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時空巨變和文化危機
人類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時空巨變。這和過去從漁獵轉向農耕，從農耕轉向機械生產，從機械生產轉向初期資訊時代，都是完全不可比擬的。首先，軟體和電腦革命、全球互聯網、移動通訊革新使人與人之間的隨時溝通成為可能；新一代人在世界網路中對話、成長；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繼往開來的代際傳承。他們對世界的感知和自我觀念都與我們迥然不同，甚至越來越不同，我們不能確知他們會給我們帶來一個怎樣的未來。其次，由於生物工程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如轉基因、幹細胞、克隆等等使人類甚至對他自己的血肉之軀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頓；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萬年的亙古造化，現在有可能通過人為的手段複製、改寫、優選，那麼，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還有納米技術最終使人類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十億分之一米尺度的空間內,研究和利用電子、原子和分子運動，實現對整個微觀世界的有效控制。這些革命性的新知識、新技術貫穿到人類生活的每一細節，導致了人類看待時間和空間的方式都有了根本的改變。這種改變不能不帶來人類文化的根本轉型。
與以上時空巨變相伴的，是西方現代性的弱點的充分暴露。西方現代性的兩個主要特徵：一是經濟增長萬能，一是個人絕對自由。到了20世紀後半葉，兩者都受到了質疑。以掠奪殖民地和不發達地區以及大規模戰爭得來的經濟增長和個人絕對自由，成就了西方的現代性，同時也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給人類帶來了重大災難。回首20世紀，觸目可見的是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留下的慘痛記憶。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把歐洲文化最繁榮的地區夷為平地，貧窮、死亡、傷痛，滿目瘡痍；加以德國的反猶太法西斯集中營、俄國的古拉格群島等精神創傷，歐洲人體會到瘋狂的現代化發展所導致的毀滅之痛。美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美國本土並未直接經歷戰爭的浩劫。他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體驗到的，更多是光榮與夢想、成功與輝煌、領導與主宰，從而強化了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軍事第一，以至先發制人、國家主權有限論等競爭策略。
總之，經濟增長並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據統計，30年來，美國經濟增長很快，幸福指標卻在下降。今天的美國人消費了多達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他們的人數卻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5%，總之，美國式的現代性就是以最大的自由去掙最多的錢，並進行盡可能的最高消費。如今，地球已被人類消耗殆盡，美國不計後果的提前消費給普通人帶來的只有失業和窮困；特別是最近的金融海嘯更充分暴露了這種美國式經濟增長給全世界經濟造成的危機。個人絕對自由所帶來的社會危害就更其嚴重。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高等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莫蘭(Edgar Morin)所指出，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它的盲目的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道德和心理的遲鈍，造成各領域的隔絕，限制了人們的智慧能力，使人們在複雜問題面前束手無策，對根本的和全域的問題視而不見；科學技術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別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學的盲目，給人們帶來了緊張與危害，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更是強調在西方，高度文明與高度野蠻其實是相通的和難以區分的……現代性是現代文明的結果，而現代文明的高度發展超越了人所能調控的範圍，導向高度的野蠻……他們指出，這一切都要求我們重新定義人類狀況，重新考慮人類的生存意義和生存方式。
二、另一種全球化與文化轉型
人們曾經夢想21世紀會比20世紀更好一些，然而正如愛德格．莫蘭所指出，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卻是在人類、個人、群體和國家之間的前所未有的極其怪異而殘酷的關係，這種狀況已經使人類遭遇到史無前例的危機和面臨著越來越頻繁的風險。同時，由於人類盲目發展的結果，造成了各個學科的片面性和割裂性，以及各種知識之間的日益嚴重的不相適應和相互割裂，這使人們更難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面臨的重大危機；也導致全球性的各地區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平衡和隔離狀態。這一切使人們在21世紀到來之際，突然面臨嚴重的戰爭（雖然是局部地區）和暴力，特別是難以操控的高科技軍事暴力和生態毀滅。而近日發生的金融海嘯更是大規模剝奪了普通人民的就業機會和財產，造成了社會多方面的混亂和不安定，人類不能不面臨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機。
