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刻不容缓，孩子们的上学梦等不起
出版日期：2012年08月13日
本文见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2期
城市没有做好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准备。
一方面，大量农民工子女仍被其常住地的城市教育体系排斥在外；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平等教育所需开支，超出地方政府承受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农民工子女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根据官方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截至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同时，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家庭整体迁徙成为趋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子女教育日益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十年来，政策层出不穷。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两为主”，要求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即要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3年，在重申“两为主”的基础上，取消打工子弟入读公立学校的借读费，要求流入地政府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列入教育经费预算。2008年，中国对城市义务教育开始免除学杂费，中央再次要求流入地政府要将打工子弟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
三令五申之下，农民工子女被城市边缘化的趋势仍难以逆转，平等的教育起点仍遥不可及。
根据前述《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生活状态总体好于全国同龄流动人口平均水平，即便如此，在子女基础教育保障方面，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报告显示，“北上广”青年流动人口中，有超过60%的人把孩子带在身边。值得关注的是，“北上广”分别有3.5％、5.1％、5.3％的随迁儿童既未入学也未入托，均高于2.1％的全国平均水平。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他认为，当前用工短缺，即使未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人在城市找到一份低薪工作并不难；但随着产业转移和升级，他们终将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这个庞大群体所遭受的挫折必然牵一发动全身，成为隐患。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博士也指出，第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普遍问题。第一代移民尽管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经济社会地位与原城市居民有一定差距，但他们通常不会做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做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方面具有更强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强烈地要求自身权利地位的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下，第二代移民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表达平等诉求。
在熊易寒看来，2011年的伦敦骚乱，以及2005年的巴黎骚乱，背后都是新移民遭遇社会排斥而引发的冲突。他认为，中国当前的城市化也面临着这些风险。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对城市没有认知和归属感，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最终必然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过去数月，财新记者先后走访了北京、温州、上海等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它们分别代表了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三种模式：
北京，试图以提高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将“低端人口”挡在城市之外；
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促使当地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打开公立学校的大门，却受困于财政压力；
上海，虽然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公立学校就读“民工班”，但户籍门槛仍然堵死了他们在学业上与户籍人口平等深造的路径。
发稿之时，北京市又有一批打工子弟学校被当地政府关停。将“外地人”挡在门外，仍是承担着全部教育义务的地方政府最愿意选择的低成本路径。城市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刻不容缓，孩子们的上学梦等不起。■
