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因余澎杉案而引起國際高度關注，令西方重新發現這華人國家的「家長式」特性。在李光耀逝世後，不少人才發現原來聯合國只有兩個華人為主的會員國，即中國與新加坡。星洲如何處理與中國的微妙關係，怎樣既要捍衞自身華裔權益而避免遭鄰國演繹為「中國別隊」，怎樣利用中國崛起機遇又保持與西方的良好關係，值得再加閱讀。
獅城獨立初年，曾被馬來西亞指為「中國在東南亞的特洛伊木馬」。當時冷戰氣氛濃厚，李光耀雖然視共黨為明顯對手，但他也從中學習到很多福利社會的技巧，而被說是「親華」其實就是「親共」。為此，李光耀刻意打造一套別於「中國人」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
對內，他早年大規模關閉華語學校，推動英語為星洲官方語言，此政策至今充滿爭議，不少華裔老一輩十分反感，但畢竟成功在精英階層區隔了與中國的關連，塑造新加坡人獨特身份認同。在那特定時空，能抵受眾多華裔鄉里壓力，建立「新加坡式英語」最高地位，不能不算是高瞻遠矚。
外交上，李光耀直到最後一刻，哪怕要大力依靠崛起的中國做生意，也不希望中國在東南亞獨大。他多次提醒美國要「警惕中國在亞洲崛起」，奧巴馬曾透露，美國自二○一○年啟動「重返亞太」戰略，多少源於李光耀的「告戒」。李光耀也曾公開警告東盟各國，要避免過分依賴中國市場或過分向中國傾斜，並對美國留在亞太區制衡中國持公開鼓吹態度。現在東盟各國「戰略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方針，基本上便是從李光耀的藍本演化出來。但李光耀特別之處，在於如此公開與中國貌似要保持距離的同時，又能圓滑地處理星中關係，甚至頗被中國看重。獅城確須拉攏中國，為中國大開東南亞的大門，以制衡大馬、印度等國影響力，過程中卻又懂得利用自身華裔優勢。
南海問題上，星洲一直不大牽涉主權爭議，希望立場能同時為中國及東盟接受。二○一二年，新加坡外長尚穆根稱：「南海問題唯一解決辦法只有妥協，因即使有國際訟裁結果，未必在政治上獲各方接納。」因此，反對把南海爭議訴諸國際法庭，支持透過協商解決。對此，北京還是感到歡迎。相關發展，新加坡的「華裔國家」身份收了事半功倍之效，新加坡朝野就此多直認不諱。李顯龍甚至曾稱「新加坡願意成為中國跟東盟的橋樑」，這儼然通過其華裔身份，以中國的東南亞代理人自居。問題是，究竟這左右逢源、東西溝通的策略，在未來還行得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