說，近代北京是一個知識份子與地方社會相互隔絕的二元化城市，而近代上海則是文化精英與地方社會密切互動的一元化都會。
北京與上海，不僅在於一個為政治中心，另一個是社會中心，而且在近代歷史之中，同時又一個是學術中心，另一個是文化中心，這便形成了兩地知識份子與城市社會的不同距離。京城從歷史上來看一直是官僚士大夫的棲身之地，自1898年京師大學堂建立，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國立大學以及教會大學雲集北京，形成了全國公認的學術中心。京城知識份子的主體是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立大學任教的學者專家。這些國家精英繼承了帝國士大夫的精神傳統，他們所關懷的除了專業趣味之外，便是國家與天下大事，而與地方事務基本無涉。董玥的研究發現，京城知識份子即使是觀察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通常也從國家視角出發，所欣賞的多與帝都有關的建築景觀、皇家園林，如故宮、天壇、頤和園等。
京城的知識份子有強烈的抱團意識，但這些文人團體通常不是為國家法律所承認的正式職業社團，而是帶有傳統士大夫色彩的非正式交往社群，在「五四」時期有領導啟蒙運動的《新青年》群體，啟蒙陣營分裂之後，京城知識界分化成胡適、丁文江為首的《努力週報》群體、以周氏兄弟為領袖的《語絲》派和歐美海歸博士為主的《現代評論》派。到1930年代，《努力週報》群體擴大為《獨立評論》派，從《語絲》中分化出來的本土化京派文人組成奉周作人為精神領袖的《駱駝草》群體，而另一批留洋歸來的京派作家以林徽因的「太太客廳」為中心，形成了前有《學文》雜誌、後有《文學雜誌》的同人圈子。由於京城的報業和出版業遠遠比不上上海發達，故這些京城知識份子皆以非商業化的同人刊物為中心，京派文學的代表《文學雜誌》竟然還是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
民國時期的北京知識份子與京城的地方社會基本絕緣，與當地的士紳、商人等地方社會網路幾乎沒有什麼交往。他們都是國家級學術精英，甚至在國際上著名，生活在國立大學的象牙塔中，自成一個文化王國。與京城知識份子關係最密切的，當屬天津《大公報》。《大公報》雖然發源于天津，卻是一張全國性大報，其關心的主要議題並非地方事務，乃是國家命運和世界風雲，於是與京城的知識份子一拍即合。《大公報》很有影響的副刊「星期論文」和「文藝副刊」的作者，大都來自于上述北京知識份子各大圈子。「星期論文」與胡適為首的北平自由派走得很近，而「文藝副刊」仰仗的則是出沒于「太太客廳」的京派作家。在1930年代的北平(北京)，他們形成了哈貝馬斯所說的「輿論的公共領域」和「文學的公共領域」。但北京的公共領域與以《申報》為代表的上海公共領域不同，其背後缺乏資產階級為核心的市民社會支持，散發著純粹的知識份子氣息。這些以國立大學為背景、掌控了全國知識話語權和輿論主導權的大知識份子，因為與國家權力(南京政府)、國際資本(由庚子賠款為來源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全國性大報(《大公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更具有古代士大夫的清議色彩，其與近代的城市社會是游離的，與城市資產階級更是隔絕的。而在近代市民階層面前，他們依然保持著傳統士大夫的矜持、清高和傲慢。
對於京城知識份子與市民階層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董玥有如此精妙的分析：
在北京，並不是很多人都能享有像知識份子那樣高的社會地位;他們佔據著社會等級中的高階，社交圈裡都是和他們認可、欣賞同樣的社會地位象徵的學者名流。這樣一種環境給他們以安全感，讓他們覺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們不斷地批評政府，這說明他們相信自己的學術知識工作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如果在上海他們會有做「他者」的感覺，在北京他們則是主人，而北京的本地人才是他們眼中的「他者」。北京城中的「新知識份子」並不是像本雅明眼中的波德賴爾那樣的漫遊者或城市閒人。他們不是人群中的詩人，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他們與本地人的接觸止步於拉著他們足不沾泥地穿街過巷的洋車夫之間往往不大順暢的溝通，他們很清楚這種隔閡的存在，但是從來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嚴重的問題。
細讀北京的文化人有關北京城的文字，會發現他們的內心對這座文化古城充滿了故鄉般的柔情。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都於1920年代末在上海生活過，但他們不習慣上海的商業氣和美輪美奐，無法融入這座東方的巴黎，始終有疏離感，是城市的邊緣人和漫遊者，於是在1930年代初紛紛回到北平。只有在北平，在北大、清華、燕京、輔仁這些象牙塔中，才不再有在上海那樣的疏離感，感覺自己回到了精神的故鄉。雖然不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不會說一口京片子，但依然感覺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反而將真正的北京人視為「他者」。北京文化人與城市的聯繫是情感的、審美的、純精神性的，北京城之於他們是精神的鄉土，是地理化的家國。北京象徵著心靈之家和中華國家。但家國之中所缺少的，恰恰是上海獨有的城市認同。