——编者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存亡
北京市多次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但打工子弟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打工子弟学校也野草般顽强生长
2012年8月8日，一个小女孩拿着书本坐在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门口。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见习记者 王箐丰
白底红章的关停告知书贴遍村庄。拥有七年历史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同心实验学校生死未卜。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政府的关停通知，在2012年6月19日送达。同时收到关停告知的，还有金盏乡的另外三所打工子弟学校。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作为由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创办的明星学校，七年间同心实验学校接纳了6300余名周边的打工者子女，深得当地人心。7月25日，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和五名学者一起上书教育部，希望保留同心实验学校。南都公益基金会也发出呼吁信，力挺其出资创办的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至8月2日，虽然同心实验学校的夏令营照常举办，但大门已被当地开着铲车的联防队员封住。
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拆迁、关停，公众早已不陌生。早在2006年，北京市为迎接奥运会，对“非法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大规模整顿；2009年，朝阳区因土地储备大量拆除城边村，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再度受此波及；2011年暑期，随着北京人口政策的大幅收紧，各区县又关停了2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
然而，打工子弟学校仍野草般顽强生长。据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人张志强估算，目前北京还有约170所打工子弟学校生存于教育体制外。
拆校拉锯战
在前来封门的联防队员眼里，同心实验学校不过是一所没有办学资质的“黑学校”。但作为学校的创办者，从计划创校时起，学校校长、“工友之家”创始人孙恒就向朝阳区教委递交了全套申请官方审批的材料。然而，七年间学校始终未能通过审核。
正是这所没通过审核的学校，为皮村及周边的外来儿童提供了上学机会。学校所在的金盏乡是北京主要的外来人口集聚地。以皮村为例，2000年前还是一个荒僻角落，本地村民仅有1500人左右，数年间外地人增至近万人，学龄儿童上百人。尤其在2009年，其邻近的北京东坝、崔各庄等乡镇迎来大规模拆迁，超过10万的常住非户籍居民迁居金盏。他们或在附近工厂就职，或在附近摆摊、种菜、做小生意，或为了廉价房租每天坐两到三个小时的公交车进城务工。北京近年吸引的外来家庭日益增多，但公立教育资源仍以户籍为导向，由此形成了对打工子弟学校持久的需求。
皮村没有公立小学。尽管四站公交车程外的楼梓庄村有一所公立小学，但学位有限，并优先接纳户籍儿童。“我们这边的家长当然也想进公立学校。”同心实验学校执行校长沈金花介绍，公立学校接收外地学生的前提是有学位，且学生必须“五证”（户籍、暂住证、原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和工作证明）齐全，最终还要看孩子成绩择优录取。
致力于工人社区服务的公益组织“工友之家”因此有了自己开办一所学校的想法。2005年，“工友之家”旗下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用第一张专辑所得7.5万元版税，在皮村租下一座废弃的厂房。有限资金加上上百名志愿者的义务劳动，同心实验学校建了起来。
同心实验学校的成长史，是北京百余所“黑学校”的一个缩影。它们始终是政府取缔、整顿的目标。从2006年开始，与迎接奥运会、CBD东扩拆迁、人口调控等一系列事件相关，北京市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整顿。但每次关停风波之后，总有一批已被取缔的学校又悄然开张，或易址重建。其主要原因，便是关停后学生的分流，从未得到妥善解决——除了少部分学生办齐证件，得以进入公立学校，一部分孩子无奈返乡成为留守儿童，绝大数学生又辗转前往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三番五次清理整顿后，依然有上百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政府的默许下存续，接纳了10多万学生。它们地位尴尬，既无法整改达标通过办学审批程序，又碍于学生无法分流而未被取缔。对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但基本都纳入日常的安全、卫生监管之中。
朝阳区一直声称，要在2014年底前，取缔区域内所有未获得审批的自办打工子弟学校。当地政府希望此次关停名单上的学校，能将学生分流至两所政府认可的、“委托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其中一所，在距离皮村10余公里外的定福庄；另一所同在金盏乡的黎各庄安民学校，尚未装修完毕，且仅有1500个学位，远远不足以满足被拆除的四所学校3000余学生的就学需求。
拆校消息一出，这些通常用于分流学生的“委托办学校”，学费闻风上涨，并提出了比公立学校更高的“七证”入学门槛，即在前述进入公立学校的“五证”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提供借读证和学生接种本。
