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6 July 2012

朗天:香港有「我」,苦口婆心——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析論

明報 1-4-2012

用急轉直下形容香港本土論述的發展,也許並不為過。2003SARS肆虐、「七一」五十萬人上街,一度因九七回歸後共融乃大之勢所趨而沉寂的本土意識、香港精神討論,開始重入社會關注面。呂大樂寫了一篇文章論證2004年才是真正的1997,但牛棚書展2004以香港本土意識為主題,首次以Hongkongness/香港性作為焦點概念以期引發討論時,我記得還招來籌委會內部好些人的質疑。

今天,隨着2006年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以及保衛喜帖街燃起的保育運動,20092010年「八十後」的出現,「本土性」和「香港主體性」幾乎已無可避免地在主要論戰平台佔據一定位置。論戰尤其圍繞着主體建立的弔詭——排外意識、社群主義、國族歧視,以至年來愈演愈熾的中港文化衝突和中港仇恨,已在本土論述擴張的同時,令本來一力催發的新左翼知識分子及運動人士感受到何謂雙刃利劍之苦。

本土/排外雙刃劍

香港主體性的確立嘗試,當下所面對的處境,可說是兩面作戰,兩不討好。一面是由北而南,由上而下,承接內地汲汲於為香港定位定性的「香港論述」(其實由九七前後一直傳承至今)變奏、引申、餘緒(最新的例子當然是北大「學者」孔慶東關於「香港人是狗」的激進言論);另一面則是高舉香港獨特性,主張重新強化既有核心價值以至帶上「港獨」色彩的自決自治論(當然例子是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如何在兩大極端下保持理性、梳理相關脈絡,確立較客觀的主體論述?已是不少有心人時刻在心的思考議題。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可以看作是這一處境下應運而生的議論結晶。

陳冠中這部新作由三篇文章構成。主文〈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特區書寫——香港的例子〉,是2010年中文大學一個研討會的發表論文修訂版;與書名同題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則是他對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為香港定性定位的論文系列〈香江邊上的思考〉(後來結集成《中國香港》一書)所作之回應;〈九十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前身是四次演講(由四十至九十分鐘不等)的發言稿,經整合而成。編排的次序是倒過來的辯證法——合、反、正。我建議的閱讀次序因而也是倒過來,先讀附錄,然後駁斥天朝主義論,最後綜合各派(事實上,第二篇論及的天朝主義觀點只是第一篇梳理的各論述之一,並有專節處理),自決一門。

「被發現」的「香港人」

要建立香港的主體性,其中一個進路是交代實然的構成。即回答「香港文化是如何演變出來的」這個問題。〈九十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所作的無疑便是這正面的「細說從頭」。

文章從1841年(所謂「開埠」)前後開始敘述,交代殖民文化的始末,旁及日治和1949年後的變化,裏面有這樣一段﹕「香港的居民終於對香港有歸屬感,但一半是被逼出來的。……他們哪裏都去不了。……沒選擇下,他們叫自己香港人。後來愈叫愈順,引以為榮。……香港人,是被發現出來的、被想像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明言香港人的身分,「是事實,不是問題」。

所謂香港文化,陳冠中整理為八大類合體,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廣東地方傳統文化、廣東以外各省地方傳統文化、民國新文化、中共的黨國文化、英國殖民地文化、世界各地文化,以及雜種的本土文化。認為不必強調那一端主導,那一項方為正統。

當然,要建立香港的主體性,除了上述的正面建立,還要駁斥「邪說」。當前最大壓力的,無疑便是中央主流的天朝主義論,也即以中共黨國文化主導詮釋,以至重寫的香港論述。以強世功為對象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文,全力施作,正為此事。

該不該親中?廢話

陳冠中把強世功文章犯下的錯誤歸結為三大謬誤:化約主義、預設立場,以及遮蔽與誇大歷史材料。裏面有這麼一句﹕「(這種)反普世、反西方的中國天朝主義、中國例外主義……其實就是一種販賣給黨國和中文知識分子的精裝國族民粹主義」,一語中的。

正、反而合,真正的成果是以香港為例,闡示如何在全球化和主權兩大論述間隙下,建立香港主體性論述的全書主文。陳冠中從沒有否認主權移交後的中港共融大勢,對此,他有一名言﹕「香港能不親中嗎?」在歷史現實底下,爭論香港該不該親中,宛如廢話,問題只是﹕該還親中以實然而非必然。而此實然下該有細節,即主權論述不能一方面呼應全球化,另一方面不能全無制約,獨大而至壓碎或抹殺香港的獨特性。

香港特性﹕永遠居中形態

關於香港特色、香港精神的理解、規定,其實一直隨着歷史和現實發展而變,英國的華人殖民地、重英而不輕中、東西文化交匯、締造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過去很多理所當然的論調,今天不彈久矣。但無論怎變,陳冠中認為,仍有一些框架制約論者立說,政治上是基本法,經濟上是經濟(至上)主義,文化便是香港核心價值與社會文化那一套。陳冠中整理出來的四種相關論述(全球化、主權國家、特區例外及香港主體性或本位出發的本土論述),以其建議,實不應再「互揭其短」,而是互相補足。尤其主張「香港今後的變化,香港人的主體性也必定扮演不再缺席的角色」。

說到底,香港主體性論述的這種複合和夾心處境,何嘗不正正彰顯了香港的特性——永遠的居中形態、過渡延擱、中途主義?兩邊都不是,或許真有能因而執兩而得中,我與苦口婆心的陳冠中一樣,參與着、觀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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