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麗島世代」到「律師世代」、「野百合世代」，再到今天的民進黨新生代——他們被叫做「幕僚世代」，謝長廷稱他們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世代」。「但他們不是沒有機會創造故事，兩岸關係將是他們的舞台。」
圖、文/林怡廷
幕僚世代小檔案
周永鴻：
生於1973年，畢業於台大政治系政治所，大學時就曾參與陳水扁總統大選。研究所畢業後在台灣智庫作選舉研究，05年幫林佳龍選台中市長，後來任職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部副主任及青年部主任。05年和陳德愉，馮賢賢等外省二三代成立外省台灣人協會，關注族群對立問題，現為立委高志鵬辦公室主任。
許嘉恬:
生於1974年，曾是民進黨最年輕的婦女部主任。扁執政期間，先後擔任游錫堃、張俊雄的行政院長室機要秘書。長期關心社福婦幼等公共政策，參與婦運的相關社團，目前是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執行長。
王閔生:
生於1975年，2001年剛退伍，被朋友介紹進蘇貞昌競選台北縣長連任的團隊活動部，而後進入縣長辦公室擔任機要祕書，正式踏入政治圈。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青年部、民主學院皆有歷練，現任民進黨主席室主任兼發言人。
丁允恭:
生於1976年，高中時即在校園發行地下刊物，生平第一篇小說便是關於群眾運動。06年拿下時報文學小說首獎，不斷擺盪於政治與文學中間，學生時代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也參與輔選工作，在07年進入勞委會工作。08年進入高雄市府，成為陳菊的文膽，2012年曾任民進黨代理主席特別助理，同時也擔任勞陣等社會團體理事。目前任職高雄市長辦公室。
人們叫他們「幕僚世代」。
這樣比較方便區分他們，與前輩政治先鋒與受難者形象的「美麗島世代」如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濃厚法律人性格的「律師世代」如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從社會議程進入政治殿堂的「野百合」學運領袖如羅文嘉李文忠。
生於一九七零年代，幕僚世代多半在稍懂世事的高中時期，目睹野百合運動的風起雲湧，承接這種氣氛的遺緒，是他們日後重要的政治養成基礎。等他們進入職場，又恭逢政黨輪替，與那些因野放而茁壯的民主前輩相比，幕僚世代一入行就有執政資源，和其他領域的同輩一樣，他們的政治歷練不是大開大闔的闖天下得來，而是在被前輩建構的體制下遊歷。
如果說野百合學運和政黨輪替，都代表著台灣民主運動的重大勝利，那麼生長與養成都在向上氣氛的幕僚世代，也注定了他們的優勢與局限。
「我們沒有做夢的權利，無法在一無所有中崛起。」
高雄市長陳菊的特助丁允恭說，除非更積極表現自我，否則在完成政治轉型，遊戲規則已然形成的社會結構下，無論是意識形態或論述都已經完成，大鳴大放的創造空間已經微乎其微。
但他也認為幕僚世代銜接了台灣民主運動兩個重要的時期：抗爭的社會運動期，與政黨政治逐漸完備期。他們的訓練從抗爭到治理，從批判到行銷，還是有自己精彩和擅長的一面。
政治作為一種專業
在民主體制已然確定，經常選舉的台灣社會，政治工作充滿了執行的細節。政治不必然作為一種志業，但肯定是份細緻分工的專業。和前面幾個世代比起來，幕僚世代是不折不扣的專業政治工作者。
「政治分工很細，政治成為一個專業的工作，不是一般的熱情就夠。」立委高志鵬辦公室主任周永鴻說。
現在的政治文宣人員和廣告業沒有太大差別，技術性的要求增加，但相較對議題思考的時間也減少了。」丁允恭觀察。今天不容易看到文宣、新聞、活動、組織、法案政策、論述一手包辦的政治全才，幕僚世代在自己的專業鑽得很透，以尋求團隊合作來截長補短。
如同野草莓運動、茉莉花革命、佔領華爾街，這是一個不屬於個人英雄的時代，幕僚世代的氣質對應了當代，時代也造就他們的政治性格。