孙恒向社会发起了前文所述“保卫同心”的行动。孩子们甚至也自发行动起来，分头撕掉村里贴着的通知告示。他们仍然希望，能在舆论的保护下，成为少数幸运儿。
家长们也加入了“保卫同心”的行列。7月26日，96名家长在《我们爱皮村同心实验学校》的公开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明自己反对关停同心实验学校的意愿。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是这些家长们最后的希望。
子弟校另一面
此次关停同心实验学校，官方给出的理由，与2011年的关停潮大同小异。关停通知上书：你校在区、乡相关职能部门多次联合检查中，在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未按相关程序规定取得办学资质”。
对这一关停理由，孙恒不能接受。同心实验学校的安全卫生状况，一直处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之下，并无存在“严重隐患”一说；学校确实没有办学资质，但根本原因是政府严格控制的政策导向和畸高的办学门槛。如《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要求，学校必须有美术、书法、劳动技能、网络中心等专用教室，生均建筑面积需达到14.1平方米。面对这样的一些标准，作为一家草根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无力投入更多的资金。
投资不足，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普遍困境。最早的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多由进城的民办教师举办，学校寄生于城郊的废旧车间工厂，条件十分简陋。北京第一批打工子弟学校的明圆学校校长张歌真介绍，随着打工子弟教育的市场规模扩大，有的投资人开始将经营打工子弟校作为盈利手段。打工子弟学校开始走向产业化，投资人出资、聘请管理者担任校长的新办学模式也开始兴起。
但这些学校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仅仅依靠学生家庭缴纳学费维持运转。尽管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幅度加大教育投入，陆续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学费减免，但游离于教育体系之外的打工者的子女们，仅能获得与其父母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劣质教育。
不过，即便收费低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能实现盈利。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人张志强测算，以一所每学期600元、人数500人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一年总收入60万元；配14个老师，每年的人工成本约为15万到20万元，加上14万到20万元左右的房租，扣除其他费用至少可以净赚十几万元。学校的小卖部和食堂等，也可以给兴办者带来收入。
尽管按照民办教育“非营利”的本意，这样的利润不应向股东分红，而应进一步投入到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改善之中。但绝大多数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者，并不会持续向学校投入。张志强分析，教育作为投入性事业，要十年以上才能够收回投资成本，如果没有长期办学的稳定预期，短期化的办学行为不可能保证打工子弟学校的质量。据了解，北京多数打工子弟校的租约都是一年期的短期租约，且经常面临被政府整肃、关停的风险。政策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影响着打工子弟学校投资人的办学信心，制约其对学校软硬件的投入，又反过来给种种整顿行动以口实。
为了保障盈利，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还被一再压缩。各个学校之间，甚至为控制人工成本形成价格同盟。在北京市公立小学的师生比已普遍达到1：13之时，打工子弟学校通常是十余个老师对应500个以上的学生。老师工资多在1500元左右，最低甚至只有六七百元。教师工作压力巨大，流动频繁。
不少研究认为，打工子弟落后的师资条件与硬件设施必然导致教学质量低下。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下称REAP）的调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平均开办时间比农村公办学校短好几年，但是其教学楼平均比农村公办学校的还要老三年。在农民工子弟学校，62%的教师是小学一级教师及以下（没有职称），而农村公办学校的这一比例是17%。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受教育水平也较低，只有48%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有专科或大学学历，而78%的农村公办学校教师都拥有这样的学历。
教学质量差，是校长自己也不避讳的话题。“我们是伤天害理、误人子弟。”张志强说，不少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和他交流时，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打工子弟学校就是‘圈养比散养好’，有书读比没书读好，在学校比在社会上混好。”在张志强看来，政府有关部门自然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对打工子弟学校所谓的监管就是安全：防止意外事故、防止食物中毒。但有些连这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达标。
