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 王强 2012年11月05日
10月底，宁波市民因为抵制当地中石化PX扩建项目而爆发了群体性抗议事件，抗议活动中，市民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为平息民愤，宁波市政府宣布中止这一扩建项目。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发生过抵制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2011年，大连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2007年，厦门市上千市民以“散步”方式反对PX项目。此外，成都、南京、青岛、漳州也发生过反对PX项目的案例。
这些群体性抗议事件再次表明，中国在发展与环境之间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平衡的道路，也未在政府与民意之间找到一条共识之路。更关键的，在一次次群体性抗议事件之后，中国并未反思过去十年来重工业化道路造成的隐患，也从未在更深层次上反思造成今天这些局面的中央与地方政治架构。
熟悉中国最近十多年宏观经济史的人都知道，21世纪初的几年中，中国经济爆发出强劲增长势头，市场对钢铁、建材以及有机化工原料等初级工业品需求强大。PTA是生产PET（聚酯树脂）的上游产品，而PTA和PET是纺织和轮胎工业的重要原材料。而PTA的上游原材料就是PX，中文名称对二甲苯（para-xylene），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
2002年前，因为下游产品处于被压抑状态，所以中国国内对PX的消费量并不高。2002年后，政策调整导致了随后几年对PX的需求量猛增。国家发改委进一步在2006年出台了“PX‘十一五’建设项目布局规划”，明确了“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安排4个PX改扩建项目，新增产能183万吨；此外还有6个新增PX项目，新增产能415万吨。预计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中国大陆的PX产能将突破1000万吨。
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产业政策的变化。2003年左右，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出现了20多年来罕见的高增长，进而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性高速增长。当时，中国一些学者不断发表文章和研究报告，提出了“新的重化工业阶段论” ，以此来解释宏观经济和投资高涨的原因，并支持中国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虽然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也发表谈话和文章，对工业过度重型化的趋势表示担忧，但显然这些担忧并未阻止中国相关产业政策向着重化工方向倾斜。
市场的需要、产业政策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整，导致随后十年里大型PX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据财新网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范围内共有13家PX生产企业、16套生产装置。而大部分项目分散在东部沿海各省。 这种项目布局符合投资方对于物流运输、吸引人才以及节约成本的需要。
不能否认的是，PX作为一种关键的化工原料，对纺织、塑料等诸多下游产业意义重大，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所需要的。追求短期政绩效益的地方政府领导人普遍支持中央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因为这些大型化工项目对于地方财政、拉高GDP以及个人政绩是诱人的饕餮盛宴。这些项目动辄上百亿的投资，除了能为地方带来高额税收，还能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比如纺织业、塑料。因此，在环境法律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普遍欢迎这些重化工项目落户本地。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地方政府宁愿冒着违规风险，也要争取这些项目落户本地并尽快建成。《第一财经日报》去年8月份的一篇报道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丽东化工PX项目，规划产能达63万吨/年。项目2007年就已经正式投产，但是，直到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才核准该项目的申请报告。
其实，PX项目只是中国更为疯狂的“重化工”狂飙运动中的冰山一角。过去十几年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各地都在跑马圈地，纷纷规划重化工基地。根据《中国环境报》2007年的报道，本世纪初的几年中，中国约50％的高耗能、重污染、高水耗的化工石化企业分布于长江上、中、下游。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的民进中央曾对长江干流沿岸上海、江苏、江西等8个省、市考察和调研后发现长江流域水环境安全问题已相当严重。最终的调研报告称：“从水污染事故的成因来看，大量重化工企业沿江布局是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政绩诉求，地方政府显然不会把生态环境、民意放在其工作清单的前列，否则近年来，中国各地不会出现如此多由具有重大污染风险项目引发的群体性抗议。这些群体性抗议过后，从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看，结果最终是双输。
未来，在发展与生态之间、政府与民意之间，中国能否找到一条更好的平衡道路？
首先，问题的关键之一不在PX项目是否具有生态风险。因为与炼油等其他重化工项目相比，PX项目显然不是最危险的项目，而PX产品也只具有低毒性。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冲突中，PX已经成为所有重化工项目给城市带来可能巨大风险的代名词。这一结果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扩张，以及规划的复杂性、法律不完善和政府运作的不透明。而法律的不完善和政府运作的不透明又加剧了规划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公众对于政府规划的不信任。如果上述问题不存在的话，PX项目其实并非洪水猛兽。国际上也没有就PX项目必须离城市多少公里的硬性规定，往往取决于国土面积等国情，比如新加坡一个埃克斯美孚投资的年产37万吨的PX装置，离新加坡本岛居民区只有2.6公里。
其次，问题的关键之二不在于中国是否走“重化工业道路”，而是世界上少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争相上马重化工项目，而在整体布局、地方利益协调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中央政府却难以发挥权威作用。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有一种“诸侯经济” 的说法。学者们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中国不存在“诸侯经济”。始于1980年代的放权改革，才使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行为的主体，放权改革虽然显示了积极的能量，但由于来自中央的政绩等硬约束， 地方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宏观调控机制的对立。
尤其在朱镕基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其实施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使地方自主权迅速扩大，地方政府也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谓分税制，指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体系。
分税制改革后，虽然解决了中央政府财政短缺的危机， 但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中心主义盛行，各地也使出浑身解数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更糟糕的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形成所谓政策洼地，往往各行其是，颁布的地方政策也往往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有着深入研究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分税制实质上把更多的权力转移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引进私人资本（包括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出于对短期政绩的考虑和对行政权的自信，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掠夺型发展战略和对本地市场的保护性措施，其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过去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 。
所以我们发现，过去10多年里，中国在涉及重化工业规划上的乱象以及给投资地社区所带来的恐慌有着深刻的原因。未来，中国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开出“药方”，比如完善法律以及使政府运作进一步透明；继续推进财税改革，改变“诸侯经济”；改革中央与地方目前的政治架构，使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再高度趋同于GDP等经济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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