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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0 November 2012

陈季冰：“中国模式”与下个十年的改革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政经和学术界是一门显学。由于这是一个宏大无边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
　　本文将要提出的假说要旨如下：第一，所谓“中国模式”的确存在，但它并非当局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意识地描绘和谋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无意识地逐渐形成的，最高当局甚至未必愿意主动认同它；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后形成的，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成型；第三，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中国模式”得以稳固的阶段，这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前十年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成果，而时下的大多数尖锐社会矛盾——如“国进民退”、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和生态恶化——也是它的结果。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进行一番解剖。

　　一．“中国模式”的秘密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性的。简单概括它的精髓如下：
　　1）一概放开日常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一切“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和所有制限制，让它们完全由市场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13亿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短短20年里使中国从一个几乎什么都紧缺的社会变成一个到处存在“结构性过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高度集权的国有行政垄断，据说这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所谓“社会效益”的最有效办法。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发政治动荡的“官倒”更加触目惊心的新的巨大寻租空间，是眼下司空见怪的绝大多数贪污腐败罪行的源头。
　　3）如果仅有上述两条，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后持续10年两位数以上增长的，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幸运地，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而整个20世纪90年和21世纪前8年又是这一周期的高峰。期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创新活动与雄厚市场购买力与中国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无穷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换言之，“中国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所谓我在前文说，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看得出来，后两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主动可控，而且因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正急剧改变。
　　下面，我将从“国有企业”和“金融管制”这两个关键词出发，剖析这种“中国模式”的弊端。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而之所以“重大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又主要是因为据说它们不像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企业，它们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这套理论因为被一再重复而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的确，我们看见过中国工商银行像珠三角的民营玩具企业那样拖欠员工薪水吗？我们听说过宝山钢铁公司直接向上海黄浦江里排污吗？当然，南方航空公司也不可能给乘客吃过期变质食物，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更绝不会对它的员工搜身打骂……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象而已。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有企业自身的光鲜，正是靠它们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和掠夺支撑的，它们所具有的不是“社会效益”，而是“社会负效益”。上面说得那些可能都是事实，但那恰是因为：不是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成为工商银行、宝刚、南航和中石化员工的。
　　因此，指望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去“回馈社会”、实现社会效益，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国有公司本身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尤其是行政的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那些“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和管理不规范”的民营企业，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而在近年来牵涉到重大贪腐案件的各地许多工程建设项目中，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总承包的所谓“国有企业”实际上不过是相关利益人用来遮掩外部耳目的一件外套罢了，它不会去建设任何工程，它的功能只是合法地收钱（不管是来自财政的钱还是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钱）和转帐而已。通过它们的所谓子公司和分包商，相关利益人可以安心地坐地分肥，肆意捞取各种合法或不法的利益。它们自己一般也不会去亲自施工，这样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盘剥那些民营小施工企业，而且出了一般的事故，上面来查、电视台来拍的时候，当然都是那些黑心的私人老板的时期，与它们毫无关系……
　　国有企业日益扮演的“二房东”食利者角色，这些年来，从大到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维修工程（若非其后来所致震惊中外的“11•15”特大火灾事件，它将是数神州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千百万未遭揭露的钱权交易故事之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都可以一目了然。它们残酷地将包裹着层层糖衣的“国有企业社会效益论”砸得粉碎。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观上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意图，甚至还非常希望并连续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客观上它实际上每天都在意无意地做着促使“国进民退”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国有企业的上述地位，即便有了行政垄断，若无金融管制和金融扭曲，也是不可能长久屹立不倒的。这就牵涉到了金融体系对它源源不断的输血。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亦即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去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那么，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中国行政垄断的金融体系本身去寻找了。
　　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实现社会资本的最有效配置，而是以行政力量扭曲市场机制配置，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曾精辟地指出过，“在改革的年代，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目的恰就是为了维护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
　　而这种扭曲，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用天价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这种制度设计就其初衷而言显然是成功的，其结果是：粗略地说，目前中国的GDP和就业当中有2/3以上是由民营和外资企业贡献的，国有企业仅贡献了不足1/3，但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向却正好相反，其中的2/3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
　　这才是中国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的那句话——“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了。

