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 14-8-2012
一
造訪台灣中央研究院，便想順路憑弔胡適之墓。墓園不大，且為西式風格，清淨樸素，蔣中正為胡適題的「智德兼隆」隱隱透露出墓地主人的昔日聲譽。在墓旁的草坪上，不經意看到兩塊低伏的淺淺墓碑，一塊是胡適二子祖望之碑，另一塊則是祖望為其弟胡思杜所立。當年天地玄黃，政權易幟，思杜留在大陸，卻因政治情勢反戈其父，最終在反右運動中不堪淩辱而自殺，時隔多年，祖望為其立一石碑，或許是想為其受苦的胞弟招魂吧。
從胡適墓地旁的小徑入，不久即可見一中式墳塚，此處安息的並非旁人，乃是當年研究甲骨文的「甲骨四堂」之一的彥堂——董作賓先生。甲骨之學，非筆者能道說一二，不過那一代研究甲骨文的知識份子的命運，其實可以折射出20世紀整個大時代的某些面向。
在「甲骨四堂」中，郭沫若與王國維的命運為人所熟知，雪堂羅振玉作為滿清遺老，早逝於旅順，不必贅述，董作賓先生則是「甲骨四堂」中惟一一位將此絕學引入台灣的學術拓荒者。山間清秀幽靜，其塚掩映於烈日綠蔭之間，也難免透出一絲難言的寂寞。
傍晚入台大旁赫赫有名的唐山書店，一眼就瞄到何偉的《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盧秋瑩譯，八旗文化，2011年12月），他寫的《尋路中國》與《江城》已在大陸掀起了閱讀中國的風潮，不過這本《甲骨文》卻因種種原因無緣大陸讀者。
在這本以甲骨文為題的書中，陳夢家的身影若隱若現。關於陳夢家，熟悉新月派詩人的或許還會對他早年詩歌存有片段的印象，我從側面窺探，她在莊嚴下/冷淡的，沉默著/一抹笑角的希微。
這種對神秘性的興趣或許早已預示了陳夢家後來的甲骨文研究之路，不過在何偉筆下，陳夢家不僅僅是一位甲骨文研究專家，而更像是閱讀中國近代史的一把隱秘的鑰匙。陳夢家死於自縊，死前十天，他還曾嘗試過服用安眠藥。
以這樣反復決絕的行動去結束生命，自然因為是陳夢家對那個時代荒謬與屈辱的不堪忍受。為了理解陳夢家的死，何偉找到昔日批判過陳夢家、如今已位高權重的歷史學家李學勤，當年後者以弱冠之齡攻擊學界前輩自命甚高竭力鼓吹自己。
關於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去，李學勤充滿了悔意。他如此回答：「文革發生的時候，如果人們批判你，你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有錯。我那時也被批判，我也相信人家所說的。每個人都是那樣，那是社會心理學的一種。那麼多敵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敵人。」「似乎所有人都是敵人」，或許的確代表那個時代普遍的人心狀態，否則胡思杜也就不會批判其父為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然後在被打成「漢奸」「走狗」後毅然棄世。
我們常說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懷疑與猜忌，或許，這一切都可以從當年的視人如敵找到一脈相承的線索。
二
一旦看到人心的幽暗深邃，勢必就不會將20世紀的種種劫難簡單地視為制度間的彼消我長，而會注意到人類精神在歷史過程中是如何被扭曲、被異化。這不僅僅是政治的危機，也是人心的危機。
因此，極權主義的首要任務，除開政治上的控制，人心的操弄顯得尤為重要，也正如此，在極權主義的體系中，宣傳也就成為重要的動員與控制手段。
蘭德爾·彼特沃克在《彎曲的脊樑：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張洪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6月）中顯然注意到極權主義的宗教面向，或者說極權主義在人心的操弄方面，具有沃格林所稱的准宗教特色。因為它基本上都會聲稱一種絕對性的真理和完美的政治烏托邦，進而推導出「元首永遠正確」「黨總是正確的」等等結論。如果宣傳只面對成人世界，那麼大抵還不會讓政治的狂熱與迷失傳宗接代，但在極權主義體系下，宣傳是從搖籃到墳墓，從城市到鄉村。
例如在納粹德國的學校中曾經流傳著這樣的詩歌，十指交叉你的雙手，鞠躬低下你的頭，默念五分鐘/希特勒，是你賜予我們每日的麵包/還滿足我們每一需要。而在東德時期，希特勒則被巧妙地置換為史達林。
這樣的宣傳當然具有極大的魔力，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也很難避免失敗的命運。彼特沃克精確地洞察到，一個國家無法強迫人們接受長期充滿激情的信仰，當政治的控制與宣傳達到一定的強度後，熱情的信仰者與口是心非的附和者之間就很難區分，權力擁有者也會對自己的控制力與影響力產生極大的錯覺，人們假裝相信，而政府也假裝相信人們已經相信了。