一些公益力量因而入场，希望能改善打工子弟的学校条件。如同心实验学校，在坚持低收费的同时，不断引入公益资源，修缮校舍、吸引优秀老师，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交流活动机会。但草根组织本身资金有限，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依然因为资质问题，生存于被强制关停的阴影之下。
何去何从
保卫学校的抗争还在持续。但在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国学者看来，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应该保留，或者至少不应该作为学生们就读的首选。
REAP负责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斯科特·罗泽尔认为，给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乃是当务之急。REAP团队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子弟学校能为孩子提供的教育，质量甚至低于农村公办学校。
在斯科特看来，进入公立学校是让打工子弟接受合格教育的前提。在REAP的研究中，在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学生，测验中的平均成绩是80.3分（满分100分），这比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和陕西农村学生的平均分高出10多分。值得注意的是，REAP抽样的四所北京公办学校的北京本地学生，平均测验成绩只有79.3分，还略低于在这几所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学生的平均成绩。
“打工子弟学校限制了学生的学业进步。公办学校本身就是使流动学生成绩提高的原因。”斯科特说。在他看来，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儿童，没有接受合格的基础教育，便难以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也将最终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就确定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北京市公办学校，也陆续免收外地学生的借读费、学杂费；同时本地生源的缩减，也给打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提供了机会。但直到现在，尽管北京声称已有70%的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仍有14.3万的流动儿童被挡在公立教育门外。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无法办齐入读公立学校必需的“五证”，是北京市一直力图阻挡的“低端人群”。
降低“五证”门槛的呼声频频，北京方面依旧顾虑重重。一方面是开放公立教育资源可能带来的财政负担——北京市在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投入已超过2万元；另一方面，担忧开放姿态将吸引更多的“低端人口”涌入。保持公立教育的高门槛，也让一些外来人口“知难而退”。
北京市朝阳区也在2010年前后尝试采用委托办学模式分流打工子弟，即委托具有教育教学经验的退休教师为校长，举办定向接收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但由于委托办学程序的不透明，且学校在享受政府补贴的同时屡屡提高学费，几所委托办学校饱受质疑。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卫宏指出，“委托办学”的不公开，让整个过程有了寻租空间。
在孙恒眼中，如果民办学校可以获得政府同等的投入与扶持，他们能为孩子提供的教育并不一定就比不上以应试教育为主导的公立教育。在一些公益资源的支持下，包括同心实验学校、第一新公民学校在内的学校，一直在开发、探索更适合流动儿童的特色课程和教学方法。孙恒认为，“教育应该百花齐放”。
但是，多数流动的孩子并不能够等到那一天。八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为北京市百余所体制外的打工子弟小学组织过一届作文竞赛。竞赛以“心愿”为题，收到了大量投稿。
当时在东五环外清莲小学就读的河北邯郸籍少年韩超鹏的心愿是考上大学。他说，“我的心愿有很多，但有一个必须实现，那就是考上大学，这不仅是我的愿望，还是全家人对我的期望。爸爸从小就对我说，你爸爸学习不好，没考上大学，现在只能靠种地挣钱来供你上学，你可不能学你爸爸考不上大学。”
女孩乔秀丽当时在北京育丰小学就读，心愿是当一名建筑师。她写道：“我家有四口人，住在一个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两个床就占了一大半，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因为这个问题，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妈妈说爸爸没有出息，连个大房子都没有。我想不通，爸爸为什么没有能耐，爸爸这几年在外地打工，帮别人盖房都快成建筑师了。我暗暗地下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建筑师，建造出许多高楼大厦。”
沉默寡言的张丁飞的心愿是成为世界长跑冠军，“高兴地把祖国的红旗拿起”。他相信，惟有如此才能“很快，我成为一个北京人”。当年他在树人小学就读，常常和朋友一起到北京孩子的学校门口观看校内活动，“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我不能参加他们的队伍，没有资格跟他们一起玩”。
