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金融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过去10年中严重的贸易和资本不平衡导致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只有当这些不平衡被扭转之后，这场危机才能真正终结。再平衡的过程将会痛苦漫长，但却必要和迫切，尤其对于中国而言。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低于之前普遍预期的8%。很多分析师对此数据感到十分惊讶，称之为“非常令人失望”和“一卡车令人不快的意外”。但是对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预期的。
在他的新书《伟大的再平衡：贸易、冲突、以及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中，佩蒂斯对世界经济前景做出了大胆且悲观的预测。他指出，过去10年严重的贸易和资本不平衡导致了我们当前的经济危机，只有当这些不平衡被扭转之后，这场危机才能真正终结。再平衡的过程将会痛苦漫长，但却必要和迫切，尤其对于中国而言。
佩蒂斯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增长模式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投资驱动模型，而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劳动密集型。近年来，一系列国内政策在牺牲了普通家庭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政策包括：人民币估值偏低、工资增长滞后、金融抑制、环境退化、社会保障弱化等。这将收入通过中国的银行系统从普通家庭转移至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源，同时也是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而不是很多人宣称的缘自中国崇尚勤俭节约的传统）。佩蒂斯认为，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剩的投资将开始流向那些根本无法盈利的项目，最终导致债务危机或极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和80年代的日本就经历了这样的经济崩溃过程。
佩蒂斯还指出，中国并没有躲过2008年经济危机一劫，仅仅只是延迟了其影响。中国在处理国内不平衡上已经耽搁了太久，再平衡迫在眉睫。他预计在未来10年的调整期中，中国GDP增速平均在每年3%左右。但他同时指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痛苦，因为再平衡本身就意味着，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速高于GDP增速。
我们向佩蒂斯提了五个有关他的新书及中国经济的问题：
问：您在书中指出，危机是一个高度自增强的过程，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失控。我们每每看到，各方均以自己眼中理智的方式应对危机，却使危机恶化。金融系统从本质上就是不稳定、注定要崩溃的吗？危机是否是重新获得平衡的唯一方式？
答：是的，所有的系统或多或少都可能有内在的自增强机制，金融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银行有很薄弱的信贷标准，借款人总是能够突破他们的收支限制。反过来，较弱的信贷标准又鼓励了更快速的增长。这时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不良资产激增，会迫使银行收紧贷款标准，这又会加剧经济放缓。经济学家在注意到此类过程的时候，称之为“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这类过程最终总是会导致比预期更大的波动，无论是进展顺利时的向上波动，还是事情变得糟糕时的向下波动。如果我们不想被打得措不及防，尤其是被向下的波动，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此类机制的工作原理。
问：贯穿全书一个主题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国家的生产、消费、储蓄和投资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必须在另一个国家引起等效的变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整个系统更加稳定还是不稳定了？政策制定者应当试图增加还是减少这种依赖关系？
答：原则上讲，全球化应该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但如果一个或多个大型经济体的扭曲非常大，以致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不平衡，那么就会有风险：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调整会迫使整个系统进行同时、同方式的震荡。这会加剧系统的波动性。我们在考虑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时，也必须同时意识到有些大的经济体可能会迫使整个世界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问：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过度投资，但有没有可能很多农村地区仍迫切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能否在接下来的10年中利用这种区域不平衡，转向农村驱动经济增长？
答：不，可能恰恰相反。由于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其吸收大量投资的能力很差。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l Houng Lee、Murtaza Syed和Liu Xueyan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个严重错误但非常普遍的认识是，推动生产力的唯一因素是人均投资水平。这使人们误以为，我们向最贫困的地区投入的资金越多，创造的价值也会越高。但是历史证明，非常贫困的地区没有吸收大量投资的能力，并且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强制投资流向这些地区只会导致更多的资金浪费。
问：近年来，中国一直在试图减少对出口的依赖。2009、2011和201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负贡献”。您如何评价中国所做出的努力的成效？
答：中国贸易顺差的缩减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进行再平衡，而很明显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结果。随着全球需求的崩溃，中国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收缩（实际上所有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都如此）。如果中国贸易顺差的缩减伴随着储蓄的收缩，那么应该是可持续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贸易顺差缩减的同时，储蓄却增加了。中国贸易顺差缩减的真正原因是，大量明显不可持续的投资的增加超过了储蓄的增加。现在中国必须将投资水平降下来，但是如果不能将储蓄水平同时降下来的话，中国的贸易顺差又会面临上升的压力。
问：您似乎认为，较低的GDP增长长远来看实际上更有利于中国。但是中国政府正面临着提供足够就业机会、2020年前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巨大压力。您怎么看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棘手困境？
答：我认为有两点要澄清。首先，并不是较低的GDP增长会有利于中国。现实情况是，中国非常有必要重新平衡，而这种再平衡只有在较低的GDP增长的条件下才能发生。第二，中国能产生多少就业机会并不仅仅取决于GDP增速，还取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增长的速度。由于中国利率一直被严重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比本应有的远偏向于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如果中国的再平衡伴随着实际利率的上涨（我认为应该上涨），经济增长可以变得更加劳动密集型，这种情况下，GDP的增长实际上同时可以伴随更快速的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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