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中國模式」乃是一個為部分中外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加上官方媒體的推波助瀾，一時間，「北京共識」壓倒「華盛頓共識」，「中國模式」力抗普世價值。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儼然走出一條既不同於歐美原發性資本主義，又不同於日本、印度後起民主轉型的第三條道路。與此同時，國際上也有一個「安哥拉模式」之說，不大為人所知。最近由於尚比亞一家銅礦所發生的針對中國老闆的暴力事件，使得輿論又談起了「安哥拉模式」，筆者覺得有必要在此稍加論述。
「中國模式」：政治專權與經濟開放
先說「中國模式」。一般認為，「中國模式」源於美國人約書亞．拉莫（Joshua Ramo）二○○四年提出的「北京共識」。不過，西方所講的從「北京共識」演繹而來的「中國模式」與中國媒體所談論的「中國模式」有覑重大區別。西方所講的主要是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所談的更多是社會模式。從中國的討論看，「中國模式」不外兩條：政治專權與經濟開放。對於宣揚和覑力建構這樣一種「中國模式」的論者說來，討論和詮釋所蘊含的第一要義也就順理成章地集中於論證中國政治、經濟全方位的成功。然而，花開花落，河東河西，僅僅幾年之隔，本來根系不全的「中國模式」遭遇內外夾擊，已然朝不保夕、氣息奄奄。
從中國國內來看，如果說什邡、啟東民眾大規模抗議運動將中國不計成本、罔顧民生、產值第一的後果暴露無遺的話，北京暴雨所造成的重大災難則證偽了「中國模式」最為關鍵的效率優勢。有觀察者將啟東抗議解讀為中國模式的滑鐵盧，正是從中國經濟增長的代價入手，但北京雨災更能說明問題，因為此次災難戳破了「中國模式」高效率的泡沫。
在國際層面，「中國模式」在歐美雖然有一定數量的吹捧者，但在西方民主體制下，以政治專制和經濟強權為主軸的「中國模式」沒有任何實行的可能。不過「中國模式」在非洲卻找到了相當的推廣空間。從本世紀初起，中國大舉進入非洲。二○○五年， 中國是美、法之後的非洲第三大貿易夥伴，四年之後的二○○九年即超過美國，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非洲突破的關鍵因素並非如官方所強調的文化上的親緣或都有覑被殖民的苦難歷史，中國能在短暫時間內進入非洲並取歐美強國而代之的秘訣即是「安哥拉模式」。
「中國模式」輸出非洲
所謂「安哥拉模式」，源於二○○四年中國對安哥拉的一筆二十億美元的「無條件」貸款。當時安哥拉正就貸款事宜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鑑於該組織基於安哥拉政治腐敗現實所提出的經濟改革及提高執政能力的附加條件，中國以不干涉內政和利率優惠等為誘餌，後來居上，取代貨幣基金組織，同安哥拉簽約，以換取安哥拉向中國出口石油。總結這一模式之特點，大體上是經濟上，中國向非洲提供金融與技術援助，為非洲修建基礎設施以換取非洲石油等礦產資源以及非洲市場；政治上政府與政府間秘密達成協議，以國家利益的名義，逃避輿論監督。尤其是在同非洲專制國家做交易時，更集中體現這種黑箱作業、放縱貪腐、利益至上的交易方式。從「中國模式」的角度詮釋，所謂「安哥拉模式」，正是這種不講人權、犧牲正義、揮霍資源、破壞生態，而一味追求短期利益的「中國模式」向非洲的出口。
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活動衝擊了非洲舊有的經濟地緣版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大型企業的行業壟斷，尤其是在初期，受到非洲國家的歡迎。但是，這種積極的衝擊效應是有限的。中國以不干涉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為口號主導非洲的經濟活動，相對於歐美非洲政策必須接受輿論監督、必須附加政治條件來說，更適宜於一些專制國家黑箱作業的現實。但是，面對言路已開、民主進程加快的非洲社會，不顧人權、不講價值、不考慮弱勢群體的非洲政策是難以長久的。
非洲勞工生存狀況更趨惡化
最近發生的尚比亞煤礦工人暴動事件充分表明「中國模式」的負面效應。八月四日，尚比亞首都盧薩卡以南三百多公里處的柯藍中資煤礦工人罷工，抗議廠方遲遲沒有確定最低月工資標準（二百二十美元）。抗議演變為騷亂，中國經理吳勝再於騷亂中被礦車撞倒身亡， 中方副經理也受重傷。此事件頗受國際輿論關注，重要原因是中國與尚比亞的關係在非洲具有典型意義。近十年來，由於尚比亞豐富的礦產，尤其是銅礦，中國對尚比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二○○○年兩國貿易額僅為一億美元，十年之後便攀升到二十八億美元。但尚比亞卻同時又是現今全非洲反中國情緒最為強烈的國家。尚比亞的中資銅礦勞資關係一直緊張。二○○七年的罷工浪潮曾迫使尚比亞政府取消胡錦濤的謙比希銅礦之行。中國的經濟捲入也對尚比亞內政產生重大影響，反對或者支持中國投資政策成為尚比亞選舉的中心議題。二○○六年反對黨候選人薩塔（Michael Sata，二○一一年當選為總統）在競選活動中，不僅指責執政黨在同中國合作過程中的貪腐和不透明，也指責中國在承包尚比亞銅礦開採過程中壓低工資、草菅人命。中國當時曾向尚比亞發出威脅，如果反對派候選人當選，中國將可能撤出對尚比亞的經濟援助。這一事實也表明中國以不干涉內政來推避漠視人權和民生的責任是站不住腳的。
正如在中國國內一樣，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及其經營缺乏輿論監督和法律準則。由於當地專制政權的庇護，中國老闆對工人壓榨沒有後顧之憂。此次尚比亞柯藍事件絕不是孤例，剛果、喀麥隆、塞內加爾、尼日爾等國均發生過反對中國的抗議和暴力行動。比利時魯文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德爾古爾（Laurent Delcourt）最近指出，越來越多舻象表明，同中國與非洲官方宣傳截然相左，一股「反華」情緒正在非洲民間蔓延。日益增多的非洲輿論承認，中國在非洲的擴張，無非也是一種新殖民主義，而同時，這種新殖民主義還同非洲各國政府有覑共謀關係。單從經濟上看，也有越來越多資料表明，在中非貿易中，非洲並非獲益者。整體看，中國對非出口百分之九十屬於工業製成品：紡織品、電子產品、自行車等，而非洲對中國出口百分之七十為石油，百分之十五為礦產品。換句話說，非洲同中國的貿易不僅沒有使非洲擺脫原料出口國的傳統困境，反而由於中國或者大量輸出勞工，或者大肆壓榨本地工人而使非洲勞工階層生存狀況更趨惡化。這一現狀表明，無論是何種發展「模式」，中國式還是安哥拉式，若要持續發展，既須民眾的認同，也須民眾的參與。
作者是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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