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八年， 我在中国经常听到“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日本右倾化”的说法。每当日本政治家的言行让中国人感到“不高兴”，日中之间发生让中国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不管涉及历史问题还是领土之争，中国人往往会使用“右翼”、“右倾化”这样的词语来批判日本有关的人、政策及价值观。
“右翼”或“右倾化”在汉语里面有着丰富的含义，也是很容易让人困惑的概念。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习惯上都被称为右翼政党。这里的“左”和“右”主要根据其政策主张划分，并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不过，在日本政治的语境下，“右翼”和“右倾化”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和舆论中，几乎可以和“中国的敌人”或“与中国为敌”划等号。比如，当某些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当某些日本企业支持“美化”侵华战争的教科书，当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追捕中国渔船，当日本政府“国有化”尖阁诸岛时，“右翼”和“右倾化”似乎成为了对这些现象的最佳概括。我本人在中国也有过被称为“日本右翼分子”的经历。
问题是，虽然上述的每一个例子都有复杂的背景，即使许多令中国不愉快的言论只是来自少数日本人抑或至少不是全部，哪怕引发矛盾的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很多中国人仍然把日本政府、日本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并贴上“右翼”和“右倾化”的标签。
客观地说，日本确实存在一种保守、强硬的政治势力，他们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主张修改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推动日本成为具有交战权的“正常国家”。
然而，断言日本倒向“右翼”的中国人并没有看到日本的另一面：日本右翼团体编撰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学校的采用率极低，支持此教科书日本企业也相当有限；日本政府以及大多数普通日本人都认为日本对中国有过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而惨痛的伤害；2010年处理中国渔船与日本两艘巡逻船相撞事件的日本民主党在其上台前，就在《政纲》里明言“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干涉中国内政”；至于“国有化”尖阁诸岛，前首相野田佳彦的做法不仅得罪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在不少日本人眼里也缺乏战略眼光，是成问题的——当时有日本不少企业家批评野田“恶化了对华关系”。
小泉纯一郎前首相被很多人视为“右翼势力”的代言人。然而，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小泉的全部，他在任期间坚持日中友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2001年10月，小泉在参观京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讲过这样一番与“右翼”格格不入的话：“我喜欢历史，老是对历史书或涉及历史的小说抱有兴趣，所以我一直就想到卢沟桥看看。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览。……我感到，通过很好学习过去历史，人类须要反省并将之运用于未来。我们也正是由于本着正视过去的历史、不再发动战争之反省，从而使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实现了繁荣。”
时下有关日本“右倾化”的讨论中，修宪是一个核心问题。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他率领的自民党骨干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现行日本宪法第96条规定，修改宪法需要日本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均有超过三分之二议员赞同，国会通过议案后，还需要国民投票的过半数同意才能生效。
日本宪法第96条为修宪设定了很高的门槛。支持修宪的政客——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曾因涉慰安妇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的大阪府知事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等认为日本修宪难度过大，试图把对参众两院支持率的要求降至过半数。
他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宪法第96条，而是使得《日本国宪法》成为“和平宪法”的第九条——
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修宪派认为，这一条款已经不合时宜，不利于日本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周边态势，以及在国际社会上承担应有的责任。
据我观察，日本政界推进修宪，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势所趋。无论是面对中国的崛起，应付朝鲜半岛危机爆发的可能，还是配合盟国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平宪法”束缚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行动力。那么，日本社会是如何看待修宪呢？
5月3日对日本国民来说是一个节日——宪法纪念日。每年这个时候，媒体舆论展开有关“新时代，我们该如何面对宪法”的大讨论。5月2日日本放送协会(NHK)公布的调查显示，日本人中认为“有必要修改宪法”的有42%，认为“没必要修改宪法”的有16%，“不好说”的39%。与6年前的数字分别是41%、24%、30%。
看看理由，主张“该修宪”的42%当中，75%的人认为“时代发生了变化，靠当前宪法难以应对的问题日益增加”；15%的人认为“为了在国际社会上承担责任所需要”，9%的人认为“因为当前宪法是被美国逼迫的”。主张“不该修宪”的16%当中，53%的人认为“应该保护放弃战争的第九条”，36%的人认为“虽有一些问题但不至于加以修改”，7%的人认为“当前的宪法才是好宪法”。
至于“宪法第九条”，认为“有必要修改“的有33%，认为“没必要”的有30%，认为“不好说”的32%。6年前，它们分别是28%、41%、26%。看看理由，赞成者中的47%认为“应该明确写下日本能够拥有自卫力”，反对者中的66%认为“因为第九条是作为和平宪法最重要的条文。”
从数据及其变动趋势中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当前宪法难以适应新的时代，不过，维护“和平宪法”的观念仍有很深的基础。另外，大量“不好说”的回答不意味着他们没答案，而是反映出日本人至今看待“那场战争”的心态依旧复杂。
从修宪问题可以看出，一个事件背后往往存在着不同的考量和博弈，而政客主张和百姓民意也可能从不同角度出发，尽管最终的结果可能指向相同的方向。但是，不少中国人用“右倾化”解释在日本政府和社会发生的每一件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背后隐含的逻辑则是日本倒向“右翼”即“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日本人将重新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安倍晋三推动修宪是针对中国。每一次我给日本朋友介绍中国舆论关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讨论，不管是修宪派还是护宪派，都感到惊讶与不可思议。
这要从日本普通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上来理解。记得在日本上小学、中学期间，有些师生望着国旗“国歌齐唱”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尴尬，甚至难受。在不少日本国民看来，国旗和国歌是当年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象征，不仅给他国人民造成了伤害，还迫使日本陷入崩溃。由于这段历史，媒体、学者、百姓心里始终存有疑问：国家政府凭什么不会犯错误呢？“国”字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我认为，日本修宪派实现他们自身政治目标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中国、韩国的外交压力，恰是来自日本国内对“国家主义”的厌烦和警惕。
现在，二战结束已近70年，战后的日本拿着“和平宪法”，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走了一条“重经济、轻安保”的吉田茂路线(Yoshida Doctrine)。日本社会迄今依然走在这条路上，却显出疲态。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落的二十年”和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令日本人感到担忧：“我们这样下去，经济方面影响力下降，政治方面无法行使话语权，会不会被孤立，被边缘化，最终变成全球化时代的孤儿呢？”
在此背景下，二度执政的安倍晋三主张“Japan is back”（日本归来），通过修宪谋求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既有真正主权，又有强大自尊的国家。这一思路迎合了遭遇着政局不稳定、经济不景气、社会无力感之多重压力的日本国民的心理。这在一些中国人眼里是日本“右倾化”的表现，但在我眼里，即使修宪派真的越过了修改宪法的道道门槛，日本对于“和平主义”的持续性追求仍根深蒂固。
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心、爱国心和自尊心，观察他国事务时常常发生以偏概全。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理解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我想，关于日本“右翼”或“右倾化”的讨论也算一个例子吧。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国际纵览 http://cn.ny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