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二章 西力衝擊（上）（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

第一節　中英爭端的擴大

　　一、英國的新舉措

　　海運大開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觸已兩世紀，彼此互感不滿。中國雖無調整之意，英國則已不耐，認為非變不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漸次完成，機器化的生產大量增加，市場固待開擴，原料亦須爭取。同時交通革命方興未艾，火車開始行駛，輪船利於致遠，自歐洲東來時間縮短，一時雖不能大量使用，要為時不久。制海權業已掌握，軍備日強，印度早為所有，一八二四年又佔領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新加坡，控制了東入太平洋的海道要衝，在在使英人不安於現狀。地大物博的中國門戶必須進一步地打開，中西的關係必須修正，無論中國是否情願，已是勢在必行。

　　過去英國的東方貿易，由倫敦商人組成的東印度公司獨佔，利益歸其獨享。當英王給予特許狀時，尚無大異議。十七世紀末年，漸不受尊重，十八世紀曾遭抨擊，印度的散商（港腳商）同聲應和，主張自由貿易。因工業革命而新興的英國工商城市，反對公司尤力，經濟學家亦高唱放任論。一八一三年，英政府取消了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仍保留對華貿易特權。新興的工商城市繼續指責公司業務未能適應新工業產品的銷售，近年對華商務停滯，而採行競爭制度的美國，一八一八年以來的對華貿易額則增加一倍；公司在印度的專利權廢止後，十五年間，貿易額提高三倍，馬來海峽提高四倍，凡此均為獨佔制度為害的明證。公司辯稱，對華貿易之無大進展，是因為廣州公行的壟斷，中國口岸的限制，和苛索與重稅，如果施行自由貿易，中英糾紛勢將益多。這些理由並不能緩和各方面的情緒。一八三一年，國會改選，工商業城市獲勝。一八三二年新國會通過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起，廢止公司的在華專利權，所有英國臣民均得於印度洋、太平洋自由經商，設商務監督於廣州，代理以往公司大班的職權，管理在華英商，並有裁判權與徵稅權。

　　在一八三三年，英王任命了一位上議院議員、海軍將官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為駐華商務監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關係，轉變為英國政府的對華關係。過去的中英關係大體是由公司董事會與駐粵大班主持，事事以商業利益為前提，今後則歸於英政府與商務監督主持；除了商業利益，尚須顧及國家的地位和監督的身份。換言之，今後中英的關係已具有政治性，由局部的漸轉為全面的。

　　英政府的政策，仍為協調的、緩進的。英王頒給律勞卑的敕令，要他採取和善態度，勿激起中國人的猜忌憎惡，以各種有效的方法，保持彼此的友誼與諒解，調處中、英間所發生的爭執。如須致文中國官府，應和平謙恭，勿大言恫嚇，非不得已不可使用武力。如中國法律公正，英人應當遵守。外相巴麥尊（HJT Palmerston）的指示大致相同，亦是要他謹慎將事，不可危及現有關係，裁判權勿輕於行使，除非遇到非常事變，兵船切勿進入虎門。但同時又要協助英人的合法經營，盡可能將貿易擴展到廣州以外地區，覓得沿海地方，以便海軍使用，設法與中國政府建立關係，尤盼與北京中央直接來往。到粵之後，應先以書翰知照兩廣總督。可見律勞卑的任務絕不限於單純的商務，實兼負政治革命，儼然是英國政府派遣到中國的外交官。今後如何行使他的職權，如何使中國承認他的地位，既不至觸犯中國的現行章則，復能改善中西的關係，推進英國的在華權益，似非一簡單的問題。

