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今天，會不會是台灣的明天？
在中共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那一天起，宣傳的主旋律一直是“中國好，香港好”。然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一方面產生了不少的億萬富豪，他們以積累所得的財富在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大手買入住宅等，使樓價一直上升，一般市區屋苑呎價動輒過萬港元，遠遠超出大部分人的負擔能力；另一方面中港兩地政府都以中港融合等鼓勵、誘使香港商家在中國大陸投資，單單在2012年1-9月，港商在中國的總投資額便達到520.84億美元，是對華投資最多的地區。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公布7月至9月的失業率數據是3.3%，失業人數較上一季度增加至13.29萬人，總就業人數則連續兩個月下跌，人數減少約1.24萬人至365.89萬人。可以說，港商這樣大量投資中國的結果之一是他們放棄在香港創造就業機會，是香港失業問題惡化的其中一個成因。
中國好，香港好嗎？
就民生而言，近年來不時會有關於香港貧富懸殊惡化的報導。在2012年6月19日，明報便有報導說，“本港的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政府卻避談香港的堅尼系數實已見40年新高的0.537水平...而統計處昨日公布，經過扣稅及福利轉移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僅為0.475，與2006年相同”，並指出，“政府過往公布堅尼系數，多以未扣除上述兩因素的數字為主調，但統計處昨日發出的新聞稿，則避談堅尼系數見40年新高。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均批評，統計處遮掩沿用多年計算堅尼系數方法，以「數據化妝」企圖淡化貧富差距拉闊。”
而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十月發布的最新數字，全港貧窮人口有118萬人，比率達17.1%，佔全港人口近五分一，其中65 歲以上的長者貧窮人口有上升趨勢，達28.8萬人，比率為32.7﹪，即每三名長者中有一名長者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情況令人憂慮。
另外，在過去十年，在職貧窮戶增至十九萬四千戶，涉及總人數由六十萬八千多人增至六十五萬八千多人；在職貧窮率由十年前百分之十點八，增至今年的百分之十一點二，富戶比貧窮戶的月入高26.1倍。
一些社會運動組織發言人便曾指責香港政府官商勾結，一方面打壓勞工權利，取消集體談判權;另一方面任由在財團壟斷下經營的民生項目如港鐵和九巴等加價，縱容地產霸權加租，令基層生活百上加斤。
簡言之，香港政府的政策向大商家、富豪傾斜。而出現這種傾斜的原因，即可歸因於中共對香港的影響。香港由一個民主的英國政府派總督治理的地方變成專制中國管轄下的一個特區，引起抗拒不難理解。而且鑑於1984年中國收回香港成為定局之後，香港出現過移民潮，為了穩住局面，便發展出一套以商界利益為先的方針，這也就是香港貧富懸殊加劇的濫觴。
官方的宣傳是：“中國好，香港好”。可是，更貼近現實的說法是，“中國好，香港不一定好；中國不好，香港恐怕更糟”。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董建華是香港的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他在任內試圖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結果香港人在經濟情況惡化，SARS等多重打擊、影響下，大舉上街抗議，“董建華，下台”之聲，此起彼落。曾蔭權上台後，本可以運用既有的公務員系統，並利用公務員在殖民地時代制訂政策的經驗來建立一個自主的管治團隊。可惜他卻自視為北京政策的執行者，而非香港的政治決策者。
而據說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黨員的梁振英，在他出任行政長官之後，亦試圖推行很可能是北京制定的任務。惹起巨大民意反彈的“國民教育課程”開展計劃便是一例。
《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的作者之一徐承恩曾撰文表示：
特區政府與香港商界一樣，都有著只向北望的政治文化。親北京的政治勢力，亦逐漸佔據了權力精英的主導位置。
香港的政治前景已有每下愈況之虞。主權移交後近十五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似乎從未實現。我們曾經寄望五十年不變，但不變的似乎只有殖民統治的糟粕：事實上，當年英國的殖民者尚有身為外來政權的自覺，就算是剝削也會有一點自制。可是，當代香港人面對的卻是日益張揚的專制政治。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了無寸進，言論空間在不知不覺間逐漸收窄，而最近我們甚至發現僅剩下來的法治與廉政也岌岌可危。
高官名人摒棄法治、監察的言論
香港現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月前曾公開批評申訴專員、廉政公署等監察與制衡機構，是政府執行政策的障礙。她說：“擔心政府執行政策能力不夠強，可以想像在廉政公署及申訴專員公署等監督制約下，官員承受巨大壓力...當然這些機構不是壞事，有時亦是好事，能維護公民社會。但是假如官員面對它們，因為不懂如何應付，這些機構成為主要障礙，就可能會影響政府的執行政策能力。”