八年过去了，这些孩子多数已不知去向。八年间，北京市多次对打工子弟小学进行清理整顿，当年的不少学校如今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打工子弟”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更多的农民工携家带口到北京谋生。常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刷新，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2012年6月初，财新记者找到了今年已经21岁的韩超鹏。尽管当年在北京学习时成绩排班上前五名，但他并没有能够实现要考上大学的心愿。小学毕业后，没有北京户口的韩超鹏无缘进入北京的初中，只得在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廊坊就读，又由于河北省内当时不允许“异地高考”，三年后再返回老家邯郸读高中，辗转之间，功课一落千丈。
目前，他在北京一个民办教育机构自费学完了网络营销的培训课程，正在寻找工作。
尚不知道其他参与了八年前那场作文竞赛孩子们的命运，当年的心愿是否都已达成。时至今日，他们所代表的庞大群体的命运仍不知何去何从。
“打工没有个头，教育才是最重要的。”这是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从父母身上获得的领悟，但残酷的事实是，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从一开始便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瑞安：开放的尴尬
低门槛的同城待遇政策实施八年，招生压力和资源矛盾越来越大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巨大的入学压力之下，浙江省瑞安市针对农民工子女历时八年的低门槛入学政策，越来越难扛。
《瑞安市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在暑假前不久正式下发。根据这份《通知》，瑞安“新居民”的孩子们——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子女，想要入读瑞安本地公办学校均需出示“六证”：原户籍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家长外出务工、在户籍地无监护条件的证明；一年以上的暂住证；工商执照或劳动合同；相关居住证明；儿童预防接种证；转学生还需出具学籍证明、转学证明等。
在瑞安市所隶属的温州市，自2008年来，“六证”就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但瑞安在过去几年的实际操作中，仅把它们作为参考标准。
瑞安前任教育局局长叶耀国笃信“教育不应设门槛”，从2003年起力推农民工子女享受教育同城待遇。当年的招生政策规定，在瑞安的外地人，只要持暂住证和夫妻一方企业出具的证明，其子女即可无条件在瑞安公立学校就近入学。其后政策虽有调整，实际操作中仍以尽可能接收农民工子女为基本原则。
这一开放政策，为瑞安这个富庶的东部小城赢得赞誉，更带来压力。政策执行以来，每年来瑞安读书的学生人数，都以4000人-5000人的速度增加，目前已经达到4.6万人。几乎所有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都超负荷运转，地方财政压力剧增。与此同时，因不愿与“低素质”的外地人同校，本地人纷纷将孩子送往中心城区，择校之风愈盛。
为何提高门槛
“学校完全饱和了，真的没法再收了。”瑞安塘下二中有600多名学生，其中60%-70%都是农民工子女。塘下二中徐校长介绍，按照相关班额标准，学校一年只能招收192个新生，但实际招收人数都在220人以上，报名的人数往往要达到260人乃至280人。
每每有家长央求，徐校长便带家长去教室。每个班都满满当当，只留一角放笤帚，没法安下更多课桌。
这不是个例。瑞安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金庆伟介绍，按照相关政策，一个班只能招收45个学生，“而我们一个班60个到70个人是最常见的状态”。如地处城区的东山二小，老师的办公室、会议室乃至学校厨房都腾挪出来改成教室，一个班收到72个人。“瑞安现在几乎所有学校都超负荷运转。”他说。
从2008年秋季学期起，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免除政策全面推开，加之瑞安几个大型标准化工业园区陆续建成，农民工带着孩子蜂拥而至。瑞安面临的惟一选择，只能是提高入学门槛，以控制学生人数。
金庆伟认为，“六证”算不上高门槛。在他看来，暂住一年以上以及提供相应居住证明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外来务工者自己还没站稳脚跟，温饱无着、居无定所，就要把孩子带到瑞安一同生活，这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金庆伟介绍，提供劳动合同有一定难度，但从规范用工、加强劳动管理、保护务工人员的权益来看，也是有必要的；至于防疫证明、原户籍地无监护条件等证明，要办理下来也并不困难。
在温州市一级的政策中，“六证”一直被作为招生门槛。不过，瑞安塘下学区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已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六证”齐全的学生比例，最多在5%-10%。
徐校长介绍，六个证件中缺的最多的是父母外出无人监护的证明，由于需要户籍地政府开具，很多人一时没法从老家把证明开出来。其次是租房合同，农民工一般租住农民私房，且更换频繁，少有签合同的。能拿出劳动合同的也是少数，塘下一带以家庭作坊式的小型汽配厂为主，用工状况近年来虽有所规范，但只有大型工厂才会与工人签订合同。至于防疫证，孩子们“基本上拿不出来”。
平权两难
从严招生，在金庆伟看来，是最无奈的选择。“教育应是公平的，不能因为某一个学生出身的贫富贵贱、有没有户籍证件而排斥他。”
2000年以前，跟随父母来瑞安读书的流动儿童数量也有限。公办学校接收外地学生均要收取借读费，一学期各种收费将近1000元，农民工工资较低，无力负担各项就读费用，务工者大多选择将孩子留在老家。即便带到瑞安，也只能就读外地人自办的打工子弟学校。
