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特約專稿 華正平
薄熙來事件雖然遠未劃上句號，許多重要的內幕仍被中共掩蓋，
但已經披露的事實，
為我們判斷中國的政治大勢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中共政治衰敗超乎驚人程度
薄熙來事件的第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自六四以來的二十年間，
中共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已經發展到超乎一般人想像的驚人程度。
政治衰敗是可以度量的。政治衰敗不僅是對政權危機的度量，而且，
是對一個社會乃至對整個文明危機的度量。當然，
這種度量具有時代性，也就是說，
不同時代度量政治衰敗的標準也不同。儘管如此，從古至今，
如果政權的高層政治人物必須使用謀殺手段來爭奪政治權力，
就說明，政治衰敗已經達到最嚴重的程度。
在對待政治反對派或潛在反對派方面，中共雖然不敢使用死刑，
但對一些異見人士（如郭飛雄）的肉體迫害，
已經達到接近謀殺的程度。對於“自己人”，中共“雙規”
的逼供手段，也有不少致殘致死的案例。
中共系統使用政治暴力的範圍和程度，
與上個世紀改革之初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薄熙來的突破，就在於開了中共高官試圖謀殺高官的先例。
從這一步走上謀殺最高當權者，就只有一步之遙。
而一旦到了那一步，就意味著中共的自我毀滅。
中共自我毀滅不足惜，但在社會危機四伏，道德淪喪的當今中國，
這個自我毀滅的過程，有可能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一場空前的浩劫。
公私不分是政治衰敗最根本的原因。在這方面，
中國有著極其頑固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近二十年來，
中共政權把這一傳統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薄熙來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其妻谷開來謀殺英國人伍海德，
而並非因為政治和公務，這一點讓天下人都跌破眼鏡。
而這個謀殺案的起因，
則是薄熙來和他的妻子利用公權力聚斂了巨額的財產。
這個事實對於理解整個中國的政治形勢，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儘管人們知道中共官員普遍利用公權力謀私，
但他們聚斂的財富規模之大，還是令人震驚。薄熙來事件表明，
這筆數額巨大的橫財，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和高官難以控制的禍水。
就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言，事實證明，這筆橫財不是福而是禍。
由此引出了兩個有意思的問題：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他們如何搞到這麼多錢？
對於第一個問題，簡單的答案當然是貪婪，
但我認為有更深刻的原因。六四以後，許多高官的家人，
不看好中共的前途。於是，從鄧小平家人開始，聚斂財富轉移海外。
上行下效，一發而不可收。巨額財富容易給人一種虛幻的安全感，
這對於許多經歷過家境巨變、世態炎涼又未曾見過大錢的高幹子弟，
更是如此。但許多人不懂的是，財富也可以是災禍之源。
薄熙來夫婦此番遭遇就證明了這一點。
齊澤克在一篇重要演講中講到了曹雪芹早就悟到的人生矛盾：
想要而得不到，固然是人生的憾事，但更可怕的處境是，
得到了才發現，原來是一場災難。
這個道理不僅對小家成立，對國家也成立。過去十年，
中國發了一筆意外之財。這筆意外之財，對於中共政權的政治衰敗，
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
即薄熙來夫婦如此巨額的財產是如何來的。
我對此的基本解釋是，薄熙來事件證明，權錢交易，
尤其是買官賣官，已經成為中國財富分配的基本方式，
成為支配中國政治遊戲的核心內容，
也成為中共高官們的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
身居高位的中共大員們，想不要錢也難。因為如果你不要錢，
就意味著退出這個人人都玩的遊戲。對某個具體的人，你不收錢，
就意味著拒絕對他（或她）承諾合作關係。一句話，權錢交易、
買官賣官，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向高官的集中，向有權力背景的商人集中，
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我相信，對於許多高官來說，
飛速膨脹起來的灰色財富，已經成為他們的一大私人煩惱。
他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消費如此巨大的財富，
但又不得不繼續這個遊戲。對於太子黨們來說，
這種不義之財帶來的個人煩惱，逐漸轉化成為集體焦慮。
作為父輩殺富人奪江山的紅色後代，他們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恐懼，
這個遊戲不可持續。與其讓別人推翻中共政權來終結這種遊戲，
不如自己想辦法來終結這個遊戲。我認為，
這就是重慶模式出現的一個重要背景。
支持這個猜測的證據之一，
就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慶紅對政治上極其敏感的話劇《
這是最後的鬥爭》挺身支持。這個事實表明，
太子黨們已經意識到了中國財富分配問題的嚴重性和危險性。
另外一個證據，就是薄熙來重慶打黑的一個重要目的，
就是剝奪那些他認為“不乾淨”的資產，用來支持他的“共富”
政策。有消息說，薄熙來通過打黑，沒收了高達一千億的資產。(《
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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