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一大特色是习近平高调要反腐，民间、半民间的反腐策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这其中最着名和最有影响的是“赦贪策”。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于2012年12月17日，向《京华时报》提出对于退赃的贪官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建议。经济学家李剑芒也在12月20日贴出博文——“大赦贪官，改革必由之路”。“赦贪策”早在2008年就由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提过，2012年7月，《炎黄春秋》主编吴思也提出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建议。
反腐策之二是以公平为目标，绕过政治体制改革搞所得税清算，这大概是经济学人的喜好“偏方”。冼岩最近在“重建公平的最优选择——清算所得税”一文中提出的具体建议是：无论官民，财产在千万元以上的须提交纳税凭证，官方进行核实；未纳所得税的部分，须补缴；税率可定为30%；补缴后，不再追究此部分收入的一般经济违法行为，如行贿、受贿等，但特殊性的重大犯罪，如化公为私、侵吞国产，应列明排除在外；申报时如有隐匿财产的，发现后一律没收，并从重追究其违法行为；财产在海外无法没收的，以国内财产抵扣；无法收回又无法抵扣的，可折为刑罚。
这条反腐策实际是“赦贪策”的2.0版，听起来比“赦贪策”好听一些。经济学家张曙光于2013年1月也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提出过相同的建议，他认为不仅要“实行大赦，豁免原罪”，还要“徵收高额所得税，把黑钱洗白”，只是收税这块没有冼岩说得细。
反腐策之三是“借文革反腐”，这是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在2013年3月18日于北京开幕的首届诺贝尔奖中国经济学家峰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出，这个演讲影响很大。他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权力控制下的经济，这就造成了权钱交易、官员的贪污和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资源就流向哪里。有权力的权贵、奸商和贪官是财富的最大获得者。中国的出路在于，要么政府主动改革，还权于民；要么就是再来一场文革。
三条反腐策的死穴
这些反腐策看起来，既想照顾原则又想兼顾现实，实际上，他们的罩门恰恰是原则性不够、兼顾现实性不够。凭什么置现行刑法不顾要赦免这些犯罪的贪官？凭什么没有转型就谈正义?凭什么共产党江山在握，你要贪官们担心清算去把吃进嘴里的五花肉吐出来？
李宇晖在他的《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和革命的博弈论解释》明白指出，赦贪策“只有在反对派实力超过统治者时才有意义。当反对派处弱势时，统治者根本不担心清算的问题”。重新清算所得税这一策的罩门，基本上与赦贪策一样，而且，重新计算所得税的前提是“无论官民，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财产，包括海外财产，官方进行核实”，如今，天下人都看得出来的，中共抗拒公布财产，这种形同无源之水的救腐方案，又如何能拔高在中国建公平？关于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在中国已经唿喊了25年；《财产申报法》于1994年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之后便杳无音信，今夕又是何年？1989年5月，赵紫阳因两次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最后引火烧身；2013年3月31日，侯欣、袁冬、张宝成和马新立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打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率先公开财产和家属国籍的横幅，现在个个都被刑拘。
再来一个文革倒是个还不错、能吓唬当权者的方法，但文革反腐的死穴是，如果没有老毛倾力鼓捣，阳谋阴谋一起耍，靠奴性十足、一盘散沙的13亿中国人搞文革很不靠谱。且如今在中国的维稳国策之下，靠老百姓发动“人民文革”，犹如在现在战争条件下重上井冈山差不多。
端不上台面的习八条
确实，从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登基开始，习近平就把反腐当作绣球抛向空中，吸引了不少光棍眼球，似乎也让对权贵腐败恨得咬牙切齿但完全无能为力的百姓，再次燃烧了某种希望，但在准备接绣球和重燃希望之前，习近平究竟准备为反腐做点什么，这一点要先整清楚。
2012年12月4日，中共新政治局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简称为“习八条”，它显然就是习近平的反腐图了。这里择其要罗列如下：1．要改进调查研究，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2. 要精简会议活动，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3. 要精简文件简报，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4. 要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5.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封路；6.要改进新闻报导，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导；7.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着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8.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看内容，“习八条”没有一个能端上台面。习近平看到的腐败全是当官的吃喝玩乐行，有舆论认为这种限制官员饮食习惯的反腐是一场政治闹剧，而这种迴避腐败癥结和权贵阶层腐败现实的小儿科式闹剧反腐，正是习式反腐风格。这种风格的反腐与习近平就职演讲中把“人民”捧到肉麻程度的战略几乎是一致的：民粹式的亲民手法。
