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9 November 2012

集体土地入市或致房价崩盘 土地制度改革引发论战

  在整个年会当中,若说一个分歧最为严重,专家相互之间也都不太认同的,就是关于“城镇化进程与土地制度变革”的议题现场。

  在讨论当中,诸位专家各说各话,相互之间没有认同,而且多次发生相互反驳的话。争论激烈过程中,不乏火爆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表示,“很多学者支持集体建地要入市,把房地产泡沫降下来”。但是他担心,如今“房地产泡沫很高,这样做会让房地产一下崩盘。”

  他认为,可以做的方法是在城市郊区,城中村扩张的过程中,政府和农民谈判,政府拿走一部分地,然后再给农民一部分地。“允许先盖出租房给农民工。这个房子现在只能出租,十到十五年以后也许可以再上市转让。”他认为如果实行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政府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征地了。同时,“如今两亿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如此做也让这些农民工有住房了。”

  而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今后应该允许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可以继续征地,但是经营性的项目节不要再征了,“不征了也得用地,用谁的?就可以直接使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也就是说要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火爆的观点自燕京华侨校长华生出场后立即点燃,他一出场就语出惊人,“刚才李铁介绍黄理事长是半官方机构,听完了基本上知道为什么我们土地市场会乱成这个样子。”

  华生认为,现在讲土地制度要改革,没有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怎么改,“就跟我们股市一样,这一年来改了不少,未进门有人拉住我,你还谈土地,说股市的已经没命了。”

  他针对黄小虎的观点表示,当前,在“没有做好结束现在的土地财政这个大问题准备的时候,讲缩小征地范围,讲只做公益性的征地,基本上就是空话”。并称“空话、大话、套话在其他领域还可以混混,在经济领域不好混,因为马上要兑现。”

  华生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如果正确,取得实际效果,“关键是要明确土地制度改革受益主体是谁。”他的观点是,受益的主体“应该是宜居城市的外来人口,因为他们是城市化的主力军,其中首先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

  “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给城中村和城郊已经很好的农民继续锦上添花;土地制度改革也不是给我们开发商回到2005年之前没有招拍挂自己可以到处去拿地、到处公关,成为开发商的盛宴;也不是城市各界精英在城郊的别墅官员取得合法产权证,以及进一步多搞庄园”。

  并称,土地制度改革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一定不会出问题,而“偏离这条主线一定会出大问题”。

  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教授出场也语出惊人,认为“土地财政”涉嫌违宪。“靠政治强制力得到市场,在宪法上是不可以的,它歪曲了社会、国家、公民市场之间的关系。”

  而周其仁对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验,赞不绝口,认为“给全国的同类型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周其仁认为,成都改革的关键是进行了土地确权。“土地确权不要小看”,因为,这“不单单是经济改革,是社会改革”。划定了政府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拿地太容易会导致土地低效率配置,只有拿地困难才必须拿过来用比原来用更合理,“这就是市场机制。基于对其上的权力、基于自愿、基于相对价格配置土地资源”。

  但是,这一点却立即遭到了华生的反对,认为成都重庆的地票制度“走不通,需要设计更好机制替代它。”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认为,对土地财政问题,各界过多得“从道德高度来批判它”,觉得都不可取,但其实“我们应该肯定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看到它的不足,然后改革”。而对社会上反映强烈的招拍挂制度,胡部长则对其进行了辩护,认为这一制度在“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按照市场化方向走的”。他承认,大家谈到招拍挂制度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作用“是有的”,“但是招拍挂制度在中国国情下很好的抑制了腐败的问题,从源头建立惩罚体系也是功不可没”。

  虽然争论激烈,但周其仁的一个观点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他表示,在北京制定政策、研究制度变化,应该充分吸取地层变革的理由。“不能完全靠我们顶层设计,就关起门来决定应该怎么样、最好怎么样、最理想的方式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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