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9 February 2015

邓聿文：马云与监管者的难题

马云的阿里巴巴同国家工商总局的对决，虽然事情已得到平息，但由此事引发的反思远没有结束。该事件不但关乎假货问题，还直指背后的政治经济难题。
在中国，企业挑战监管部门一般结果都不会很好，目前出现的握手言和结局对阿里来说已经不错──马云表态配合政府打假，工商总局亦表示对阿里的行政指导白皮 书不具法律效力。但这完全基于阿里和马云的特殊地位，对其他多数企业不具效仿性。因为阿里对政府而言，不仅仅是一家电商，更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身制度优越 性的一个样板。所以，对这种性质的企业，监管部门一般不会主动去“挑刺”，不知道这背后的水是深是浅。而这回工商总局对阿里的严厉指责，很大程度上源于阿 里的“过激”反应。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被政府批评了，即使觉得受了委屈，一般最多也就是喊几句冤而已，极少会像阿里一样公开挑战监管部门权威。
我的一个判断是，阿里开初摆出一副店小二“豁出去”的架势，与工商总局对决，是其公关部门对自身实力过于自信，以互联网思维来对待这场“争斗”。从现有的 信息来看，可能没有得到马云授权，但在反击发去后，马云或许也是乐观其成。不过，在舆论和资本市场对阿里不利时，马云以他的政治经验嗅出了其中危险，于是 才要赶紧刹车，结束这场对决。而总局也不想事态扩大，因为如果阿里在纽交所的股票继续大跌，甚至因此而吃上投资者官司，导致阿里伤筋动骨，无疑也是政府不 希望看到的政治不正确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正如业界资深人士指出的，阿里和工商总局的这场挑战，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一个是政府部门传统思维遭遇的一次剧 烈碰撞；一个是一贯率性而为的创业公司文化最悲壮的一次擦枪走火，值得中国社会反思。对此可从四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看，阿里是否有足努力去打击其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假货，还是仅仅在试图应付顾客和品牌商的投诉？从阿里过去几年投入巨资和人员打假来 看，没有必要怀疑其打假诚意，但问题在于，阿里的商业模式和盈利结构让企业打假心有不力。阿里是一家平台公司，其80%以上的收入来自向卖家收取的促销广 告、交易佣金和网店租金，在这样一个收入结构下，阿里员工的最大激励就是做大交易量，卖家越多，广告需求越旺盛，佣金和租金收得也越多，再加上一些顾客知 假买假，这客观上会鼓励假货。此种商业模式势必使得阿里打假如同割自己的肉。故而，不论工商总局的抽检样本是否有问题，37%的正品率对阿里来说，显然超 出了可容忍的安全范畴。即使正品率达到70%，消费者也不会满意。虽然假货不是阿里自己制造的，但对于一家“伟大”企业而言，阿里必须为顾客尽到与公司价 值配备的责任，否则，对不起消费者的信任。
其次，从政府监管职责看，打假不光是企业的事，更是政府的事。因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国民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包括让人们吃上和用上合格、 健康的食品和产品。一个社会如果问题产品和假货成堆，让人防不胜防，很难说政府尽到了责。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当下正是这样。故就淘宝卖假货一事而言，阿里 固然脱不了关系，可作为履行国家监管职能的工商总局，又如何撇得清责任？进一步说，政府有手段有资源有工具去打假，重振中国产品信心，但这么多年下来，问 题产品似乎越来越多，人们对中国产品尤其是那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高度不信任，这里面是不是有政府的放任和监管腐败在内？所以，政府光指责企业打假 不力还不行，必须反躬自问，是否尽到了保护市场秩序之责，否则，就是在逃避责任。
第三，从政商环境看，这场挑战也说明中国亟待建立一种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伙伴，而非管理和被管理，更非上下级。但中国的政商关 系，恰恰是后两者。政府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企业被政府支配，接受政府庇护，形成政商合谋关系，包括私人企业在内，是政府的产物。此种政商关系只有利于那 些政商勾结企业，但代价是，企业必须听政府的话。这无疑会破坏一个社会公平的商业环境和信任资源。
从阿里来说，马云在缔造阿里的过程中，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形成了一个基于自己的经验，即“只与政府谈恋爱，不结婚”，表面上看，似乎与政府拉开了距离， 必要时还可同政府撒撒娇，或者发点小脾气──恋爱中的女人不都是这样吗？但它也是以不挑战政府为原则。政府虽然可以为阿里的上市而延迟发布白皮书──这在 很多国家是不可想像的──但阿里千万不要像官媒批评的那样，以为可以用规模和优势来“挟持”政府。在政府心目中，阿里这样的特殊企业，必须特殊关照，可并 不表明它就重要到可以免受监管部门的监督。在这一点上，马云手下的公关团队没有真正领悟其政商关系思想，公开冒犯工商总局，终于使得后者很生气，将白皮书 公之于众，训诫阿里不要滥用其财富和威望，目的只有一个，就要提醒阿里注意，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然而，从社会角度看，阿里固然不是大到不可惩罚，监管者也不具有不可被批评的权威。所以，不论阿里出于什么原因反击工商总局，既然已经公开“叫板”后者， 就应该支持阿里这样做。这是建立起一种正常的政商关系的需要。法治时代的政商关系是，政府和企业都应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行事。换言之，依 法监管是政府的责任，依法质疑也是企业的权利，同时，应对质疑还是政府的义务。企业不应成为政府的“小媳妇”，政府也无权对企业“发号施令”。从这个角度 说，阿里不管多么“莽撞”，它质疑政府监管并非坏事，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第四，从经济转型看，要肃清假货，需要从源头上治理，而这就涉及到中国的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问题。马云在为淘宝假货进行辩护时说的一番话是有道理的，“假 货是人性弱点作祟，在粗放型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人均GDP5000美元上下假货是最盛行时期。中国的制假售假体系，几十年来已经深入到商业社会的方方面 面，线上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写照。”无论线上打假怎么努力，如果不解决线下假货泛滥问题，终究是不可能消灭假货的。
一些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造假产业链，背后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如果打假，会使该地的产业垮掉，进而影响许多人的就业，不打假，既对不起消费者，也有违 公司的价值观。这就使得企业打假陷入两难中。问题还在于，类似这样的造假，也许产品质量并不差，他们的所谓假货，基本是冒充名牌，不是产品本身有问题。那 么，这种情况下的造假，就典型反映了制度和产业的原因。产业长期在粗放式的低水平上徘徊，无法做出高端、高附加值产品，就只好在低层次生产上打转。所以， 在中国市场上，假货的泛滥不仅与电商自身的努力打假有关，也不仅是一个监管问题，还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和收入分配问题，也涉及到消费文化。它需要国家花大 力气对整个经济进行提升，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和制度法律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治理。
可以说，阿里挑战国家工商总局，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这些难题。如果因此能够促使政府、企业及社会深入思考如何去构建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和政商关系以及经济转型问题，那么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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