2002年前后，瑞安当地一所波阳民工子弟学校进入教育局视野。由于没有办学资质，软硬件太差，且存在消防隐患，教育局有意取缔该所学校。但取缔后公办学校若不降低门槛，学生还是无学可上。将该批学生无条件分流到公办学校后，叶耀国着手推动公办教育低门槛的入学政策。随后，瑞安市教育局陆续下发《关于做好2003年瑞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招生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落实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同城待遇。
这一政策执行两年后，引起教育部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彼时，北京正因大规模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深陷舆论漩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因而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以开放、平等姿态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的瑞安，一时成为正面典型。国务院、教育部多名官员对瑞安经验进行批示、调研，高校学者也前往瑞安进行专题研究，多家中央媒体蜂拥而至，报道瑞安的先进经验。
诸多光环给瑞安带来巨大压力。几乎所有来瑞安的打工者，都将家中的“留守儿童”一同带来瑞安。招生压力由此与日俱增。
同时，瑞安所有中小学均对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混合编班，这一做法也遭到本地学生家长的排斥。
在周田村，当地小学95%以上都是外地人。本地学龄儿童数量一直呈减少趋势，近年来每一届都不过90来人，其中最多只有五六个还在本村读书。“只要父母有能力，都想办法把孩子送出去。”周田村村支书介绍，本地孩子要么随外地经商的父母，去其他城市读书，要么缴纳高额的赞助费、择校费，寄宿在市区的重点学校。无形之中，本地生与外地生分校就读的格局正逐渐形成。
由此愈演愈烈的本地生源择校风，正成为瑞安教育局的新难题。在金庆伟看来，合理布局、均衡资源，无疑是解决路径。但让教育部门备感无解的，是农民工子女巨大的流动性，让基础教育的布局、规划无从着手。
“2008年，金融风暴，很多厂子不行了，农民工规模回乡，潮水般地就走了，学校也一下子空了。后来经济陆续复苏，又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金庆伟感叹，农民工的流动快、强度大，导致其子女的就学安排也难以预见 。
财政重负
面对农民工子女就学带来的一系列矛盾，瑞安教育系统内外，始终都有不同的声音。
无论是在普通老百姓、学校校长还是政府官员眼中，瑞安开放的教育政策对人口的吸引作用显而易见。“打工的到哪儿都差不多。瑞安教育好，孩子读书有保障，当然优先选择来瑞安。”周田村的村支书分析。
截至2011年7月，瑞安流动人口已接近70万，与户籍人口比例达到1：1.5。但在教育部门的官员眼中，并不是教育在吸引低端人口。“瑞安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是依靠小作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家，产业就是低端产业，吸引的怎么不是低端劳动力？”
没有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仅凭一己之力试图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瑞安市，矛盾更为现实。金庆伟为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4.6万个孩子，人均经费投入800元，一年将近3700万元；要安置这些孩子，以1000人一所学校、45人一个班来计算，是46所学校、1000余个班级。按照每个班2.7个教师的规定，一所学校就需要60个教师，每个教师年均工资7万元，仅教师工资一项每年即将近2亿元。再加上硬件设施折损、贫困学生补贴等，即便身为“经济百强县”的瑞安也感到吃不消。
瑞安教育局一直希望全国能够建立“教育券”一类的制度，让中央的转移支付“跟着孩子走”。“一方面杜绝流出地吃空饷的现象，同时又能分担流入地的压力，提高流入地的接收积极性。”但这一已为学者倡议多年的改革方向，始终没有政策层面进一步的动议。
几乎每年的人大会议上，教育局与财政局之间都会有激烈的讨论、谈判。“我们每年都要讲，外地人带来的贡献，是远远不止瑞安为他们孩子投入的这么几亿元。”金庆伟认为，安定了农民工的孩子，就是安定了这个家庭，更安定了这个社会。教育部门在博弈中还会出示一组数据：带着孩子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犯罪率最低。
金庆伟强调，外地人在瑞安从事的是最重、最累、本地人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如果不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的机会，这些孩子可能就会辍学，最终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他眼中，教育是要给弱势群体改变命运的机会，促进社会的融合，“而不是造就对立”。■
上海：民工班难圆大学梦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王雪蒙家住上海，在上海市三门中学初三（3）班就读。这个班级因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而被称为“民工班”。
初三下学期刚开学时，班上就只剩下4名学生了。另外14个孩子，都提前一个学期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读“预科”。老师们说，中考对他们无意义，不如先入职高多学半年技术。
王雪蒙不想放弃。作为“民工班”的尖子生，王雪蒙在模拟考试中英语考了130多分（满分150分）。她对生物最感兴趣，甚至想专攻学术，念到生物学的博士，再回高校做教师。但她在中考的志愿表上，只能选择一所根本不开设生物课程的职业高中。