　　二、平行往來與舊章遵守

　　當兩廣總督李鴻賓得知東印度公司行將散局之時，曾於一八三一年傳諭大班，寄信回國，「仍派曉事大班來粵，總理貿易」。第二年盧坤繼任總督，復有同樣表示，律勞卑的派遣，多少與他們的要求有關。不過他們希望的為大班而非監督，更非一位外交官。監督的設置與人選，事先均未徵求中國的同意，不能不說是英政府的疏忽，亦可說是對中國的藐視。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勞卑抵達澳門。盧坤知道他係為查理貿易而來，身份與大班不同，七月二十一日，命行商轉告，「如欲來省，須待先行奏明請旨」。至貿易事宜，如有應須另立章程之處，亦應由行商詢議，禀請具奏遵行。他並非完全拒絕律勞卑前來廣州，亦非絕對不准改變舊章，而且準備商談兩國的新關係，不過他須請示皇帝，因為他無決定之權。

　　先一天，律勞卑依照巴麥尊的訓令，備好了一封致盧坤的書信，全銜為「大英國正貴大臣、水師船督、特命總管本國貿易人等、正監督、世襲侯爵」，說是奉「大英國恩主特命」，有權治理來華英商。東印度公司貿易業經止息，盼能早日到衙拜會，將有關「更改事理」，和他的任務解明，「代奏皇上聞知」。七月二十五日，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遣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

　　律勞卑離澳門前，當然已接到盧坤的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行來省，殊違定例。盧坤念其初來，不加深究，仍責成行商查明傳諭，令於查理貿易事畢，即行回澳。同時再度申明，「事關創始，應候恭摺奏明」。投書一事，以「天朝大臣，例不准與外夷私通書信」，何況律勞卑復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裏，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盧坤的立場，並無不合之處，律勞卑「聲言伊係英國監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後一切事件，與各衙門文移來往，不能照舊由洋行傳諭，伊亦不能具禀，只用書文交官傳遞」。這就是雙方爭執的焦點。

　　盧坤不願問題僵持，反覆開導。律勞卑態度堅決，概不置理，並報告倫敦，主以武力壓迫。八月二十六日，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英商不必以封艙為慮。十日之前，中英貿易已實際停止，現在盧坤益認為律勞卑是「居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肅國體而懾諸夷？」九月二日亦發出佈告，斥律勞卑「妄自尊大」，「愚昧無知，難以理喻」，「自絕天朝」，正式封艙，撤退夷館買辦、通事、僱役。律勞卑立召兵船進口，轟毀虎門砲台，二次佈告，詆盧坤不義、暴虐，引起爭戰。「大英國主，權能嵬嵬，版圖洋洋，四方皆有所服，地屬廣汪，土產豐盛，大清國亦非能比權。有勇猛兵卒，集成大軍，所攻皆勝，亦有水師大船，內有帶至百二十大砲者，巡弋各洋，並中華所未敢駛到各海，亦無不到。請督憲自問此，吾大君主有恭順何人之意耶？」試思這是何種口吻？事既至此，盧坤雖不欲啟釁，亦不得不調兵增防，並於英兵船到黃埔之日，即九月十一日，再諭行商，轉告英商，平情論理。對律勞卑雖仍有斥責，語氣尚屬平和，謂中國向以「情理服人，不尚武力」，現在律勞卑令兵船闖入內河，放炮拒敵，傷擾兵卒居民，恐非英商與散商之意，希望律勞卑改過自新，遵守舊制。英商不願貿易久停，與行商共事調解。九月二十一日，律勞卑及兵船離開黃埔，盧坤算是挽回了面子，中英貿易隨之恢復，一幕爭執暫告段落。律勞卑告訴英商，將來有一天必以武力湔雪這次的恥辱，使中國尊重英國官員，其憤懟可知。

