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領導真空」 政府「少做少錯」
與此同時，在主要新興經濟體，中國的改革進程陷入停頓，因今秋領導人交接將釐清內部不少利益者的目標和權力關係；印度則早已失去改革動力，現正遭遇經濟放緩和投資者信心喪失的風險。
這些問題的不利影響正相互交織和強化，並傳導向整個全球經濟。盡管人們顯然已經知道一定有東西出了大問題，但對重大轉變的預見能力卻十分缺乏，更已在惡化。
為甚麼如此多的國家和地區都沒能拿出有效的政策措施？一種思路將矛頭指向「領導真空」，這是對歐洲的普遍看法；而在其他地區，尤其是美國，兩極化和醜陋的零和政治，卻被認為會阻礙有潛力的政治領袖上台。
但是，如果不作進一步分析，「領導真空」亦無非等同空話。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為甚麼在法國、英國、日本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新政治領袖不能帶來變革。第 二個解釋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盡管我們需要果斷行動，但經濟條件的複雜性，以及人們對甚麼才是適當的對應政策意見紛紜，意味出現重大失誤的風險很高。在 這樣的環境下，專業政客和高官會「少做少錯」。如此，避險行為反映並拉大了個人動機（連任、保位和升職的渴望）和整體社會需要（解決問題）間的分歧。
重塑增長模式 需時卻莫待斃
第三個答案是，在當今的環境下，政策工具根本起不了作用。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經濟去槓桿化需時，重塑可持續增長模式亦需要多年，而非幾個月，憧憬也許已不切實際。但沒有速效藥，並不代表在提升復甦速度和質量上，我們要坐以待斃。
既得利益集團也可能難辭其咎。科技進步和全球市場力量產生了舉足輕重的收入分配變化︰工資向資本和收入最高的20%人集中，因而犧牲的通常是中產階級、失 業人仕和年輕人。這一趨勢的既得利益者積累了足夠的政治影響力來維持現狀，令收入分配問題在理解政策反應（及其缺位）時，得不到應有的關注。
政策不作為也存在結構性問題。因各地區治理制度和憲法結構各有不同，在形成甚麼程度的共識，以產生行動或隨衝擊和條件變化改變政策方向時，便有所不同。
有人認為更具約束性的政治制度在穩定時期效果很好，但在如今這樣的波動時期便會差強人意。但支持「具約束性政府」的出發點是杜絕浪費、尋租和干預自由選 擇，從而保障所有人。此外，必要時能鼓動人心的領導者也可造就必須的共識應對變化的環境。因此愈難轉變重大政策方向的制度，便愈要求官員拿出具說服力的理 據。
現時的情況令上述的舉措更為艱巨，因為全球經濟急遽改變，令很多人還在苦思現在究竟發生甚麼事？而這對經濟增長、穩定、收入分配與就業，又有怎樣的影響？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重大政策分歧令爭論不休，難以行動，實在不出奇。
此外，政府中的技術官僚必須用民主的問責性來平衡。每個國家都有受過專門訓練、擁有專長的人員被任命處理技術複雜的問題。他們的行動會受任期和連任程序的 約束，這決定了當選官員和公眾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可對他們問責。此可能出現行動重重受限的局面（民粹主義），也可能出現無法問責的情況（專制獨裁）。
精英專家失民心 「拆彈」更難
所需要的平衡可能因地而異。比如，許多中國觀察者認為，在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演進，須加強問責。其他人則認為，西方民主存在相反的問題︰狹隘、政治利益太大，導致投資不足，以及對當前和長遠目標的取捨權衡失策。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政府、商界、金融界和學界精英不再受信任。對精英抱持懷疑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壞事，但大量民調顯示，精英的信譽正在快速降低，這肯定會令公民更抗拒授權給他們領導，使他們難以應對不確定的全球經濟環境。
缺乏信任的源頭是多樣的，其中就包括分析失效︰中央銀行、監管者、市場參與者、評級機構和經濟學家幾乎全都沒有在危機爆發前看到系統性風險的上升，更遑論採取適當的行動了。但更重要的源頭在於人們懷疑精英將自己的利益，置於社會共同利益之上。
毫無疑問，領導層、制度、分析和政策工具不足以應對當前任務或許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這些價值和目標的崩潰，即社會凝聚力的弱化。重塑社會 凝聚力需要分析者、決策者、商界領袖和公民社會團體釐清原因、共擔錯誤責任、追求成本被公平分擔的靈活方案，最重要的是必須澄清這一難題無法在一夜之間得 到解決。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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