原因是王雪蒙没有上海户口。为了谋生，三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和哥哥姐姐从安徽来到上海。曾做过乡村代课老师的父亲，在一所设在废品站里的打工子弟校教数学，妈妈在学校门口卖早点。
王雪蒙一家几个孩子原本只能在上海就读农民工子弟学校。2008年，上海确定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教育资源，王雪蒙得以进入公立学校的“民工班”。
不过，因为高中阶段的教育尚未向非户籍人口开放，仅有少数非户籍的引进人才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农民工子女要想考大学，只能返回原籍就读。不愿回家的孩子，只有两条路，或初中毕业开始闯荡社会，或进入职高、中专，“学门技术”——数控、酒店管理、烹饪等，毕业后成为蓝领工人、服务员或厨师。这是上海市政府为这些外地学童敞开的惟一一扇门。
2011年4月，王雪蒙上职高的姐姐王新月，在为打工子弟提供课外辅导的公益组织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下称久牵）帮助下，被加拿大世界联合学院全奖录取。从此，王雪蒙和她的伙伴们都想到国外上大学。
挤入独木桥
王雪蒙一家在上海的第一站是废品站大院背后的棚屋。父母希望孩子们将来都能考上大学，不再当农民工。
2009年暑假，王新月初中毕业。她深知返乡读高中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不愿只身离开上海。
公益机构歌路营致力于打工子弟素质教育，理事长陆晓娅曾与同仁总结出农民工子女“回乡考学”的必备条件：小学毕业必须回老家，方能适应教学进度；小学阶段需在公立学校就读，自办学校教学质量太差，孩子难有好的基础；父母必须有一人跟回家，仅留孩子一人寄宿，成长风险大；孩子需要适应故乡的生活方式，听得懂老家话；此外还有最重要的，孩子的成绩足够好——在中国高考分省投放录取指标的制度下，中西部省份学生的招生名额，比一线城市稀缺太多。最后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学生，在陆晓娅看来实在太少。
王新月试着去打工。初中毕业的文凭，仅让她能找到一份在超市发传单的工作。再三考虑之后，她最后决定就读可以参加成人高考的成人高中。她想通过成人高考读专科，最终再专升本。
在成人高中最后的暑假，久牵为孩子们拿到了几个免费托福培训名额。抱着“体验一下”的想法，新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并不理想。久牵创始人张轶超鼓励她去申请世界联合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她觉得只是“做梦”：英语不够好，托福成绩不够高，成人高中的三年，也并未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
没想到世界联合学院的面试官对她印象深刻，“我们一致觉得只要给她机会，她就能够发光发亮”。
2011年，王新月以成人高中学生的身份，拿到了世界联合学院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同年夏天，新月去了加拿大。
王新月的故事点燃了农民工子女们心中的希望。有关报道被仔细剪下，贴在久牵活动室的墙壁上。
“她现在的视野和我们完全不同了。她想要去联合国工作，促进世界公平。”谈及姐姐，18岁的王泽方满眼钦佩。王雪蒙和王泽方，也要沿着王新月的人生轨迹走下去。
梦想易碎
2011年下半年，久牵一共有九个孩子向世界联合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今年2月，面试通知下发，有六个孩子入围。王泽方是其中之一。
但是，今年世界联合学院的招生规模和奖学金的发放规模都有所紧缩。王泽方收到了拒信。久牵有一个读高二的学生最终被全奖录取。但录取率只有10%，明显冲淡了孩子们的激动和喜悦。
王泽方没有泄气。“我这才高一，明年还要再申请。”
出不了国怎么办？王泽方不排斥职高毕业后直接工作，不过也很想再读个专科，“专升本”，然后从事和计算机编程相关的工作。“无论如何，不会再走和我们父母一样的路。”
王雪蒙则还未细想，她初步打算专心学好英语，并在久牵志愿者的帮助下，自学生物课程。她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她有上海本地户籍，如果她可以进入公立高中，那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确实很不公平。但政策就是这样了。”她说，“人生是有多种可能性，就算出国的路走不通，还有其他的路在。”
孩子们的这些想法，也是张轶超多年来想要带给他们的理念——不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愤世嫉俗，而是寻求多元的上升渠道和空间。他一直想为孩子们创造出一个“久牵模式”，从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学习，职业教育阶段的职业规划、升学辅导、出国培训，尽可能地开拓平台，在现有户籍为标准的资源分配体系之外，给农民工的孩子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但张轶超也不确定，能够真正沿着“久牵模式”走下去的孩子会有多少。这个自身运营经费也常常捉襟见肘的草根组织，两个教学点一共吸纳了120个孩子，已经达到饱和。而对比将近50万的在沪就读的打工子弟，民间的力量显得极其微弱。
在复旦大学熊易寒博士看来，农民工子女的“初中后”问题，已是上海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民进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部长干建达透露，上海市教委方面已有开放高考的动议，但会设置较高的门槛。
熊易寒认为，职业教育整体的社会评价低、出路窄，且最热门的专业并未向打工子弟开放，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并不足以支持其向上的阶层流动。开放高中教育乃至开放高考，成为学界和新移民群体的最大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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