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發表了《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一文，引起廣大反響。任志剛觀點的立論基礎是無可辯駁的——固定匯率制度無法與持續的財政赤字保持一致。這是從當前歐債危機得出的主要教訓，並曾使深陷亞洲金融危機的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因此，我認為任志剛寫這篇重要文章是為了提醒政府，任何與香港政府制定預算時的積極不干預傳統相背離的行為，都必須考慮到匯率政策的因素。
毫無疑問，香港目前有充足的財政盈餘，良好的經濟增長並背靠中國大陸強有力的宏觀經濟。香港正處於良好的經濟形勢中，改動聯繫匯率制度不是必然的措施。但是，好日子也許正是未雨綢繆的好時機，因為在暴風雨中更難以改變航向。
貨幣的問題在於，它處於政府和市場的交叉點。隨著時間推移，貨幣會貶值，因為所有的政府遲早都傾向於過度支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金融危機的時代，因為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已經達到空前的高點。目前，仍然缺乏管理全球貨幣的國際規則，但是公眾卻要為私有的影子銀行體系的信貸進行擔保。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1993年有一段精闢的論述——我們實際上所面對的不是當前政治家不斷宣揚的‘新世界秩序’，而是新世界的無序——沒人知道會持續多長時間。
正如我們努力在無序中尋找規則，哲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一本著名的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他試圖從歷史角度研究，自由民主制度能否接受不同國家主義體制的挑戰，尤其是現代中國的崛起。新書的命名來自於1991年他寫的一篇論文——《歷史的終結》，此文認為1989年柏林牆倒下以後，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必將取得勝利。
即使從那以後，自由民主迅速在新興國家蔓延，但是它在處理腐敗、犯罪、恐怖主義，以及掠奪性政府的出現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建立方面的失敗，促使福山認為《信任》（1995）是社會繁榮的基礎，以及《國家建設》（2004）的重要性，他總結了伊朗、阿富汗和其他失敗國家的教訓。
政治和政府體系的進化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從人類社會形成到法國大革命，第二部分則從工業革命開始，福山的新書闡述了第一部分。如果以第一部分所展現出的分析的寬度和深度推斷，那麼第二部分則可能和他的導師一樣，對現代思維方法產生深遠的影響。他的導師是哈佛大學的亨廷頓，著有對社會產生極大影響的兩本書——《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和《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
《政治秩序的起源》沒有試圖去解釋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主義問題，而是去探討為什麼有政治腐敗。他認為，政治機構是必要的，而且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當你把政府清理出去，市場經濟和大量財富並不會魔術般地出現：它們依賴於內在的產權制度基礎、法治和基本的政治秩序。一個自由的市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自發的‘群體智慧’都是成功民主制度的重要元素，但是沒有什麼可以替代強大、分級的政府的職能。
福山的著作使我想起了牛津大學芬納教授的著名三部曲大作——寫於1997年逝世後發表的《政府的歷史》。芬納教授提醒我們，大政府是現代的發明——從1821年到1985年，英國政府官員的數量從2.7萬增加到100萬，美國則從8000到180萬。政府的膨脹來自于社會福利需求的擴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從18世紀的10％上升到2009年的46％。
福山的貢獻在於，提出了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體制的三個穩定平衡機制——國家、法治和有責任的政府。後兩個機制限制國家成為獨裁者的工具。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和國家間的比較分析，他發現法治的進化不是註定和世襲的。裙帶關係是影響政府責任和公正性的永恆癌症。
在很多方面，福山的學術研究與一個政治勝過經濟的世界緊密相關。他回到對塑造人類行為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研究，這超出了理性人行為的狹義經濟假設。市場是以貨幣為媒介、關於商品和服務的交換，但是國家都是關於權力的交換。
所有社會都在和秩序的需求做鬥爭，因為它與創造性和創新性的需求相衝突。我們期待福山的第二部分專著對這種永久性的矛盾有新的注解。
作者為中國銀監會首席諮詢顧問和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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