「我們很務實」，新任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自我剖析，「我們相信的價值和理念和前輩相去不遠，但我們更靈活，對大眾的需求更敏感，對新媒體工具的掌握更純熟。」
於是我們看到2010年11月26日，蘇貞昌站在舞台上，穿著捲起袖子的粉紅色襯衫，對著下面比手勢：「台北超越台北」，台下幾萬人大聲唱和，這不是巨星的音樂會，而是台北市長選舉的選前之夜。政治必須掩飾嚴肅的本質，用行銷使人愉悅，否則人們走避不及。
當社會與政治明確了疆界
由於政黨輪替的期待幻滅，幕僚世代和其他世代比起，更早面對社會對政治的冷漠及不信任。
執政後，民進黨作為一個全民政黨，往往在面對議題時，必須捨棄激進的進步性，而逐漸失去引領議題的能力。又或者說，幕僚世代選擇將街頭讓位給社運團體，專心處理政治體制內改革的議會路線。
「他們會覺得你是政治人物，是民進黨的人，不覺得你是婦運工作者，然後無形中築起一道看不見的牆。你必須要一直叩門，用政治的力量去幫助他們。」
積極參與婦女團體的許嘉恬，深刻體會到社運界面對政治的情緒。「向日葵的反核遊行時，主辦單位要求我只能以個人身份參加，不能以政治工作者的身份聲援。」幕僚世代不再像過去的學運世代，被賦予引領社會議題的角色，甚至社運會強行與政治切割。
「這個社會其實很矛盾，大家瞧不起政治，但街頭抗爭最終還是要回歸議會路線才有辦法解決問題，遇到問題還是會找上政治人物。」王閔生彷彿看盡人情冷暖。
而大學時期即投入工運的丁允恭也深有同感，以前常常被質疑為政黨學生，現在則是礙於身份必須隱形參與，「政治部門和社會的邊界慢慢明確，民進黨的
角色從準社運轉變成治理及循體制選舉。沒有好或壞，這是必然的結果，而你必須接受。」
中國挑戰與舞台
必須接受的不只如此，年初總統大選敗北後，中國彷彿是民進黨揮之不去的幽靈， 每個人都知道要面對它，思索它，討論它，但要如何實踐它？
「要讓中國更重視我們，我們必須要先執政，但我們又必須解決中國問題，才有機會執政。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許嘉恬點出民進黨沒有頭緒的處境。她一方面樂觀，是因為現實迫使民進黨必須更明確，更大膽地面對中國，但另一方面悲觀是，發球權不在自己身上。
「但就像中國朋友爭取民主自由，主控權也從來不在他們身上，我們還是得自己爭取出一個平台。」周永鴻認為，不能期待中共的善意，必須要積極設定交流的議程，譬如氣候變遷、水資源、貧窮問題等，「國民黨和共產黨已將經濟處理到一個階段，民進黨不能一接觸就是政治議程。」
王閔生說，民進黨要去交流，理解廣大的庶民中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到底在想什麼。而丁允恭認為，守住台灣主體性，並在國際政治架構中找到伸張這個主體性的路徑、堅守亞洲民主輸出國的戰略位置，向周邊國家起示範意義特別重要。
被問及對幕僚世代的看法，謝長廷定義他們為「沒有故事的世代」。
「故事」，是美麗島世代，律師世代，學運世代都擁有的印記，這些政治工作者在人們的津津樂道中被記起。而一路順遂的幕僚世代，卻缺乏動人故事，又該如何被記起？
「但他們不是沒有機會創造故事，兩岸關係將是他們的舞台。」謝長廷說。
如果中國問題是個舞台，那麼要有足夠的好奇心，和更深思熟慮的談判力，才有機會站上這個舞台。
對民進黨的幕僚世代來說，如何以不危及台灣主體性為前提，透過每一件對中事務的積累，讓大家感受到民進黨有誠意，也比國民黨有能力面對中國，這正考驗著新世代的智慧。
以下是陽光時務對幾位民進黨「幕僚世代」的訪談摘要：
陽光時務：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和國民黨的主要區別為何？
周永鴻：民進黨的核心價值透過每次選舉不斷定義。籠統來講，就是中間偏左，比較貼近中下階層的人民需求，貼近社會公平正義的主張。它強調更多的民主、福利、公平。而國民黨的核心價值是秩序穩定，所以在這個需求中會犧牲掉公平正義和福利，和許多讓人民參與的空間。
