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本届选举的真正赢家是曾对该国进行24年恐怖统治的莫伊，其政治阴谋仍在幕后左右政局。内罗毕的摩天大楼让外国观察员们目眩，但他们看不到贫民窟里的痛苦。
加利福尼亚州欧文
那还是肯尼亚殖民时期，我应该大约是十岁，看到男女老少被装在一队卡车上强行从他们的土地上迁走，送去被他们称为黑石之地的干旱平原上。他们唱着的一首曲子很哀伤，但描述了他们在困境中的友爱与团结：他们即使在地上只收获一口食物，都要分着吃。这种景象生动的展示了肯尼亚人在反殖民斗争时期体现出的互相关爱和万众一心的理想形象。1965年，我第一次出发去欧洲时，几乎全体村民都到机场送我。他们说：你一定要回来。
但是我的工作生涯多半在流亡中度过。1978年，我在一座高安全级别监狱中用母语基库尤语写了小说《十字架上的恶魔》(Devil on the Cross)。这本小说草草地写在厕纸上，是我在那儿写的最后一部小说。
肯尼亚上周（本文最初发表于3月14日——编注）举行的选举逼我指出西方几乎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真正的赢家是一个名叫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的男子，但选票上并没有他。莫伊在1978年到2002年期间担任肯尼亚的领导人，在这24年中，他对肯尼亚实行恐怖统治，摧毁了所有可靠的机构，包括政治党派。
选举一开始好像是民主的好兆头。投票率达到了令人热情高涨的86%，尽管有一些瑕疵，观察选举的人士证明选举非常健康。当选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及其竞选搭档威廉·卢托(William Ruto)在普选中的得票率刚刚过50%。他们主要的对手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拒绝退让，不过他把争议带上了法庭，而不是街头。上一次选举是2007年举行的，选举结束后，肯尼亚街头爆发了持续数月的致命暴力活动。
尽管选举过程好像进行地相对顺利，但是莫伊成就了获胜者。他当政时期的阿谀奉承和贪污腐败依然在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并且在其盟友在这次选举中的崛起中得到了体现。
莫伊是肯尼亚国父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副总统，也是肯雅塔亲自挑选的接班人。肯雅塔引进了事实上的一党制，而莫伊则让一党制变成了彻底的独裁制度。
当1992年引进多党制政治时，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莫伊转而让年轻且自命不凡的威廉·卢托执掌大权。卢拓是靠在92卡努青年团（Youth for Kanu ’92，Kanu即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的缩写——译注）作副官而成名立万的。这个游说团体在莫伊的家乡裂谷省发起了一场充斥着暴力和恐吓的运动。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逃亡。一些人又回去了，但在1997年大选前后，不得不再次逃亡。裂谷省也是2007年的暴力活动的中心，那次暴力活动让数以十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在几乎所有的选举周期中，煽动暴力的总是政治阶层的成员，而不是那些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肯尼亚人。
2002年，在莫伊被迫因任期限制而下台之前，他试图将乔莫的儿子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定位为自己的接班人。相反，选民们选择了反对派领袖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齐贝吉长达十年的任期中，有人指责警察滥用职权，虽然他也努力试图重建莫伊所摧毁的制度（这两人曾是盟友，后来起了争执）。
乌胡鲁·肯雅塔的胜利要部分归功于他的竞选搭档卢托，他们是一队奇怪的组合，在2007年暴乱时，他们各自所属的派系还是相互对立的。卢托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变色龙，他曾先后与莫伊、奥廷加以及齐贝吉联手。他控制着本次选举的决定权，无论热门人选中的哪位寻求他的支持，他都乐意。
肯雅塔和卢托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政治利益：他们都因为在2007年暴力冲突中担任的角色而面临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反人类罪的指控。他们都没有认罪，但在竞选期间都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指控，将自己描绘成帝国主义干预的受害者。卢托还面临另一场法律大战，他被指控在暴乱发生后偷了弃家而逃的人的土地。
在政治谋划的背景之下，肯尼亚正在苦苦反抗西方大企业的剥削手段。当整个社会仍被贫穷笼罩，一个自我封闭的中产阶级却过着奢华的生活。内罗毕的摩天大楼和华丽的酒店令外国观察员们目炫，让他们看不到贫民窟、破烂的公路和未完成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项目。
肯雅塔和卢托，这两个肯尼亚最富有的人，他们会振兴经济、减少贫困和腐败、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人、并将普通肯尼亚人的利益置于他们的议程之首吗？我表示怀疑。
肯尼亚从未享有真正的民主文化。2010年通过的一部新宪法试图进行分权，并建立权力制衡。它给了这个国家一次摆脱莫伊影响的机会。只有到那时，这个国家才能让说出L’état, c’est Moi（朕即国家）的人闭嘴——它是莫伊曾经信守的格言，绝对没有反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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