改變現狀，化解危機的途徑多種多樣，但最重要的應是全方位的文化轉型。也就是上面說的：重新定義人類狀況，重新考慮人類的生存意義和生存方式，即對世界、對人生、對環境的全新的看法。這種轉型不是一時一地，也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所能完成的。文化轉型的根本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只能是文化對話。美國學者里夫金用美國夢和歐洲夢兩個概念來說明這種轉型。他認為至今仍得到廣泛認同的以美國夢為代表的文化追求首先需要轉型，所謂美國夢就是以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最平等的成功機會去掙最多的錢，這固然為美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帶來了無可比擬的物質進步，但也為世界種下了深重的危機。美國為了保護既得利益，只能不顧後果地將一切政策都設計為使財產利益最大地增值，把一切妨害個人自由發財的事或人就都認為是敵對方，甚至把所有與美國不同的社會和文化都看作是對自由的潛在威脅，而被先驗地定義為美國的敵人。美國因此組建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機器，把自己塑造成試圖統治世界的新帝國。它在為自己編造拯救世界的政治神學使命的同時也把自己變成了世界的敵人
在里夫金看來，歐洲夢代表著一種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根據這種觀點，以單純物質追求為基礎的現代發展觀本身即將受到修正，人類追求的應不只是個人財富的無限聚斂，而是以生活品質為準繩的可持續性的文明。所謂生活品質就是實際生活條件以及公民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如健康，社會關係，自然環境的品質等。可持續性的全球經濟之目標則應是：將人類的生產和消費與自然界的能力聯繫在一起，通過廢品利用和資源的重新補充，不斷再生產出高品質的生活。在這樣一個可持續的、保持穩定的經濟的狀態下，重要的並非個人的物質積累，而是自我修養；並非聚斂物質財富，而是精神的提升；並非拓寬疆土，而是拓寬人類的同情（empathy）。總之，有生活品質的生活，大概是指一種普遍富裕、擁有社會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準的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福利社會之上，因而免除了人們的衣食住行的後顧之憂，保證了人們的生活安全；同時也保證人們有充分的自由、時間和條件去追求各種豐富的精神生活。作為歐洲夢兩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義和全球生態意識將人性從物質主義的牢籠中解放出來，成就新的人性。
從歐洲夢來說，獲得自由，意味著能夠進入到與他人之間無數種彼此依賴的關係之中。一個人有途徑進入越多的共同體，就有越多的選擇權，關係帶來包容性，包容性帶來安全。歐洲夢強調的是共同體中的互相依賴而不是個體的絕對獨立自主；強調文化多樣性而不是相似性；強調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無限制的物質增長；強調投入與享受並行而不是瘋狂的貪婪；強調普遍人權和自然權利而不是私有產權；強調全球合作而不是單邊主義的權力濫用，總之，歐洲夢追求的不是拼命擴大財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準，不是追求擴大權力範圍而是去擴大人類互相理解。歐洲夢被認為幾乎是第二次啟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義（idealism）去糾正第一次啟蒙所錯誤提倡的物質主義以及無限制的進步論（直線的、急速的、無限的求新）和絕對化了的個人主義。
作為文化轉型之一例，里夫金的主張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當前世界正在形成一個反對軍事暴力、維護多極均衡、保護自然生態、爭取文化多元發展的另一個全球化。要促進這樣的全球化，達成文化轉型，絕不是文化隔絕所能做到的。如果說西元前500——700年之間，以孔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舊約詩篇等為代表的第一軸心時代，中國、希臘、印度、希伯萊等主要文化基本上是互不相通，各自發展的，那麼，經歷了時空巨變之後的當前的第二軸心時代，不同文化的相互隔絕已根本不可能。文化轉型不可能由某一民族、國家，地區來完成，更不能由任何偉人或救世主來提出，而只能在不同文化的反復對話中，積累全人類的智慧而逐漸形成。當前文化轉型的核心內容是和諧的多元共生。和諧的前提是共生，和諧的內容則是相互協調，在相互矛盾和相互否定的主體之間進行利益調配和充分的對話協商。另一方面，正如華裔法蘭西學院院士程抱一所言，文化乃是集體的成果，是人類共用的財富。每個個體都是獨特的，正是他們構成了生命與生命之間生生不息的代代繁衍。這種獨特性如果缺少了和其它獨特性之間的交流的話，那麼，它就會失去意義，就無法顯現，更無法絢麗綻放這就是說，對話不僅是全球多元共生的途徑，而且是文化存在本身的根本形式。
三、跨文化對話的緊迫性和難點
如上所述，革命性的新知識、新技術貫穿到人類生活的每一細節，導致人類對時間和空間都有了和過去根本不同的看法，也導致了對地球資源的空前消耗和爭奪。面對這樣的現實，人類只有兩種選擇：不是對抗，就是對話。對抗引向戰爭和毀滅，對話引向和平。目前，文化衝突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全球人類的未來。文化霸權主義和由文化封閉主義發展而來的文化原教旨主義的尖銳對立已經使全球處於動盪不安的戰爭前夜。要制止這種迫在眉睫的衝突，更不能通過暴力，而要更充分的強調協商和對話。
這裡所說的對話並不包括那種雞說雞話，鴨說鴨話，互不搭界的各說各話；也不只是為了感情和興趣，可說、可不說的一般性對話，這裡所說的對話，其神聖使命首先是為了能共同生存下去，能尋找出和諧共處的生機，因此，它是一種能產生新觀念、新思想和新方法的生成性對話。進行這樣的生成性對話不能不碰到以下的矛盾和難點。