相比之下，對於上海文化精英來說，上海既不是家，也非國，她就是一座現代大都會，一座有著自身肌理、血脈和靈魂的城市。近代中國的學術中心在北京，但文化中心卻在上海。學術中心以大學、研究院和基金會為基礎，而文化中心多的是近代的報館、書局、商業雜誌、電影業和職業教育。北京知識份子的核心是學者專家、大學教授，而上海文化精英的主流是出版商、報業大王、記者、編輯、民間教育家以及自由撰稿人，他們由兩部分氣質截然相反的文化人所組成。一部分是布爾喬亞化的職業文化人，另一部分是波希米亞式的流浪文人。前者是出版商、報業老闆、媒體從業者、大學教師和職業教育家，更寬泛一點還可以包括律師、會計、醫生等專業人士。
這些布爾喬亞化的職業文化人，在資本主義化的文化市場中討生活，他們本身不是資產階級，但與上海的商人階層關係密切，甚至自身亦紳亦商(如《申報》老闆史量才)，他們的意識形態充滿了布爾喬亞式的對權利、秩序和世俗幸福的嚮往。另一部分波希米亞式的流浪文人，乃是指從五湖四海來到上海的流浪文化人，他們居無定所，生活在逼仄的亭子間裡，以自己的才華與勤奮為上海灘各種各樣的報紙副刊、雜誌寫稿為生，或者在報館、書局和民間教育文化機構打零工，經常跳槽。這些來自異鄉的流浪文人大多不安分守己，想入非非，充滿著野心與夢想，仇恨異己化的城市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權力宰制關係。在政治傾向上往往表現出激進與左翼，崇拜魯迅的精神魅力，為左翼作家聯盟所吸引。這兩部分上海文化人，雖然涇渭分明，但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流浪文人一夜成名，出人頭地，便步入職業文化人階層;而職業文化人一旦被解雇，便窮困潦倒，只能以爬格子、打零工為生。而所謂的布爾喬亞與波希米亞意識形態，也非完全隔絕，充滿反叛精神的左翼文化人在生活上可以被布爾喬亞所俘虜同化，嚮往資產階級的安逸、奢華，而上海的職業文化人也比有國立飯碗保障的北京知識份子要自由率性得多，常常表現出與政府疏離、反叛的一面。
至於上海知識份子與城市的關係，無論是職業文化人還是流浪文人，由於都是在都市的資本主義市場關係之中生存和發展，與這個城市有著無法割捨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血脈的關聯，都深刻地鑲嵌到城市社會之中，成為「權力的文化網路」中的一員。近代上海不愧為人們心目之中又愛又憎的魔都，她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魔力，無論這種魔力被稱為近代文明還是資本主義，總之像一口大熔爐，迅速將來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的新移民融入其間，讓他們對這座城市產生或深或淺的認同感。且不說職業文化人會自覺地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即使是那些波德賴爾式的城市漫遊者，雖然上海對他們而言是疏離的、異己的，甚至敵對的，但他們的生存方式決定了他們無法離開這所城市、游離於城市資本主義生產秩序與生活秩序之外，因而所有對城市的批評和反叛，從另一方面來說更深刻地證明了他們不甘被城市邊緣化，內心渴望顛覆城市的現存秩序而成為城市的主人;或者只是話語上的顛覆，而在現實的生存策略上只是適應資本主義的生存規則，不斷掙扎著、努力向上流動。
古老的北京是近代中國的政治中心兼學術中心，因而這座城市的真正主人都是非本土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官僚與知識份子精英，他們與城市的地方社會完全隔閡，沒有共同的利益和語言。雖然京城的知識份子在情感上視北京為精神的故鄉和國家的象徵，但北京對於他們而言只是國家的「首都」，而非一個「城市」，他們的自我認同與其說是北京人，不如說是首都人。由於北京的知識精英與城市社會的二元隔離，使得近代北京的地方精英只是一些知名度有限的地方紳商，而缺乏有文化號召力的知識份子加盟，因而無法像上海那樣展開有聲有色的地方自治運動，形成不了與現代都市規模相匹配的市民社會。相比較而言，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埠的年輕城市上海，卻迅速成長為全國的社會中心與文化中心，作為市民社會的中堅力量資產階級與公共領域的核心階層知識份子得以形成戰略聯盟。社會力量與文化力量的相互融合所建構的「權力的文化網路」，為上海的文化精英提供了廣闊的城市舞台空間。
近代中國一南一北雙城，為新崛起的知識份子展現了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空間，歷史所留下的不同城市傳統至今成為京滬兩地文化人無法逾越的「圍城」。
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11/4/890074.shtml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2/11/blog-post_396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