中纪委反腐，越反越败
下面看看中纪委根据习八点是如何反腐的。这里提供的是2013年3月19日，新华社报导中纪委通报的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
“
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用公款宴请个人朋友等，被免去党内和行政职务，由本人上缴招待费用；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召开银企合作交流座谈会之机用公款大吃大喝，总经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免去职务，责令参会者自负超标费用；白河县县委书记违规借用越野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有关责任人受到追究；无锡市无锡新区鸿山街道组织80余名干部赴厦门召开务虚会，参观景区，街道党工委书记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责令参会人员全额承担外出费用；赤壁市地税局“两节”期间乱发物资补助，局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相关责任人受到追究，所发物资补助已全部清退；上饶县清水乡前汪村利用村委会新办公场所搬迁之机，大摆宴席，清水乡党委书记、乡长被免职处理，前汪村党支部书记受到撤职处分。”这些不是编排出来、讽刺习式风格反腐的笑话，而是3月19日新华社报导出来中纪委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
如果没有错的话，这是习近平、王岐山反腐后以中纪委名义交出的第一份公开成绩单。现在中共为反腐搞了个中央反腐领导小组，习近平亲任组长、王岐山任副组长，加上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新团队，集聚了中共最强的反腐力量，新任的19位中央纪委常委，几乎全部具备一线反腐经验，被认为是“史上反腐豪华团队”。但如此中纪委豪华团队一出场居然打的是蚊子苍蝇，去抓从村委会主任到县财政局局长用公款宴请个人朋友的事情，难道就不怕丢习近平、中央反腐小组和中纪委的脸？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刑法上的贪污罪，是严重经济犯罪，这个该死的县财政局局长应当被逮捕、被审判、被关进监狱，现在中纪委居然只以免去党内和行政职务便逆袭了对该人的刑罚，还以此做为通报全国作为腐败典型问题，怪不得人们说，由中纪委来反腐，只会越反越腐败。
“中国病”无法根治的原因：中共反宪政
在五花八门的分类中，腐败这种病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生于人性的不安分与贪婪的腐败，还有一种是源于权力的不被制约而产生的腐败。目前世界银行采用的滥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腐败定义，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腐败。
人性的不安与贪婪天下都有，这种腐败自然到处都能看见，但基于权力的腐败，则有小巫与大巫之别。而且，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必然激盪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不安分与贪婪慾望，这就是当今的腐败“中国病”——腐败在中国大行其道、能腐能贪的个个都不闲着。当今“中国病”，病因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现在的中国，无论是北大教授还是街头举牌百姓都吶喊宪政，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知识的传播已经到了人人都知悉当今根治中国病的最好的药就是宪政。虽然有人说新加坡发生了奇蹟，那个地方不靠宪政治了腐败病，生出了亚洲最廉洁的政府，但这绝对是误解。新加坡的“议会民主制”、法治、公务员制度都与宪政是近亲。
就像早几十年，中共看到“人权”就头疼一样，宪政这个词现在更让中共头痛。法学家郭道晖曾披露，在十八大期间，中共曾命令不许提宪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要修改《南方周末》的宪政梦社论、为什么北京会发生《炎黄春秋》事件。既然宪政说都不行，那所谓的反腐“治本”自然就是笑话和忽悠。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哪个不喊要去除腐败？最后还不都在重复“从前有坐山，山里有个和尚”那个车轱辘童谣？ 现在习近平又来说这个童谣，还有人听吗？
2011年3月10日，前委员长吴邦国代表共产党宣布“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以及不搞私有化。在2013年的两会上，习近平公开宣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不明摆着习近平在给吴邦国站台嘛！实际上，这也挑明了告诉苦苦恳求中共反腐的人：通过改制的方式，即通过宪政反腐，门都没有！
共产党唯一的一次重手“反腐”──邓七条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政治局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这就是着名的邓小平反腐七条。习近平搞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实际上就是有模有样地学邓七条，只是，邓小平搞的是反腐“七件事”，习近平搞的是反腐“八件事”，在数字上超越了邓小平。
当然，“邓七条”与“习八条”的差异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内容上的差异可谓天壤。“邓七条”条条都比“习八条”有份量。