　　盧坤與律勞卑似均無不是，癥結在彼此的歷史背景不同、立場不同。盧坤不了解西方，律勞卑亦不了解中國，各執己見。盧坤只求維持現狀，絕無生事之心；律勞卑定要改變現狀，至少自盧坤看來，其言行近乎挑戰。廣州封艙之後，道光曾諭知盧坤，「但能無傷大體，毋庸過事苛求」。兵船進入省河後，仍囑其不可張惶，肇啟邊釁。律勞卑及兵船退去，盧坤請釐剔海關弊端，道光亦命整飭貿易，杜絕苛擾，使夷情悅服。雖尚未觸及問題的根本，要可見中國方面對中英關係的看法。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至澳門，竟至不起，正監督一職由前任東印度公司大班的中國通、副監督德庇時（John F.Davis）接任，改採消極的靜默政策，以俟政府的指示。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但是廣州的散商不以為然，聯名上書，請派遣全權代表，率領砲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一八三五年初，德庇時去職，羅賓臣（George Robinson）繼之，態度與前任相同，英商不服。一八三六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

　　義律謀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待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禀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來省城，管治英國商賈、水梢。經鄧廷楨奏准，「依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至省照料」。一八三七年四月，義律至廣州，鄧廷楨拒不與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許遞禀，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此時鴉片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Maitland）奉命來粵，義律復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與馬他倫平行往還，遭原封退回，義律的嘗試亦歸失敗。中英間政治性的國交問題，相持不下，經濟性的鴉片爭執更不易解決。

　　三、鴉片與銀漏

　　鴉片來自域外，唐代始傳入中國，初名罌粟，明時稱之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肆亦有貨賣，價與黃金相等，葡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增。十六世紀晚年，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律賓傳入的煙草混合吸食。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菸」。雍正時（一七二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時每年進口約二百箱，每箱重約百斤，至一七六七年，已達千箱。葡人之外，英人亦事販運。

　　英國對華的輸出，初為毛織品、鋁，錫、銅、鐘錶、玻璃，及來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中國對英的輸出首為茶葉，次為絲綢、土布、瓷器。先是，茶葉輸出，每年約三十萬斤，十八世紀末，漸至一千八百萬斤，十九世紀達二千餘萬斤【註：每百斤價銀十九兩】，佔出口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男耕女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自給的情況下，英國商品實少市場，要交易茶葉，惟有用白銀購買。十八世紀前期，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值，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在歐洲盛行重商主義，重視現金的時代，英人認為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及發現鴉片大有銷路，遂全力以赴。一七七三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獎勵栽種，統制運銷。中國每年進口增至四千餘箱，漸至六千餘箱，每箱售價自白銀一百四十兩上漲至三百五十兩，開始感到鴉片貿易的壓力。

　　一七九六年，中國裁停鴉片菸稅，視為禁品。四年後，兩廣總督吉慶明白指出，鴉片貿易等於「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將使內地人民，輾轉失業。他是從經濟民生上論鴉片的第一人，詔再禁販賣。自是東印度公司不再自運，全部委之港腳商人，進口有增無減。一八〇九至一八一七年，又有五次禁令，以杜絕來源為主，夷船進口，由行商具結，保證未帶鴉片，一經查出，原船逐回，不准貿易，官員查拿不力，得規故縱，分別議處，私販夷人，加重治罪。但仍歸無效，奸民與地方文武官員勾結分肥，港腳商船，大量販運，澳門、黃埔公開交易。一八一三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專利權取消後，港腳商人更為活躍，輸入中國的鴉片愈多，銷路愈旺。

　　中國同樣重視現金。一七八〇年至一八一八年，屢次頒發禁止紋銀出洋的詔令，以為是被西洋鐘錶、玻璃換去，廣東當局則認為與鴉片相關聯。十九世紀初年，中西的正規貿易，中國大致尚為出超。一八一二年的進口貨價約一千二百七十萬兩，出口約一千五百一十萬兩；一八一三年的進口約一千二百六十萬兩，出口約一千二百九十萬兩，這是根據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但鴉片為違禁品，不入貨簿，如將鴉片合計，出入已不能平衡，成為入超。一八一八年進口總額約一千八百八十萬兩，出口約一千四百萬兩，相差約四百餘萬兩，加上三百萬兩的鴉片售價，合計入超已達七百餘萬兩。