丁允恭：先釐清民進黨的價值觀很重要。我們有相當的主權定位、國際政治的論述，但相對社會經濟的論述是貧乏的。公平正義是很好的主軸，但我們要做到說服人民，具體內涵是什麼？包含政策上的穩定性，我們有沒有很穩定地捍衛這些價值？譬如黨綱裏，有強調對工農的照顧，但我們又鼓吹經濟的私有化，我們有沒有完整地貫穿？是不是要調整？大家很愛問如何贏2016，但我們要先告訴人民，為什麼要讓民進黨贏，如果沒說清楚，如何說服？
陽光時務： 民進黨未來最大的挑戰是什麽？
周永鴻： 一是中國問題。民進黨到底能否應付中國，這已經不是單純交往，而是要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國際空間壓縮是必然的，經濟往中國傾斜是必然，但又有台灣主體性的議題，所以民進黨在處理中國問題有很大的困境。另外國民黨在經濟面已經處理到一個程度，如何超越也是一個挑戰。二是發展問題，民進黨始終沒有很清楚的經濟發展路線，這和國民黨不同，但顯然這是未來重要的議題，卻又不可避免和中國綁在一起，這是最大困境。
丁允恭：中國問題肯定是主要挑戰，無可迴避，除非我們往東移動一萬公里，否則無法擺脫這個架構。我們當然要強調台灣主體性，但我們也要在國際政治的結構中，找到伸張這個主體性的路徑。我們也會希望中國作為大國，可以展現她的雍容，寬度和廣度。她也不能只聽一種聲音。民進黨在這上面的重要角色是對於整個亞洲民主環境的示範。看似台灣民主化有很多問題，但在過去的努力過程中，我們還是取得相當的成就。
王閔生：如何結合更多的社會力量是我們要關注的。過去民進黨的形象是街頭抗爭、社會福利議題，但中間經歷阿扁國務機要費的風波，民眾對我們的信心下降。必須要破除這個印象，重新塑造民進黨的形象。在社會經濟層面，必須有更前瞻性的方向。經濟議題上，無論是本土經濟，還是與中國在內的世界接軌，都要考慮在內，這都考驗了黨的領導者。王丹說，台灣現在和中國交往只注意到政治的中國，甚至是高層的政治中國。不能只有這樣，也不能只和經濟中國交往。我們必須要融入中國的庶民社會，和更廣大的被統治者交流，去體會去理解他們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在想什麽，譬如烏坎。
許嘉恬：大家這幾十年都在走自己的路，但策略面上不一樣，民進黨在蔡英文當了黨主席、選完新北市選完總統后，路線調整了。可以看到我們已經知道要務實對話。中國問題，是最大挑戰，如果沒有辦法解決，後面帶來的統獨問題、經濟問題，都會隨之而來。現在已經是中國有決定權，中國可以決定要不要和民進黨交往。一方面我樂觀，一方面我悲觀，現實的結果讓我們發現我們必須更積極、更明確、更大膽地面對中國。但悲觀是，主控權不在民進黨了，中國清楚看到，可以用經濟政治來控制台灣。
陽光時務：今天的台灣有統獨爭議嗎？
王閔生：我覺得台灣的國家意識沒有確立，雖然認同台灣人的民調有八成，但是國家意識還沒有根深蒂固，出去會說自己是台灣人，但是不會說台灣是個國家。大家會害怕主張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恐懼面臨軍事威脅，或失去中國的經濟依靠。這幾次的政治選舉，看得出很多人被恐嚇。但如果國家意識更確立，可以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不只是主權獨立，有這個信仰，統獨問題才會消失。
陽光時務：要如何才能贏得選舉？
周永鴻：民進黨要做一個有責任的政黨，一定要能夠處理兩岸問題，不能只是考慮加分失分。如何處理？我覺得民進黨要思考一套途徑：要務實，因為政治人物不是NGO，可以很容易和維權人士交流。另外，我們也應該試圖架構出一個平台，以政黨的方式，在國際上和中國互動。要設定出議題，交往才有意義。要創造兩岸的議程，不能只是對國台辦。國民黨的平台介入很好。但民進黨縱使有中國的民間朋友、文化界朋友，現在看起來，還是一去中國就得談政治。我們要想清楚，未來和中國交往，社會上有甚麼網絡必須連結，如果沒有做好這個基礎工程，就想和北京對話，他們當然只派台辦。民進黨現在最迫切的，不是去中國，而是怎麼去？要談什麼？一百個有九十個會跟你說，要找台辦啊之類，那是民進黨不夠了解。
陽光時務：中國民族主義重，但民進黨又有強烈的台獨色彩，彼此要如何溝通？
