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教师韩德强9.18游行中两次搧一位八十多岁老人耳光之事，舆论多从法律、道德、人性等角度去评论。然而，法律、道德、人性在韩德强看来无足轻重，因为他理直气壮地表示：“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其到底有没有错？
韩德强认为老人该打，理由是老人“骂主席”，而“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他强调的是“主席”不能“骂”。基于其在其他场合也有因相似原因准备动手打人的行动，其实质是认为不该批评“主席”，或者说，“主席”不能批评。
此次游行因钓鱼岛而起，而在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声音中，以从历史和法理两方面的论证最为有力。实际上，无论是什么争议，公正的评判标准也无非是历史事实和法理学理。那么，从历史和法理来看老人“骂主席”，结论会是什么样的呢？
先说历史。
“主席”，就是毛泽东。从历史角度应该怎么看待毛泽东？这个问题，最权威的答案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决议》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被认为是对建国以来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起到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
建国以来党内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而《决议》对此做出了评判，起到了止纷定争的作用。《决议》并没有说毛泽东都是正确的，是不能批评的。恰恰相反，《决议》中指出了毛泽东的许多“错误”，认为他应该为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且看《决议》中的有关表述：
关于1958－1961年，《决议》中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虽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这段话中，多次提到了“错误”，且这些“错误”都与毛泽东有关，最终导致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是对大饥荒的隐晦表述。
1962－1966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关于1957－1966十年间出现的错误，《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1966－1976年的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它“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决议》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发生天安门事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决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尽管“错误是第二位的”，但错误就是错误，《决议》并没有为尊者讳，避而不言，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1980年也曾指出：“因为他（指毛泽东）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决议》出台之前，1980年10月，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实际参加的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曾对《决议》草案进行过大讨论，很多人对毛泽东有否定性意见，但邓小平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最终通过的《决议》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是有很多保留的，对毛泽东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做了区分，当时很多人对此曾有遗憾，但仍然支持《决议》。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有功绩，也有错误，《决议》已经对此做出了结论。毛泽东有错误是事实。怎么看待毛泽东的错误则属于主观判断。事实以真实为唯一标准，主观判断则因人而异，可以不同。韩德强可以看重毛泽东的功绩，可以给他很高的评价，而有些人则更多地看到毛泽东的错误造成的灾难，因此对毛泽东有所批评，这应该属于正常现象。韩德强见不得他人批评毛泽东，那未免过于霸道；认为批评毛泽东就是“汉奸”，就是“日本人的内应”，就该打，则更是毫无道理。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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