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安的《色.戒》,真用影象把張愛玲最顛覆的部份完全挖了出來。在電影的末段,王佳芝的身份曝光,一群大學畫劇團的愛國青年全部被抓,在一個黑壓壓而又虛無不已的廢礦場上,被朦著眼,一個一個等著被槍斃。一切緣於他們在香港大學演戲時高喊的那句「中國不能亡」。
王力宏演的愛國青年鄺裕民,在李安的鏡頭下,又是一個無情狀,為了他的愛國理想,他鐵了心,推著王佳芝走這條女刺客的不歸路,此所謂累人累物。李安的鏡頭又是毫不遮掩,拍出了一個既懦弱又無知,只會把女人推去送死的典型愛國青年。最諷刺的是,王佳芝想當一次主角,而少不更事的同窗後來卻不再了解她所演的戲。反倒是一個殘酷不已的特務頭子,比任何人更了解她內心的恍惚、更知道她天下之大,而無處容身的寂寞。
易先生最令王佳芝無法逃避的,是他終究會表現人性的柔軟。他會關心她這個人,不是因為她是誰。反之,愛國青年簇擁著王佳芝,先是因為她的演出受歡迎,後是因為她會為他們去刺殺漢奸。她只是一個工具。在「同胞」面前,她竟然覺得自己越來越失去自己。反倒在「漢奸」易先生面前,她竟然找到「自己」。
如此的故事,不惹來「歌頌漢奸」的指責才怪。台灣作家張系國也就因此對張愛玲死纏爛打。那個時代都有「抽水」,而這種水,最好抽。因為他們站在愛國、統一的高地上,有道德的制高點。被他瞄準了,你是「躺著也中槍」。然而張愛玲最顛覆的地方,就在她堅持寫的那些男歡女愛、碎碎小事。在廉價的愛國口號叫得震天欲聾的時代,她對個人的、小眉小眼事情的專注,竟隱隱有點宗教式的抗議味道。在一個冷漠的時代,熱情是一種顛覆;在火紅的革命年代,張愛玲式的疏離又成了另一種顛覆。
張愛玲的字冷,但角度卻是孩童一樣。無論外界在講甚麼宏大的理想,她也只會在意自己身邊的人和事。明明是自然而然的想法,在「國家」這個觀念興起之後,卻成一筆珍貴的思想遺產了。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民族國家」面前,壓碎了無數的「個人」。在每個人都高舉國家的時候,高舉個人,就必然是小眾,會莫名其妙受到道德上的批判。他們會跟你談邏輯、談對錯、甚至把煙火扯到你這個人身上。但說到底,他們吵吵鬧鬧好、冷言冷語好,說到底就是看不慣你膽敢不愛國。
只有國族的異同,沒有文明的優劣
於是我們又看回自己。即使我們華洋雜處了一個世紀,但我們都沒有培養出一個清徹的人文視野。我們看待問題,永遠拖著民族主義的腳鍊。即使英國在香港真有留下一些文明法制,我們也習慣對之隱善揚惡。在我們的字典中,只有國族的異同,沒有文明的優劣。我們只談那些很假很大很空的「領土完整」、「民族統一」,但從來不談我們每個人最切身的自由和權益。那麼偉大光榮正確的「回歸」之後,你的生活是好了還是差了?在國族的觀念之下,我們連普普通通「是其是非其非」都生怕犯了禁。
建設民主中國……?
我們永遠習慣把自己的幸福和命運全押在國家的手上。我們覺得要先「建設民主中國」,然後再由中國施捨我們自由和自主。這就是父父子子的倫理。我們覺得自己永遠都不應該為自己作主,所以中國歷來不缺暴君。即使我們明明有機會分裂,去削弱這個暴君,我們也會大腦發麻,情不自禁,主動向國家交出肉體和心靈,由它主宰我們的生死。我們的市僧、我們的錙銖必計,只用在菜市場上。至於怎樣應對「國家」這個浮士德,我們從來都是自願獻身,很偉大、很顧大局,「阿爺」笑呵呵。
在那個黝黑一片的廢礦場,他們必須想像自己是從容就義,死得英勇,否則事情就顯得很荒謬,顯得他們死得毫無價值。中共再殖民、再掠奪?不要再說了,真相殘酷得人人知道,但連我們自己都不願接受。那麼,我們是回歸還是主權移交?那敢情是「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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