　　二．撬动改革的支点

　　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之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其一个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而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我认为当下最急切地需要做的有几件事情：
　　在银行业，必须放开民营银行，并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让那些背后由政府撑腰的国有大企业无偿（或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占用。
　　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此外，或许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仅有金融改革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推得动。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踯躅不前的中国改革事业来说，当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同意，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每一个领域内都存在大量制约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改革。但分歧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怎么改？改革的轻重缓急和先后秩序如何确定？……面对所有这些棘手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像30多年前那样能够轻易地取得共识。而关于这些问题的南辕北辙、甚至尖锐对立的答案和争论，足以使亟待推进的改革长久停留在原地踏步。
　　许多人于是呼吁，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共识。但我以为，如果把所谓“共识”理解为在上述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话，那么这个共识恐怕永远都不可能重新获得。因为在今日中国，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既没有共同的敌人，如当年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的“极左路线”；也缺乏共同的目标，如当年令全国人民向往的“温饱”和“小康”（还记得“三大件”吗？）——许多人在许多年以前就实现了“小康”，一些人如今甚至已是巨富。因此，现在和今后的改革共识，大概只可能存在于模糊的大方向上——例如，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等等。
　　但这仍然不足以直接回答“如何启动下一步改革”这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我主张，当下亟需的是寻找到一个新支点，就像当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文革时期国家宣传机器动员政治运动时常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纲举目张”，改革时代其实也一样。系统性的改革应当像化学中的连锁反应，经由这个支点，一个改革撬动下一个和下一系列其他改革，直至最终完成全方位、整体性的变革。
　　很显然，这个支点本身应当是经济性的，这是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照此标准，在我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政府财政预算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了，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差不多就等于管住了政府本身；而管住了政府，则就基本上自然消除了社会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尤其如此。
　　所以西谚有云：“悠悠万事，惟税为大。”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议会——英格兰议会正是因税收和财政的分歧而诞生的，而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会两党的争吵也主要集中在财税问题上。就中国未来而言，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公众能够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充分知情并行使真实而有效的监督权，则必将对政府行为、人大代表选举、国有企事业监管、新闻监督与言论自由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预算民主的操作路径很简单：惟“公开”二字而已。就此意义来说，温家宝总理去年起亲自督办的国务院各部位公开三公经费，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接下来不仅是三公经费，还应当将这种公开推开到各级政府的所有财政支出，一言以蔽之，政府收进来和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让纳税人清清楚楚。

　　按照许多有识之士的分析，中国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共识难以取得，动力日益衰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所谓“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应当看到，它们本身正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就的。在改革之初，这些群体曾是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仅仅“做大蛋糕”——所谓“发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诉求，如何“切蛋糕”——“分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转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试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里，将尚存诸多不合理性、原本属于改革中途的 “过渡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从而谋求本集团利益的持续最大化。
　　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权益则因为他们无权无势、缺乏基本的话语权而被漠视和损害。因此，如果想要为改革重新注入动力，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帮助他们将自身的诉求转化为切实的博弈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事实上很可能恰恰相反，它要求政府少做或不再做什么——只要在社会管理层面逐步放开各种民间自发团体的设立和监管，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去年以来，广东省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可喜的尝试。可以想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严厉管制，降低它们的门槛，允许民间自发成立各类社会组织，在当下并不会对任何一种依靠政府行政壁垒维护的既得利益造成直接的冲击，因而几乎不会遭到什么团体和个人特别强大的反对。然而，一俟这些不受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发育成长起来，它们本身也会成为具有足够博弈力量的“利益团体”——由100个会员组织起来的四川建筑工人同乡会在与雇主和政府谈判时，其议价能力毫无疑问比100个互相不认识的分散的四川建筑工人不可同日而语。而随着各种类型、性质、规模的自发社会组织纷纷茁壮成长起来，那么，目前社会上那些掌握了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的肆无忌惮的强势利益集团今后的行为恐怕必将受到有力的束缚。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也并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它们的目标大多只是追求某一种微观的、单一的经济利益。然而，组织性质的非政治性并不妨碍它们在追求各自具体和独特目标的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发挥有力的制约功能。
　　这是一种非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过去人们常说的“增量改革”，是指在不触动既有体制的前提下在它之外另做出一块蛋糕，最终由于增量越来越大而逐步“覆盖”掉体制内的“存量”。而像放松社会组织管制这类改革，也不会直接损害到现有体制之下的既得利益，但它不是通过直接“做大增量”，而是通过在既有体制框架内扶持弱势的利益集团参与博弈来促进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

