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特約專稿 華正平
薄熙來事件雖然遠未劃上句號，許多重要的內幕仍被中共掩蓋，
但已經披露的事實，為我們判斷中國的政治大勢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中共政治衰敗超乎驚人程度
薄熙來事件的第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自六四以來的二十年間，中共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已經發展到超乎一般人想像的驚人程度。政治衰敗是可以度量的。政治衰敗不僅是對政權危機的度量，而且，是對一個社會乃至對整個文明危機的度量。當然，這種度量具有時代性，也就是說，不同時代度量政治衰敗的標準也不同。儘管如此，從古至今，如果政權的高層政治人物必須使用謀殺手段來爭奪政治權力，就說明，政治衰敗已經達到最嚴重的程度。在對待政治反對派或潛在反對派方面，中共雖然不敢使用死刑，但對一些異見人士（如郭飛雄）的肉體迫害，已經達到接近謀殺的程度。對於“自己人”，中共“雙規”的逼供手段，也有不少致殘致死的案例。中共系統使用政治暴力的範圍和程度，與上個世紀改革之初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薄熙來的突破，就在於開了中共高官試圖謀殺高官的先例。從這一步走上謀殺最高當權者，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一旦到了那一步，就意味著中共的自我毀滅。中共自我毀滅不足惜，但在社會危機四伏，道德淪喪的當今中國，這個自我毀滅的過程，有可能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一場空前的浩劫。
公私不分是政治衰敗最根本的原因。在這方面，中國有著極其頑固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近二十年來，中共政權把這一傳統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薄熙來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其妻谷開來謀殺英國人伍海德，而並非因為政治和公務，這一點讓天下人都跌破眼鏡。而這個謀殺案的起因，則是薄熙來和他的妻子利用公權力聚斂了巨額的財產。這個事實對於理解整個中國的政治形勢，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儘管人們知道中共官員普遍利用公權力謀私，但他們聚斂的財富規模之大，還是令人震驚。薄熙來事件表明，這筆數額巨大的橫財，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和高官難以控制的禍水。就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言，事實證明，這筆橫財不是福而是禍。由此引出了兩個有意思的問題：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多錢？他們如何搞到這麼多錢？
對於第一個問題，簡單的答案當然是貪婪，但我認為有更深刻的原因。六四以後，許多高官的家人，不看好中共的前途。於是，從鄧小平家人開始，聚斂財富轉移海外。上行下效，一發而不可收。巨額財富容易給人一種虛幻的安全感，這對於許多經歷過家境巨變、世態炎涼又未曾見過大錢的高幹子弟，更是如此。但許多人不懂的是，財富也可以是災禍之源。薄熙來夫婦此番遭遇就證明了這一點。齊澤克在一篇重要演講中講到了曹雪芹早就悟到的人生矛盾：想要而得不到，固然是人生的憾事，但更可怕的處境是，得到了才發現，原來是一場災難。
這個道理不僅對小家成立，對國家也成立。過去十年，中國發了一筆意外之財。這筆意外之財，對於中共政權的政治衰敗，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即薄熙來夫婦如此巨額的財產是如何來的。
我對此的基本解釋是，薄熙來事件證明，權錢交易，尤其是買官賣官，已經成為中國財富分配的基本方式，成為支配中國政治遊戲的核心內容，也成為中共高官們的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身居高位的中共大員們，想不要錢也難。因為如果你不要錢，就意味著退出這個人人都玩的遊戲。對某個具體的人，你不收錢，就意味著拒絕對他（或她）承諾合作關係。一句話，權錢交易、買官賣官，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向高官的集中，向有權力背景的商人集中，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我相信，對於許多高官來說，飛速膨脹起來的灰色財富，已經成為他們的一大私人煩惱。他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消費如此巨大的財富，但又不得不繼續這個遊戲。對於太子黨們來說，這種不義之財帶來的個人煩惱，逐漸轉化成為集體焦慮。作為父輩殺富人奪江山的紅色後代，他們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恐懼，這個遊戲不可持續。與其讓別人推翻中共政權來終結這種遊戲，不如自己想辦法來終結這個遊戲。我認為，這就是重慶模式出現的一個重要背景。
支持這個猜測的證據之一，就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慶紅對政治上極其敏感的話劇《這是最後的鬥爭》挺身支持。這個事實表明，太子黨們已經意識到了中國財富分配問題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另外一個證據，就是薄熙來重慶打黑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剝奪那些他認為“不乾淨”的資產，用來支持他的“共富”政策。有消息說，薄熙來通過打黑，沒收了高達一千億的資產。(《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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