周永鴻：理論上民進黨比國民黨更追求民主，而這兩點上，如果民進黨和中國民運人士是一致的，那麼為何因為台獨而不能接受民進黨？我覺得民進黨自己要想辦法克服，但中國自己也要克服，我不覺得所有問題都可以丟在台灣身上。如何消解對民進黨的敵意，是社會網絡的問題。共產黨和國民黨碰面，他們有這麼多學者、基金會、文化界人士。他們不是先決定要交往才有網絡，而是相反，事先把網絡平台建構好。過去民進黨對共產黨沒有好感，北京也不喜歡民進黨，所以沒有建立這個平台。
陽光時務：新世代和前世代有什麼不同？價值和養成過程是否比較沒有統獨的包袱？
周永鴻：學運世代以來其實都沒有太大的統獨包袱，但是在國家主權的認知上，肯定比前一代清楚，不是台灣意識的獨派，而是受過完整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民主制度、對國家的認識比較清楚。如果要區分於野百合學運的世代的話，可以這麼說：學運世代有較強的自主性格，他們有更高的勇氣跳出來領導和承擔，野百合是處於社會蓬勃發展的時候，所以處理的都是社會議程；相比之下，幕僚世代的自主性不強，依賴性格更重，願意積極參選公職的，大部分是派系和第二代，他們的成長過程正逢陳水扁選台北市市長，上升的旋風已經造成，2000年民進黨執政，有執政資源後更容易依賴。另外，我們參政是直接進入選舉的政治議程，顯得更熟悉政治溝通技巧和管道，但學運世代更關心社會議題，這點我們還有努力空間。
王閔生：我想我們的價值觀沒有差別，但後期民進黨辦活動，比較會去迎合現在民眾的需求，在決策上比較靈活。我們是網絡世代，大學玩BBS，接觸電腦，大量資訊可以上網搜尋，訊息很多的狀況下，思考上會更活潑。
丁允恭：隨著民進黨或是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五年級的世代面對的是巨變的台灣，當時在意識形態有豐富的討論空間，他們習慣批判與辯證，環境也允許這個空間。但民主化工程完成，相對政治版圖也慢慢盤整，社會結構也慢慢穩固化、定型化。現在新世代沒有太強烈的批判風氣，也是因為沒有這個時勢。野百合學運世代，沒有完整的政治體制，他們像是野生的，而我們是銜接，我們有的人有參與社運和抗爭經驗。但我們面對著政黨政治慢慢完成，明確職務分工，甚至民進黨開始從地方到中央取得政權。從抗爭到治理，思維一定不同。隨著政治勢力的盤整，年輕人的機會相對有限。不只是政治圈，而是整個台灣現狀。對新生代來說，我們面對的是，我們沒有做夢的權力。你要一無所有中崛起，經濟上要白手起家，政治上要自己闖出一片天，體制已經形成，對你來說相對困難。
許嘉恬：我同意價值上相去不遠，理念上也不遠。但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這輩很務實。在選舉和政治當中可以看出來。比如我們會觀察選民和社會需要。這次小英選舉，我們會在回應台灣社會力量的需求，人民的呼喚上調整步伐。我們在工具的使用上更廣泛，會聽取各方各界的聲音，促使我們貫注在需要的工作上，政治工作上，甚至更主動和社會連結。
國民黨看似年輕人崛起，但在本質上，民進黨還是比國民黨更願意給年輕人機會，有些人都跟著民進黨很重要的領袖及人物，甚至我們有五六年級生，已經準備接位。殷瑋是樣版，蘇俊賓是樣版，但民進黨不只是樣版，包含幕僚和接班梯隊，都整裝待發。但民進黨對年輕人，或者是我們都遇到很大的挑戰和焦慮。譬如當幕僚就是幕僚，如果不積極尋求機會，如果沒有老闆和派系扶持你，都會有困境。你只會是幕僚，特助和助理。
如果不靠派系，民進黨的年輕人如何出來？這是我們遇到的隱憂，也是民進黨沒有完整的培訓計畫，這是一貫的問題，我們會停在這裡，如何往上？一直以來民進黨的培訓計畫不夠完備，但過去土壤肥沃，有運動街頭，有類似革命的東西，那個年代變化快速，可以積極表現，學運是例子。街頭運動的比例都在下降的同時，土壤已經改變沒有肥沃了，更突顯民進黨長久以來沒有完備的培訓計畫的缺失，對年輕人而言，要如何把握和製造機會，更困難。主動權要更高，但不見得有過去的土壤。
周永鴻：我還是覺得我們的世代不夠努力，過去土壤肥沃，因為他們比較認真，但現在我們有執政資源，我覺得這個世代不如野百合——整體平均而言，六年級之後的視野，對社會的參與視野和理解，都不如學運世代。
周永鴻
丁允恭
王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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