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前景在2013年余下的时间似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以至于越来越多一向乐观积极的投行经济学家正在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测。上周四公布的5月制造业初步数据只是一系列疲弱数据当中的又一个，该数据令人震惊地显示了制造业活动的收缩。
政府没有否认这些疲软信号，也没有表现出惊慌迹象。官员们继续表示，政府不太可能出台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中国国家发改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北京《经济观察报》，“企业需要关闭落后的生产设施，升级产业结构，不能指望政府出台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措施。”
上周五，在一次集体学习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高级官员，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以便保护环境。这表明，新一届政府十分担忧中国的环境危机，以及环境危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构成的限制。
习近平还说，“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官员也会因造成污染而被“终身追究”。
总理李克强也淡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期望。周一，他在访问德国期间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在2020年前，“需要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而上个十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
两周前，本专栏曾经指出，城市化及全面经济改革是支撑及促进中国增长的两个主要希望。深化经济改革的信号仍然很强。
周五，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进一步列明了种种减小国家经济角色的计划。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马骏对此印象深刻，并且表示，其中的一些改革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城市化仍然是争议内容。上周，路透社(Reuters)报道称，李克强“否决”了一份城市化草案，因为该草案偏重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轻视经济改革。国家发改委的一名官员否认有关该草案被否决的报道，并说该草案“仍在讨论之中，并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表”。
该草案被否决的报道出来之后，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研究中国的经济师陆挺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谈到了争议之中的一些领域。
“城市化计划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一、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愿意搬到城市里的农民，如何处理他们的土地权利？政府是否应当首先开展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二、如何有序地放宽户籍制度？三、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否应当确定城市扩张的位置？如其不然，市场是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四、城市规模的合理分配应是什么样？中国是否应当鼓励小城镇数目的增长？如其不然，政府是否应当发展效率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五、地方政府是否能通过兼并（甚至没收）农民的土地来迫使他们搬进城镇？如果不能，又该如何禁止圈地行为？六、最后但却绝非最次要的问题是，如何为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住房融资？”
不论这个极其复杂且充满政治色彩的城市化计划起草到了什么阶段，投资者都不应屏息期盼，以为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和世界各地商品生产商的灵丹妙药。
试图理解中国经济，却不关注中国政治，通常来说都是错误的做法。在经济变化的加速之中，似乎涌现了一种规模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左倾。中国共产党花了数十年时间来理解和学习苏联解体，主要的教训包括经济陷入困境，政府不负责任而无能，以及共产党的放荡和孱弱，党员偏离正确路线并失去信仰。这一切葬送了苏联。
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承了许多挑战，其中包括：陷入困境的经济、不断增长的债务烂摊子、党内和社会上大范围的腐败、巨大的环境危机，如此等等。考虑到这些挑战，以及一场影响社会上许多强大利益集团的重大经济改革即将到来的前景，共产党的合理反应也许会是，封闭意识形态的舱口，纠正党风，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并且提高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和教育部门的监督，随后才启动这些会引发不和谐的经济变化。
我不认为习近平想要重拾毛泽东的做法。其他一些迹象表明，他确实想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更具应变性和协商性的专制执政党。然而，现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可能会令他相信，任何示弱的表现都将导致党的终结。
“意识形态压制”可能会影响到国外，正如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最近的文章《探索中国意识形态压制的国际影响》(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China’s Ideological Crackdown)中所提到的一样。
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将于6月7日和8日在南加利福尼亚号为“阳光之乡”(Sunnylands)的沃尔特和莉奥诺·安嫩伯格庄园(Walter and Leonore Annenberg)进行两人之间首次高峰会晤。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刚刚在北京为此次会晤进行了准备。
考虑到2013年中国似乎面临的困难，估计美中关系在短期内很难取得许多积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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