　　嘉慶朝的禁煙是失敗了。道光前期，此一問題愈為當局所關心。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兩廣總督阮元奏請申明禁令，加重行商責任，夷船進口，照舊認保，另飭身家殷實的四行輪流加保，如有隱徇，分別懲辦，並先將總商伍敦元加以處分。從此夷船預將所載鴉片轉於停泊虎門口外伶仃洋的躉船，然後進口，由廣州包售鴉片的「窯口」與夷商議價立券，持往躉船交貨，再由包攬走漏的「快蟹」小船接運入口。躉船約二十五隻，快蟹近二百隻，行駛迅速，備有武裝，關津巡船不惟無力制止，且通同作弊。閩粵交界的南澳，為煙船的另一集中地，大都為查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所有。福建以北，沿海各省的菸商往來自如，北至天津、奉天，各海口均有專司收囤轉販店戶，分銷內地。鴉片貿易史上所謂「伶仃走私」時期，於是開始，銷售的數量直線上升。一八二一至一八二八年，平均每年為九千餘箱；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五年，為一萬八千餘箱；一八三五至一八三八年，為三百九千餘箱。每箱平均價銀約四百兩，最後四年，每年的總值約為一千五百餘萬兩，大都為港腳商人經手。鴉片佔英國對華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印度政府歲入的十分之一來自此項非法而不人道的貿易，孟加拉一處即近一百萬金鎊。十九世紀初年，美國煙販自土耳其運至廣州的每年亦有一千餘箱。

　　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鑄的制錢，為民間所通用，但國家的收支則以紋銀為準，人民完糧納稅須照銀價以制錢繳抵。銀價的高下，直接影響錢價，制錢的價值視紋銀為漲落。中國的白銀產量不豐，富有之家，常事囤藏，婦女亦用以製造飾品，不能再行流通，供不應求，銀價有漲無回。制錢分量減輕，私鑄的氾濫，亦有影響。銀價上揚，錢價貶值，物價升高，人民納稅的負擔加重。鴉片進口激增，現銀逐年外漏，無異火上加油，銀荒日甚。伶仃走私時期，尤為顯著。十八世紀末年，紋銀一兩兌換制錢七八百文，十九世紀初年，為一千文上下，一八二一至一八三八年，由一千二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餘文，四十年間，銀價上漲一倍。田賦常不克如期繳足，財政大為支絀，當局遂注意到銀漏問題。

　　四、禁煙問題

　　嘉慶朝禁煙的主要動機，是鑑於鴉片的「伐性戕生」，銀漏尚在其次。道光前期，兩者並重，所採措置，不外杜絕外洋來源，遏止內地分銷，結果依舊無效。來源愈暢，分銷愈廣，銀荒日甚，銀價日高，國計民生日艱，風俗人心日壞。「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一經吸煙，刻不可離，中人之家，往往破產。而此煙能提攝百脈，癒人小病，久之精神大耗，無可救治。」禁令須待官府執行，但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無不吸食，督、撫幾乎半數有癮，王公大臣亦復不少，「若輩豈肯回搬石頭壓自己的腳？」最使朝廷憂懼的是弁兵的吸食，大都鳩形鵠面，各省皆然，粵、閩等省尤甚。一八三二年廣東瑤亂之久久不平，官兵一再失利，其故即在於此。而外洋鴉片每歲易銀一千萬兩之多，以致銀價愈昂，錢價愈賤.國計民生愈艱，實為治亂安危所繫，絕不容再等閒視之。

　　自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五年，各方論陳煙禍、銀漏及應如何處置的章摺，朝廷頒布的有關法令，不下數十道，總不外查拿夾帶鴉片的夷商與私販的奸民，驅逐洋面躉船，緝捕內河走私快艇，禁止民間種植、吸食，懲處失察及吸食官吏，不准夷商偷漏銀兩，只可以貨易貨，不得易銀，亦不許以銀易錢，或以洋錢收買紋銀，特訂私運紋銀出洋、私貨入口，與查禁鴉片分銷章程等，而效果適得其反。