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其中有的业务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中国农村信託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保留中国国际信託投资公司，但要重新核定经营范围和资金，把金融和投资分开；对光大实业公司提出进一步整顿的方案。同时，尽快将对这五家公司的审计情况向社会公布。
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迴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1989年9月1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
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
3、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
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一律为工作餐，并规定工作餐的标准，严格执行；不得接受馈赠的土特产品和其他物品。
6、 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格执行关于出国的各项规定。省、部以上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是为执行其主管公务的国事或工作访问，不得接受外商资助和境外中资企业的邀请出访，不得以考察等为名进行非其主管公务所必须的、与其职级身分不相称的出访。
7、 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要排除干扰和障碍，对在办案过程中说情袒护、徇私包庇者，要公开揭露，严肃处理。
现在回头看24年前的“邓七条”，可以证明的是，只有第一条被落实。别的六条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大忽悠，但从这个七条的内容看，中共第一次把反腐矛头对准了整个权贵阶层的最上层。
没有大危机，治不了中国病
虽然中共敌视宪政，但也不能对瘟疫般的“中国病”熟视无睹。例如，江泽民以腐败名义搞掉陈希同，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薄熙来也先后在腐败的名义下被倒掉，这些玩意虽名义上也叫反腐，但是味道变馊了，在这里，反腐成了中共权力角斗场的争斗工具。
邓小平在世时，他能一言九鼎，无人有胆跟他争权，因此用不着通过反腐搞政争。他之所以搞“邓七条”，是因为他通过天安门前的潮水般人群，看到了水能覆舟的力量，他的着眼点是力图挽回那场大镇压之后的民心和“震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如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他着眼于民粹主义的习式风格反腐，走的同样是邓小平先前铺就的老路。
从“习八条”到“邓七条”，这里面隐含的一个常识是，中共反腐下手轻重显然取决于他们对统治危机的感知程度。邓小平搞七条时，即使他是个瞎子，他对中共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也知道得一清二楚。“邓七条”的颁布日期是1989年7月27日，当时的京城仍有血腥镇压后的恐怖，北京城仍在戒严令的坦克轮子下颤抖，但邓小平这号在中共里面见过大场面的人物，仍然对4月17日至6月4日期间海啸般的公民抗议运动有后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搞了反腐七条。
习近平反腐时，中共的统治危机是如何呢？迄今为止，中共还没有遇到过比1989年还要大的统治危机；其次，今天中共统治危机如何，至今仍然是没有共识，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清华孙立平的“五年说”、美国冯胜平的“中共没有十九大”之说以及最近吴敬琏说的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的改革正在和革命赛跑的看法，均认为大的统治危机正在迫近，但曹思源先生此前在接受《中国密报》的采访时认为：“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不会高于50％”、“中国人有很大的奴性。这个奴性就是压迫者的弹性，就是说，压下去之后，被压迫者暂时不会反抗。”
即使从习近平自身的视角看，他似乎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统治危机迫在眉睫。谁会认为这个在就职演说上说“中华民族复兴梦”就在眼前的习近平，会认为当今中国正面临“改革正在和革命赛跑”呢？
4月8日去世的撒切尔以解决“英国病”着名（即过大的工会权力透过罢工和不断膨胀的工资方案，破坏了英国经济）。由于中共当局不愿意进口宪政这种外国药来治理腐败这种“中国病”，中国又不可能发生导致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类似的重大统治危机，可以预测的是，目前腐败这种“中国病”没有被医治的可能。中国学者于建嵘曾愤怒的质问：十天之内，就有三位中国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活活碾死！而我们，除了愤怒，却什么都不能！这世界真的就没有了天理？确实，正是因为没有天理，腐败这种“中国病”才不得治癒。
找个“偏方”来治“中国病”
秦二世时，宦官赵高掌实权，指鹿为马，也是一个天理不存的时代。陈胜起事，危机当前，众儒生献策，期待朝廷大军征讨，独有叔孙通说天下哪有什么起义大军，只是几个偷秤砣的毛贼，是一帮谋士搞得鸡飞狗跳，圣上无须挂齿，结果被二世赐黄金十斤，绸缎百匹。散朝后，叔孙通被儒生骂为“小人”、“瞪着眼睛说瞎话”、“全无道义良心”。叔孙通本想与儒生一起分金分缎，但痛感儒生迂腐，反讽其为书獃子，不分也罢。从真实的历史上，这个故事有被历史剧《楚汉传奇》演绎的成分，但大体如实。历史上的大儒叔孙通也并非无胆小人，而是看透了秦二世是无道，明白与无道之人讲真理系几近迂腐的道理。于是，他施以“面谀”之法以毒去毒。当今中国的“三自信”、“五不搞”与叔孙通时代的指鹿为马、天理不存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区别。既然如此，也不妨借用叔孙通的“偏方”，来治治腐败这种“中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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