第一、普遍與特殊的矛盾。對話之所以成為可能，首先要有一種共同生存下去的願望和要求，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實施霸權，或一方的自我孤立或自我宣揚。其哲學根據就是既要承認普遍性，又要承認特殊性。世界進入後殖民時代，一部分獲得獨立國家的人民急於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堅持封閉狹隘的民族主義，他們認為一切被指為普遍的東西多是獨斷的、僵化的，並有強加於人的暴力傾向；因此反對任何結構性制約，反對任何中心，或者急於使自己成為中心。另一方面，某些強勢文化認為自己的文化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是可以覆蓋其他各民族文化的普適文化。這就消解了對話的基礎。那麼，文化的普世價值究竟是否存在呢？中國哲學早就強調易有三義——變易、不易和易簡。變易就是指因時、因地而變的特殊性，不易則是指不依時、地而變的普世性。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更是對此作了精闢的論證和發展。俄國思想家別林斯基在其《文學的幻想》一文中說得最清楚。他說：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類才能夠達到共同的目標；只有通過各自獨特的生活，每一個民族才能夠對共同的寶庫提出自己的一份貢獻。事實上，沒有共同的目標（普世價值）就沒有對話的必要和可能；沒有各自獨特的生活，也就沒有了對話的內容，無話可對。例如民主稱得上是一種普世價值，但對民主的理解和到達民主之路，卻各有不同。各民族只有通過自己獨特的道路，才能達到這一普世的目的。然而在當前情況下，特殊性和普世性之間發生了深刻的斷裂，或只強調普世價值，不承認文化的特殊表達方式，或只強調特殊性而取消一切普世的共同基礎。
這種斷裂嚴重影響了各方面的和諧，使對話難以進行，社會難以發展。重新溝通和彌合這種斷裂，回返普遍與特殊的正常關係是發展多元文化，保護文化生態，緩解文化衝突的重要環節。
第二，在對話過程中，如何既保持原有文化的純粹，又能接受其他文化的有益的影響，也是一個矛盾。要保存固有文化的主體意識，就會強調各種文化越純粹、越守舊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間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吸收。這種互相吸收和補充是否有悖於保存原來文化的特點和差異呢？這種滲透交流的結果是不是會使世界文化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因混同、融合而消失呢？從歷史發展來看，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的，也就是要通過自身文化螢幕的過濾，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傳入中國，佛教經典曾數十、百倍於儒經，但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諸要義的部分，惟有隱秘閉藏，禁止其流布。這說明本土文化在文化接觸中首先有自己的選擇。同時，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接受原封不動地移植。一種文化被引進後，往往不會再按原來的軌道發展，而是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產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輝煌的結果。希臘文化和希伯萊文化傳入西歐，成為西歐文化的基石，這是與原有的母體文化已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文化。這種文化異地發展，孳生出新文化的現象，在歷史上屢屢發生。由此可見，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吸收不是一個同化、混一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不同環境中轉化為新物的過程。其結果不是趨同，而是各自提升，在新的基礎上產生新質和新的差異。中國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說法，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種說法也不全然可取。首先，所謂民族的遠非封閉的，一成不變的。如上所述，它必然在與他種文化的互動中得到發展；其次，民族和世界也不是割裂的，前者要得到後者的認可和喜愛，以至於利用，在突出自身特點的同時，還必須考慮其受眾的期待視野和接受螢幕。作為民族文化的精粹其實應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既成的、不能改變的，如古代典籍，這是完全不容有任何改變的；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如對古代典籍的不同時代的詮釋。對於第一層面必須保持其純粹，對於第二層面則必須通過對話，力求其發展。
第三，對話中的他者與自我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們常從自我出發，總想同化對方，結果是犧牲對方的特色而使他者和自我趨同。但是，正如勒維納斯所特別強調的：應該從他者出發，關注他者最不清楚，甚至最不可能理解的那一面。因為他者是我所不是，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性格、外貌和心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相異性本身。正是由於這種相異性，我與他人的關係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融合，而是一種面對面的關係。只有充分顯示這種面對面的相異性，他者才有可能成為可以反觀自我的參照系。然而，只強調相異性，往往就會各不相干，難於達到理解和溝通的目的；不強調相異性，又會犧牲對方的特色而使他者和自我趨同，對話也就不再存在。理想的狀況應是雙方都從他者受到啟發，發展出新的自我。這種他者與自我的悖論正是產生生成性對話的最有意義，也最困難之處。