當然，極權主義絕非僅僅依靠著宣傳就能謀取大位，而是存在各種複雜的共業因緣，如何審視它的起源，一直是20世紀的思想家們所致力的思考方向。
《現代危機：政治學評論1939—1962》一書，雖然只是一本專業學術期刊《政治學評論》的文章輯錄，但如果考慮到這段時間內世界範圍內所發生的這麼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我們就可以大概猜想到這本雜誌當初所肩負的重要使命。正如編者為本書所標定的關切，「人類存在的性質該如何理解？我們對於自己的生命能夠瞭解多少？在一個遍佈和我們一樣的人類的世界裡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極權主義的根源到底是什麼？雖然作者們觀點各異，且互有爭論，例如雅克·馬里坦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無神論的症候，並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精神現象，以反思極權主義而聞名的阿倫特也作如是觀，但是沃格林認為，極權主義的精神譜系足可以回溯到中世紀的各種宗教異端。
拋開這些學理上的分歧，對於這一群學者而言，最讓他們觸動的是20世紀的人類苦難，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才讓他們投入到政治學的領域當中。相比起來，今日的政治學之無情，對人類苦難的冷漠，真是相差不可以道裡計。
在《人類的永生》一文中，雅克·馬里坦寫下這樣一段話：如果一個文明輕視死亡，那是因為它輕視人類，忽視人生的價值。如果一個文明號召人們耗費生命去追求商業利益、追求暴利、追求對別人的統治或者追求對國家的狂熱，那麼這就不是文明而是野蠻。這種英雄主義就是野蠻的獸性行為。
或許，這就是對極權主義最直接、最有力的批判。
三
在《甲骨文》的結尾處，何偉提到陳夢家的朋友巫甯坤，這是一位曾寫下描述自己反右遭遇的作品《一滴淚》的學者。何偉問他是如何度過那段勞改營的殘酷歲月的，巫寧坤說，我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亞和狄倫·湯瑪斯，雖然我們在受苦、在被折磨，但死亡不能統治我們。
在台大附近遊走，終於找到了溫州巷18巷16弄，這是殷海光先生的故居。
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在這裡飽受攻擊，妻子夏君璐認為他在大病之後仍不停地勞作，這其實表現出他在絕境下試圖速死的心情。
在《殷海光最後的話語》（台灣世界文物供應社，1970年）中，我們看到一個曾經狂熱迷戀西方生活方式的殷海光，開始回歸中國傳統文化。但他的回歸，絕非是隨著時代潮流的搖身一變，如同川劇變臉式的廉價與俗套。
在殷海光心中，不僅存在著對全人類與民族命運的深切責任感，對於個體的命運，他也同樣投以深切的同情與悲憫。在故居裡，我看到一封寫給韋政通的書信，書生處此寂天寞地之中，眾醉而獨醒，內心常有一陣一陣莫可名狀之淒寒。寂寞之長途旅人，甚願見路邊之煙火人家，靈魂有個慰藉的小茶店。世人常道殷海光待人嚴苛，但其實他非無情，而是心中常燃灼灼的火焰，只是這般真摯的火焰，常會在不經意間灼傷那些誤解他的人。
在他的最後歲月裡，張尚德曾問殷海光：老師，你將來要研究宗教嗎？殷回答道：是的⋯⋯不過不是傳統的和一般意義的。我的神不是有一個具體物件。而是愛、同情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就像愛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樣。
看起來，五四一代的佼佼者們，最終又從科學走回到了宗教。
在台大校園裡亂逛，看見一大群人圍著一口黑色的鐘指指點點，哦，那就是傅鐘！突然間，不知出自何處的閱讀記憶與現實相逢，有了現實的載體，傅斯年與這所學校的聯繫，突然變得鮮活起來。
王汎森先生在《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王曉冰譯，三聯書店，2012年5月）中，將傅斯年的一生蓋棺定論為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他與殷海光二人，早年都以揭示西方學術思想而聞名學界，但是步入晚年，都不約而同地回歸傳統文化，儘管他們所理解的傳統文化都難免會沾染新文化運動的氣息，但這一反一複，是否也意味著當年曾掀起的東西文化之爭，今日再難以匆忙定調與蓋棺定論？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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