董建華年代的律政司司長，現出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愛詩則在近日一再發言，批評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官。“如果法官知道中央同特區關係站在那裡的時候，就不會犯錯”；法官“經常以個人權利為先，未有平衡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過去法庭處理司法覆核時，較少干預政府行政工作，“現時很多判決與期望有差距”；法律界意圖“去中國化、去中央化，想香港獨立”；釋法可以確保 《基本法》正確實施，“確保中央政府的對港方針得以落實”等。
除了名人在言論上向香港司法體系施壓，香港政府在聘任法官時也有了政治考慮。舉例說，近日不獲續聘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接受採訪時說：“如果你問我，是否相信我不獲延任的原因，是因為我傾向保障自由的裁決（liberal judgment），那我可以告訴你，我相信。”
有論者撰文表示，“現在的法官任命是由一個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負責...這個委員會當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共產黨臉色。而因應共產黨對外籍法官的不信任，於是有一種多委任中國籍法官的呼聲。帶出這種呼聲的，就是資深大律師胡漢清和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外籍法官的存在，是因為當日我們對共產黨沒有信心；今日要取締他們，是因為我們的信心對共產黨來說已經並不重要。”
另有論者指出，梁愛詩要求香港“思想回歸”，說“回歸的意義並非只換一支旗，改一個名，而是對國家民族認同，國民身份接受”。她對香港法律界的批評與習近平年前所說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遙相呼應。而三權合作的極致，是內地的司法制度，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法官判案，要服從命令聽指揮，一切由政法委說了算。並質問梁愛詩，香港的法官要“思想回歸”到哪一個程度？“是否要與內地法院看齊？”
日益明顯的介入和干預
徐承恩在個人網誌上寫道：“北京對香港社會各界全方位的統戰，使不少社會及地區團體逐漸投入親北京的陣營，由北京栽培的精英亦相繼活躍於民間團體之中”。無疑，這些為推行四大政治任務製造良好的條件。所謂的四大政治任務即是指：訂立國家安全法、全面推行國民教育、落實僅具鳥籠民主裝飾的終極政制、整頓公營公共廣播。“香港既沒民主、自由亦受限，將會淪為中國屬下的一個殖民地，由北京全面掌控。”
要實現這個目的，便需要在香港安插人手。據估計，在香港的地下黨員現在有5、60萬，他們成立各個中共外圍組織，影響香港的輿論。近日異常活躍的“香港青年關愛協會”便是一個例子。據說，這個組織是中共「關愛協會」於2012年6月8日在香港建立的分支。
自8月以來，該組織在法輪功真相點插布大量污衊性橫幅，惡意遮擋法輪功橫幅的情況愈演愈烈，甚至違法亂掛橫幅，如下圖所示：
掛滿尖沙咀天星碼頭的反法輪功橫幅。（網絡圖片）
撻伐港人的本土意識
中國官方報紙《環球時報》日前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狠批中大進行有關港人身分認同的調查“不科學，不嚴謹”，傷害了內地與香港的真感情，所以這類調查還是“少搞為好”。負責有關調查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馮應謙回應說，這項調查在“回歸前已開始進行，1998、99年間，調查顯示受訪港人對中國人身分或國旗國徽自豪感增加時，香港本地左派報章如文匯報便大篇幅正面報道調查結果；如今結果不能盡如中央意，即來個大肆抨擊。”
去年12月底，香港另一家大學自1997年8月展開的同類民意調查所得的結果是：“香港市民最認同「香港人」的身分， 只有16.6％市民願自稱「中國人」，比率12年新低。”
對這一結果，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批評說：“回歸後，港人已無異於同時承認是中國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不是中國人，請問是哪一國的人？”
香港的今天，會不會是台灣的明天？
兩年前，香港電台舉辦了一個“香港人最愛香港的理由”投票選舉。臚列的頭二十大愛香港理由包括“香港有言論、新聞、宗教自由”，以及“香港是全球最廉潔的地方”等。兩年後的今天，來自親北京的轟轟炮火，不斷向本港學術界和司法界開火，港人雖奮力守護，但久守必失。香港還能撐多久？
主權移交十五年，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全在急速倒退。香港所以是香港，香港所以有別於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就是因這些珍貴的核心價值，當這些價值一個一個被踐踏、被蹂躪、被蒸發，香港還能剩下甚麼？
有資料說，在台灣，認為和中國統一沒有壞處的人數在增加，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動力可以幫助台灣走出經濟困境。我只想問一句：香港的今天，會不會是台灣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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