第四，不同文化的對話還有一個話語問題。平等對話的首要條件是要有雙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達成溝通的話語。話語有如遊戲規則，對話時，雙方都要遵守某些規則，形成最基本的認同，否則就無法溝通。正如我們不能用下象棋的規則來下圍棋一樣，規則不同，遊戲就無法進行，對話只能終止。在跨文化對話過程中，最困難的是要形成一種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而又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的話語。目前，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正是多年來發達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後盾所形成的，在某種程度上已達致廣泛認同的一整套有效的概念體系。這套話語無疑促進了欠發達地區各方面的進步，然而，不可否認，也壓制了該地區本土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以及本土話語的發展。近來有關失語症的提出有一定道理，但以此否定數百年來，以西方話語為核心形成起來的當代話語，代之以前現代的本土話語,或某種新創的話語，也是不現實的。某些人主張去發掘一種絕對屬於本土的、未經任何污染的話語，但他們最後會發現這種話語根本就不存在，因為文化總是在與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發展的；況且，即便有這樣的完全本土的話語，它也既不能用來詮釋現代生活，也不能被對話的另一方所理解而達到溝通的目的。事實上，西方話語本身經過數百年積累，彙集了千百萬智者對於人類各種問題的思考，並在與不同文化的交往中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拋棄這種話語，生活將難以繼續；然而，只用這套話語及其所構成的模式去詮釋和截取本土文化，那麼，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創性的、活的文化就會因不能符合這套模式而被摒除在外，果真如此，所謂對話就只能是同一文化的獨白，無非補充了一些異域資料而已，並不能形成真正互動的生成性對話。
如何才能走出這一困境？最重要的是要尋求一個雙方都感興趣的仲介，一個共同存在的問題，從不同文化立場和角度進行討論。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在對話中保持一種平等的心態。不少西方人不瞭解，也不願意瞭解他種民族的文明，而是固執地、也許並不帶惡意地認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優越，應該改變和統率其他民族的文化。要改變這種心態，遠非一朝一夕可以作到。義大利一位研究跨文化文學現象的學者——羅馬知識大學的尼茲(Armando. Gnisci)教授特別指出，要改變這種西方中心思想、必需通過一個他稱為苦修(askesis)的過程。他說：我們必須確實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後殖民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前殖民者應學會和前被殖民者一樣生活、共存。它關係到一種自我批評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這是一種苦修(askesis)。另一方面，許多過去被壓抑的民族，由於十分敏感於捍衛自己固有的文化，以至保守、封閉，拒絕一切對話，結果是自身文化的停滯和衰竭。要消除這樣的心態，同樣是一個苦修的過程。
在這方面，文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歷史證明任何偉大的文學或藝術作品總是體現著人的生、死、愛、欲等古今人類共同的話題。而使讀者產生共鳴，同時又是作者本人的個人經驗、個人想像與個人言說。偉大作品被創造出來，不管作者是否願意，總是從自身文化出發，帶有不可避免的自身文化的色彩；在被解讀時，讀者一方面帶有自身的文化先見，一方面又因人們對共同經驗的感知和理解而突破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閡，產生了新的闡釋。事實上，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根據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對共同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這些回答鳴響著一個民族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同時又受到屬於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當代人的解讀。不同文化的人們通過這樣的解讀，可以互相交往，互相理解，得到共識，形成共同的話語。
總之，人類面臨著從未經歷過的時空巨變，人類的處境是前所未有的複雜多變，人類的未來又是如此之險惡而不可預測！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要首先改變我們的精神世界，改變自己對自然、對世界、對人生的根本態度，爭取文化轉型和文化多元共生的實現。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無可逃脫地面臨著全球跨文化對話的緊迫性。促進對話，避免對抗是每一個當代人的責任。
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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