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港生
最近香港的偽普選方案被否決，帶出了一件值得留意的風波。
在否決的最後一刻，出現了突變，親北京議員突然在投票前大量離場，雖然看起來想要達到「法定人數不足導致表決失敗」的結果。但實際上因為號稱支持偽普選方案的議員，行動不一致，導致了不僅偽普選方案被否決，還是28：8票的大比數否決。
不久之後，親北京陣營的議員在手機的 Whatsapp的通訊軟體，討論群中的通訊內容，外洩到香港傳媒處，爆出了巨大的醜聞。詳情可以搜尋關鍵字看相關的港媒報導，其中包括號稱公正中立的立法會主席，在通訊軟體上指責非親北京議員為「賊」，指揮親北京議員部署。
而這只是醜聞的第一步，接下來港媒再連港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代表的 Whatsapp群通訊都被爆料，內容是他們指責親北京議員是垃圾議會。
先不論以上的洩密真偽，這完全是一場間諜風雲。
我們可以如此判斷：如果這些洩密是真的，那麼就是有不明人士在議員中混入了內應，以洩密去操縱形勢，假設是偽造的，但是親北京議員無一出來聲言這些是假紀錄，那意味著更複雜的操作。
不論哪一種，都是企圖透過操控情報去大幅影響香港政情。而香港人也從這次事件中留意到：間諜和情報洩漏的威力，比起遊行示威，以致各種軍事手段更具政治破壞力。
自從九七之後，這些情報操作為主的間諜手段，在香港日漸變得盛行。
例如在偽普選爭議中，出現大量說普通話（香港的主流語言就是廣東話, 九七後去到今天亦沒有改變），身穿號碼，戴著制式衣服的人員出現支持政府。並在偽普選表決結束後迅速集體離開，雨傘革命中有大量黑社會襲擊抗爭群眾，或混入其中滋事。
最近亦有香港市民留意到，午夜有人放抹黑非親北京議員的橫額，並自行拍照存證。香港也經常爆出或流傳議員或其親屬、名流、似乎被抓到把柄威脅，而導致了政治和言論立場突然大變。
這些都是情報戰的手段，我們先不揣測到底是誰策動的。但是這些原本是國家對國家等級的情報戰，已被某些人等或組織，在（很可能來自公權力的）海量資
源的支援下，應用在香港城市的市民上。一生沒想過自己會涉身情報作戰的香港市民來說，他們初期自然是難以招架，被擾亂及迷惑，但是漸漸的已意識到，香港正
陷於一場不流血的情報戰爭當中。
當然這在很多動盪以及走向艱難民主化的國家中，是不陌生的，不信任民主制度但被迫參與民主制度的既得權力者，因為他們鄙視這種制度，往往樂於使用各
種手段去破壞民主制度的運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當中，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崩潰，就是被大量情報滲透的結果。當年這些情報戰的技術，自然也後繼有人，不會
從此消失。
在專制統治者的想法中，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立場，就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而被征服者只是屈服了的敵人，百姓們就是敵人。因為征服和壓制這些敵人，
自己才能夠擁有統治的權力。為了維持統治，他們既然不介意對百姓們使用暴力，自然也不介意對百姓們使用間諜戰。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使用間諜不殺人已經是
很文明禮讓的表現。
我們很可能會質疑：對自己的百姓使用間諜戰是不道德的。但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對百姓使用間諜戰就能解決統治的問題，是非常值得和合理，甚至是仁慈的選擇。因為我不殺你而只迷惑你，尚且保住一條小命，已是大恩大德。
間諜看似是一種國家安全的議題，但「國家安全法」可以處理這問題嗎？這裡最奇妙的地方是，如果是自己政府，或宗主國的政府，視百姓為威脅，而對百姓
使用間諜戰，那麼就沒有任何法律可以處理。因為在我們眼中，只有外國會對自己國家用間諜戰，從不考慮「政府會對平民使用間諜」的問題。而香港親北京議員的
例子則指出，間諜們滲透立法或行政高層，掌握政治權力也並非罕見。
當然情報戰也不是無敵的，正如西哲有主張過的，社會的複雜並非任何一個人或組織能完全掌握的。故此，資源再豐富的情報作戰，也無法掌握全局，反而往
往會出現大量的漏洞，而出現失控，就像唆使講普通話的人去香港飾演示威群眾，其實是非常粗糙難看的行為。操縱間諜戰的人是聰明的，但不代表他底下的間諜和
中層指揮者也是聰明的。
比起以法律去處理這些問題，全民國防，增加對社會的歸屬感和守護意識，謹慎的面對外來力量，更可能固本培元，增加這些間諜戰的困難和成本。這也是臺灣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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