　　三．回到改革的原点

　　有些人经常忧心忡忡地说，蛋糕不可能永远做大下去，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这是正确的，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政治力量来重新规划、进而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方式来补偿另一部分人。事实上，这样强制推行的改革既阻力重重，一般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利益格局的调整完全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帮助一部分人增强博弈力量、进而让他们自己去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时下许多人一提到“利益集团”就反感，实际上，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存在太多太强的利益集团，而是相反——中国的利益集团还不足够多元、还没有公开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地不平衡——只见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张而听不到弱势利益集团的呼声，因而在各种法律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形不成真正公平透明的博弈。
　　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继续顺利、平稳、有序地推进改革，放开乃至求助于“民间社会”，是必须要迈出的关键一步。没有一个拥有强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中国未来必将发生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将会非常叵测和险恶。
　　写到这里，或许有必要特别指出一下我个人最反对的一种思维模式：在它看来，面对积弊丛生的社会现状，一切局部的、枝节的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它怀着一种“这是最后的斗争”的理想情怀，试图为未来描绘一幅完美的蓝图，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看起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全局性方案，并规划详尽的实施战略和步骤……一旦这种思维模式遇到适合的社会土壤，再度发酵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语境，那么，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未来，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将被彻底葬送。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现代中国人留下了些什么的话，这应该就是最宝贵的教诲。古往今来一切成功而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从来都不是哪个先知在书斋里根据什么“主义”事先规划出来的，相反，它们都是从看似枝节性的修修补补出发，一点一滴积累演化而来的。

　　作为推进下一步改革和谋划更长远的变革的另一个补充环节，我还认为，下一个十年应当恢复在改革开放前半程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国家体改委那样的机构。事实上，不少分析人士正确地指出，过去10年来改革之所以陷于停滞，与体改委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于2003年的被撤销、其职能并入实权在握的发改委有很大关系。过去的体改委基本不具有国务院其他部委所拥有的政策审批权，作为一个为改革出谋划策和设计方案的“半智囊”机构，其自身相对超脱，因而比较容易做到不受部门利益左右，它出台的政策也被认为更具全局考量、更着眼于长远。未来的中国改革必定需要诸多更深刻的“顶层设计”，类似过去体改委的独立机构将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需要更广泛和全面变革的新时代，简单恢复国务院下辖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旧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改革形势之需，因为该新机构的职能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亦非国务院职权所能涵盖。依我之见，在最合理和最高效的架构下，新的改革政策设计机构应当隶属于中共中央，其地位差不多相当于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例如现有的纪委。未来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中共中央体制改革委员会”，由一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如此，则未来的改革事业庶几既能够稳妥可控，又不至于被利益集团所劫持。
　　作为一个一贯主张分权和放权的自由宪政论者，以往我几乎从不主张（而且几乎总是坚决反对）为某一特定社会目标新设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但改革必然要动到人们现有的“奶酪”，因而其政策的设计和推动需要有超然于现有利益格局之外的“旁观者”。这就呼唤一个类似于体改委这样的部门——我们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管制能力而呼唤它，而是因为它自身有可能不陷入既得利益纷争而期待它。

　　写于2012年11月1-2日，部分发表于11月出版的第186期《瞭望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