　　一八三一年以後，每年進口鴉片已接近二萬箱，英商自廣州運出的白銀超出四百萬兩，所有禁令等於具文，煙禍、銀漏大有無法挽救之勢。一八三四年廣州士紳主張開弛鴉片關禁，厚徵其稅，仍只許以貨易貨，不得私為售賣紋銀，並開民間栽種之禁，內產既盛，外煙自然不至，紋銀自然不漏。兩廣總督盧坤據以上聞，謂所說均不為無見。過了兩年，有位御史建議一併取消吸食之禁，免資胥吏藉端訛索，況且吸食者無非閒蕩之徒，即使生命自戕，要皆孽由自取，但兵丁不得吸食。曾任廣東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久已傾向弛禁之說，遂綜合以上各種理由，加以發揮，正式陳奏。詔命廣東大吏議覆，總督鄧廷楨等認為是因時制宜的措施，一力贊成，弛禁行將見諸實行，販食之徒，無不歡欣鼓舞，英國領事亦興奮之至，進口鴉片由二萬箱驟增至三萬餘箱，次年（一八三七）達四萬箱。

　　主張嚴禁的內閣學士朱樽、給事中許球、御史袁玉麟認為弛禁絕不宜行，所擬辦法又多窒礙。第一如但禁官弁、士兵吸食，不禁小民，今日之民，即異日之官弁、士兵，何以預為之地？第二既明知鴉片為毒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無此政體。第三紋銀出洋，誠為可慮，要看查辦是否認真，「鴉片禁行，紋銀出洋之禁亦行」。第四中外正規貿易，出入僅足相抵，如添入每年值銀二千萬兩的鴉片，中國安得再有同樣價值的貨物與之相抵？第五栽植鴉片之利數倍於穀，如不禁止，「膏腴之地，將盡化為鴉片之壤」。第六亦是最重要的一點，銀漏所關尚小，鴉片傷人所關尤巨，若明弛其禁，「是絕民命而傷元氣」。「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辦之窯口，護送之蟹船，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然後拘留奸猾的坐地夷人，限期使外洋躉船盡行離去，並令寄信回國，說明中國禁令，勿再私販。凡事「出之以斷，持之以信，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道光是一位惜財尚儉的皇帝，他亦曾吸鴉片成癮，後忽有所悟，謂「此物不禁絕，使流行於內地，不但亡家，實可亡國」。於是態度轉趨堅定，屢諭鄧廷楨等嚴查紋銀出洋，驅逐英國躉船、煙販，拿辦包攬匪徒。英領事義律對於鄧廷楨的命令，一再藉詞推諉，躉船照舊停泊伶仃洋面，著名的煙販查頓（William Jardine）等依然逗留廣州。義律復上書倫敦，主派遣專使，率同兵船，要求北京政府鴉片徵稅開禁。東印度艦隊司令的來粵，即是為了保護貿易，亦為英國勢將有所行動的朕兆。

　　弛禁之議雖已不行，而鴉片走私愈旺，來源無法杜塞，銀荒有加無已。既不能治人，惟有依許球等的主張，返求諸己。於是嚴禁論者，由鴻臚寺卿黃爵滋出名，於一八三八年六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奏請重治吸食。立論的重點，亦為銀漏。兩年以來銀價一兩由制錢一千二三百文，漲至一千六百有零，亦即上漲百分之三十。此「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所以重治吸食，方是治本之圖，限期一年，戒絕煙癮，逾限罪以死論。「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詔命各督撫議奏，雖均謂鴉片在所必禁，而支持黃爵滋意見的僅為少數，湖廣總督林則徐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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