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常被批评“清谈误国”。刚开始时着实诚惶诚恐，生怕淡扯多了一不小心就把国给误了；而后越想越不是滋味，人微言轻的，这国也太好误了吧；随着学识渐长，阅历日丰，再听到诸如此类的批评，大多一笑而过，视其为理屈词穷时的托辞；直至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清谈误国”的正解，查阅典籍，恍然大悟，TMD，那些批评“清谈误国”的人，他们连最起码的定义都没搞清楚，只是随手拿个词当挡箭牌，还一副老江湖的样子，只欠扮长辈式地谆谆教诲：“年轻人，要多到基层实践实践！”
正本清源。清谈一词，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启自郭泰，成于阮籍。阮籍名显于中国古代文化史，著名“竹林七贤”之一，王勃《滕王阁序》中有言，“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便用了他狂放不羁，外出游玩时走到路尽头便大声哭泣的典故。所谓清谈，谈论的并非政治，而是抽象的玄理，如老庄之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人当对魏晋玄学一词不觉陌生，即使不知具体内容，也可顾名思义，知道这是一门云遮雾绕，不好好说话的“艺术”。
清谈的兴起有其历史原因，大抵由于东汉末年的政治暴力，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犬儒化，不敢针砭时弊，勿谈国是，只尚虚言。至于“清谈误国”，误的则是西晋，因朝廷中执政的达官贵人，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理会那些形而下的事宜，导致朝纲废弛，政治混乱，口称宁静致远，行的却是穷奢极欲，最终导致社会变乱，西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言谈上的玄虚，魏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还非常流行炼丹嗑药，老庄道家嘛，想的都是长生不老，五石散便为当时上流社会聚会交往的必备，即使书法大家王羲之也不能免俗。有种说法称，王羲之因长期吸食五石散中毒而亡，这大约可视为当时的风气。
何谓“清谈误国”？想想看吧，一帮大臣要员，不务正业，不讨论如何治国安民，避谈政治，而相互交流怎么养生，打些故弄玄虚的机锋，磕着药，唱着歌，醉生梦死，穷奢极欲。这样的国怎能不亡？而罪魁祸首，用现代的语言形容，大约可称之为政治暴力之下的犬儒与冷漠。
那么，到底谁在“清谈误国”？我想，相比于被讥为“键盘革命家”的普通网民，那些高居于庙堂之上，无视时弊，天天高谈阔论和谐社会，强调稳定，一边要求保持“艰苦朴素”，一边却奢侈糜烂，坐地分赃的大官儿们，恐怕才真正适合这个批评。至于那些个一味强调“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要深入基层实践”的论调，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除了用于搪塞，似乎并没有任何其他用处。公共事宜的决策权不在己，有调查，深入基层实践又能怎样？言论自由嘛！这既不是清谈，也误不了国滴。相反，倘若连政治议论都不允许，挥舞着调查实践的大棒子打人，这恐怕才真正误国。
文章参考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其中，第三章《清谈误国（附“格义”）》对该历史现象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可作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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