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案子有美貌的主角和血腥案情，一个美国女学生被控在意大利一次性冒险后谋杀室友，2011年被判为无罪。她的回忆录《等待被听到》用强大的内心力量重温了案发和审判。
“她完全是一张白纸，”剧作家约翰·格威尔(John Guare)在解释公众对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的狂热时曾经这样说。这个美国学生（与另外两名男人）被指控在意大利一次性冒险出了状况后，杀害她的室友梅雷迪斯·克尔彻(Meredith Kercher)。她究竟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陛下的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一个去欧洲历练的无知少女；抑或是路易斯·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一个得到自己想要的之后毁灭一切的女人；又或者是陷入卡夫卡式困境的南希·朱尔(Nancy Drew)？
这桩案子有着年轻美貌的主角和血腥的案情，自科诺克斯2007年被捕之后，就一直被大西洋两岸的媒体热烈讨论，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的报道连篇累牍，还出了几本相关的书籍。公诉人和几份欧洲小报把她描绘成狡猾的“女魔鬼”。诺克斯被捕后，她的家人很快请了专攻危机处理的公关公司，他们和她的支持者们把她描绘为天真无知的美国海外留学生，陷在了紊乱的意大利司法体系之中。
诺克斯在充满沉思的回忆录《等待被听到》(Waiting to Be Heard)中描绘的自画像基本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学生，大三那年到海外留学，经历了一系列不幸的错误和误解，导致一切失控。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的她，并不像詹姆斯笔下的女主角或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而更像是一个天真鲁莽、喜欢足球和“披头士”、某种程度上又有点怪异的女孩，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梦魇，噩运和一些糟糕的本能判断把她引入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迷宫。
2009年，她和她当时的男朋友拉法埃莱·西莱索托(Raffaele Sollecito)被判有罪，引发了国际轰动。2011年10月，他们又被上诉法庭宣判为无罪，之后诺克斯回到西雅图的家乡。此前该案件的第三名被告吕迪·盖德(Rudy Guede)曾在单独审判中被判谋杀罪名成立，上诉中维持了这一观点。上个月，公诉人和克尔彻的家人对这一无罪宣判提出质疑，意大利最高法庭要求进行新审判。
小报喜欢把诺克斯称为“狡猾的狐狸”，这本是她学生时代在足球队里的外号，如今却被赋予狡猾的性含义。而她本人在自传中描述自己是“猫鼠游戏”中被吓坏的老鼠。她说自己是“迷路的可怜孩子”，当年20岁的她“对人仍有孩子气的看法”，她的意大利语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她写道，自己刚开始和警察打交道时，“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坏人，我想让他们看到我真实的一面——阿曼达·诺克斯，她爱自己的父母，在学校表现不错，尊重权威，唯一一次触犯法律就是在西雅图的大学里，和室友们开派对时违反噪音规定而接到一张传票。”
诺克斯的书时而富于情感，时而啰嗦冗长；时而富于同理心，时而又很神秘，她说自己希望在书中“有话直说”。《等待被听见》中有些新的细节信息，但主要内容还是谋杀案和审判，对于关注媒体海量报道的读者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鉴于这本书的发行是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很难说公众会对这本书产生多大兴趣（据报道，诺克斯女士获得了400万美元预付版税），毕竟波士顿爆炸案更加重大，更能引发公众想象（这本书原定在4月30日发行，不过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若干媒体已经在上周得到了样书）。
诺克斯在书中说，在狱中，一个医生说她的HIV呈阳性，之后她考虑用垃圾袋和煤气罐自杀（她HIV阳性的消息是假的，她的律师声称这可能是个诡计，好让她觉得自己脆弱无助），她还说，自己被迫忍受一个监狱官员对她说的下流话，以及一个狱警向她献殷勤。
她详细描写了克尔彻遇害那天晚上自己所记得的东西：她和西莱索托一起抽了一支大麻烟（“在我们的住处附近，大麻就和意大利面一样常见”），她用吉他弹了几首“披头士”的歌，然后去了西莱索托家，两人下载了电影《天使爱美丽》，然后又抽了一支大麻烟，她还大声读了几段德语版的哈利·波特。
在书中，诺克斯还说，自己在意大利和男人发生的几段放纵行为（反对者抓住这一点贬低她的形象，说她是危险的蛇蝎美人），只不过是她想显得更成熟，对随便的性爱更自如，她的同龄人都在这么做。至于她在室友遇害后的反常举动，诺克斯承认自己的表现有点奇怪：比如她穿着防护鞋，戴着防护手套，和警察一起到犯罪现场去的时候，她唱着“哒哒”，伸展胳膊，“就像音乐剧里的领唱一样”。她写道，这是试着“缓解自己的紧张，因为眼前的一切太超现实，太可怕了。”
她曾签署一份用意大利语写的声明，里面涉及她和另一个无辜的人——她当时打工的酒吧老板帕特里克·拉蒙巴(Patrick Lumumba)。关于这件事，她说自己当时已经被警方审讯了好几个小时，又困惑又疲惫又害怕，有个警官还打她嘴巴。
诺克斯在书中详细描写了案件细节，为自己辩护，其中包括公诉人的不当行为、警方拙劣的工作和可疑的DNA检验结果，但因为她的两次审判都曾被新闻媒体无休止地分析，这里显得有点冗长。不过，她在狱中花了很多时间写日记、诗歌、故事、书信，甚至还列举各种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假如她能马上出狱会做什么，假如她要到46岁才能出狱那会做什么）。这些练习和内省都让她可以运用相当强大的内心力量去表达感情——非常平凡的生活突然变得具有超现实时刻的震撼；在异国他乡以一种还没有完全掌握的语言被审讯时的脆弱；被关在监狱，处于媒体风暴中心时的孤独感。
假如诺克斯真如自己所说，在初来意大利时对人非常天真轻信，那么，被囚禁多年，不断摸索同狱犯人和狱警的情绪，每天自己做心算题打法时间，她似乎已经锻炼出了犀利的观察力。
在书的末尾，她不仅坚持辩解自己清白无辜，还想为全书赋予教育意义。诺克斯写道，在两次审判中间，“有一件事改变了，那就是我彻底不一样了。自从被定罪的那一年起，我就认为做个受害者对我完全没有帮助，监狱里有很多女人因为身处恶劣环境而抱怨他人，过着懒散愤怒的日子。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把自己拖出黑暗，拖回那个我曾跌倒的世界。我向自己保证要过自尊的生活。我要自爱。在被监禁期间，我要活得尽可能充实。”
她补充说，在第一次审判期间，她相信“自己的无辜是很明显的”。但这并没有拯救她，而第二次接受审判时，她发誓，“我决心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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