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日
【明報專訊】由戴耀廷提倡的佔領中環（下稱佔中），被喻為迫使政府在政改方案上全面讓步的「核彈」，不少政治人物紛紛出來表態支持，即使最終被送進監獄也在所不惜云云，包括曾走進中聯辦的民主黨和教協，以及李柱銘、李鵬飛、練乙錚、陳日君……這群人過往也屬溫和行動派，與公民抗命可說沾不上什麼關係，反而過往主張基進行動的民間團體大多也採取觀望態度，與政黨全力支持可說是差天共地。眼見佔中由模糊概念發酵至四→五→七→六部曲，社會對佔中產生一種勢在必行和如火如荼的感覺，到頭來還缺乏了對佔中整個概念的剖析和省思。
本末倒置「先行動後訴求」
社會行動不論溫和激進，清晰目標絕對不可或缺，對於戴耀廷表示市民必須簽名承諾自己將會公民抗命才可參與商討日，我實在不敢苟同。先不論如何在商討日集結1萬人，而是為何單靠這萬人就能決定整場運動的訴求？一般而言，不少市民即使支持運動也會因家庭經濟壓力而不能簽署，而最終敢於簽署的市民大多抱有基進政治取向，甚至屬社會少數，如萬人商討方案與不能「落場」參與的民主派支持者意願有差異，甚至違反戴教授的意願，整場運動應何去何從實在不得而知。
向來爭取訴求的難度與社會行動激進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先行動後訴求」的爭取方式實在讓人擔憂，在勾畫完整訴求時加強群眾參與絕對正確，但只容許落場公民抗命者擬定最終訴求，這種自我設限的手法實質只會讓支持者感覺自身被運動所排斥。
家長式思維打擊少年佔中
戴耀廷本不容許未成年人士參與佔中，數天前又忽然表示未成年欲參與要先見家長，坦言戴教授現時已等同我在反國教的位置，作為佔中意見領袖態度多番轉變，一言一語在媒體舉足輕重只會促使社會形成共識，只會令更多市民着重法理細節多於公民政治參與，在此很想重申「學民」價值：學生也是社會公民，即使未夠18歲和無權投票，學生絕對有權力透過社會行動影響政府施政。
最令我擔憂的是戴教授這種「家長式思維」只是不斷削弱「全民覺醒」，不談戴耀廷應該十分熟悉的兒童權利公約，當中提倡兒童擁有集會自由，而是為何戴耀廷在父母得知或同意子女佔中後還堅持「見家長」？我不清楚排除年輕人的全民覺醒還是不是「全民」，但能在2017年特首選舉投票的還有一大群至今未成年的學生，確實長幼有序的規範依舊存在於家庭和學校，但公民社會裏大家平等相處本應沒有高低之分，我和余綺華老師在《城市論壇》舌戰連場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參與行動前見家長這種全球歷史首創的做法只是削弱少年的主體性，把學校那套帶到廣場，誤以為未成年的公民身分必不及成年人成熟，未有足夠的自主決定權。與其禁止少年佔中，我還是指出全港首場公民抗命大型佔領行動根本就是由一群未滿18歲的學生發起。
擔當支援者等同不違法？
其實行政署向來不受理周一至六的集會申請，而根據《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條例，任何人參與沒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50人以上）即屬違法，所以去年曾公民抗命參與非法集會的不單有12萬人，更包括擔當支援角色來送水送物資的市民，以及到廣場探望學生的新民黨田北辰和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
不想被捕便站在行人路做圍觀者的說法更是奇怪。還記得在反國教運動裏，當公民廣場、行人路和天橋也爆滿，市民每天也會自行佔據公民廣場對出的馬路，即使他朝大會糾察呼籲「圍觀市民不要超越黃線踏進馬路以免被捕」，在集會的流動性如此高的時候，從運動倫理和操作上也反映沒一個組織者能夠阻止不同年齡、階層和背景的公民參與其中。
恐懼情緒促市民接受改良方案
去年佔領政總的經驗讓我們知道非法集會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畢竟市民根本不太清楚什麼是違法，大多只害怕示威者與警方肢體衝突，而佔中大體上只把佔領政總的場地轉至中環，增加行動對社經運作的威脅性。現時社會對佔中強調「走進監獄」漸漸產生一種神色凝重的氣氛，即使萬人佔領後到警局自首可換來道德感召，但在媒體持續催谷佔領後將失去專業資格和家庭經濟支柱，不論群眾如何重視普選亦難免會因此害怕佔領發生，對於不確定的政治局面還是會產生恐懼。
最差的情况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群眾真的因佔中的激情悲壯而不欲萬人入獄，寧願接受政府的改良方案，也不敢支持佔中，這如同市民即使反國教也不想學生絕食，幸好當時的群眾把情感轉化為行動，因擔憂學生絕食而到公民廣場探望學生，但佔中會否得出這樣正面的效果真的不得而知。
民間團體與意見領袖的差異
我想意見領袖與民間團體對佔中的取態差異，是出於意見領袖在支持運動以後頂多只須到場參與，但具舉辦集會經驗的民間團體在支持佔中後，便需承擔龐大的組織工作，而佔中與過往社會運動的起頭也十分不同。不論反國教還是反高鐵也是由一些受害者（菜園村村民／學民思潮學生）默默推動議題才促使意見領袖加入輿論戰，但佔中卻是在沒有實質組織願意推進運動之先，已經有一大群重量級意見領袖聲援。
在依靠主流報章推動的狀况下，坦言佔中至今不單接觸不到基層市民，就連一般中產也難以接觸，當運動多番強調專業人士、事業有成、沒經濟壓力的中年人才最應該參與佔中，即使這只是戴耀廷的「建議」，也難免令社會鎖定整場運動的目標群體就只是上述社會階層。
調整心態拋棄隱性犬儒
還記得戴耀廷嘗言「如果最後太少人參加佔中，咁我都沒辦法，咁都反映香港人的確好唔重視民主同普選」，這話根本道出殘酷現實，就是一般香港人確實不是那麼渴求普選。如群眾對議題早有強烈意願，即使不發起任何行動，政府也會接納市民訴求，其實社運從不待市民有強烈意願才出現，反而社運的存在正正就是因為群眾未有意願，組織者以持續的行動和倡議向政府和大眾說明訴求的重要性，亦是一種建立群眾主流共識的途徑。
一場社會運動不單擁有媒體最愛吹捧的基進行動，在不同人持續為佔中添上光環時，話說回來其實佔中從來也只是手段，根本不是目標，這更是運動進入高峰後才有機會使用的招式，整場運動根本不應定性為佔中運動，而是應該稱為政改爭普選運動，早已「覺醒」的港人應停止聚焦在佔中如何浪漫激情悲壯振奮人心，着眼於對普選仍沒有絲毫半點感覺，每天跟你一同生活的親朋戚友，拋棄幻想切實地面對當今局面，拋棄那種「咁我都沒辦法」的隱性犬儒，是在政改硬仗來臨前我們必須調整的心態。
作者是學民思潮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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