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重新审视社保体制：亚洲的下一个革命

Tuesday, 9 October 2012

重新审视社保体制：亚洲的下一个革命

译者 FreyaGao

亚洲大陆的众多国家正在着手建立全新的社保体制——同时有机会从西方国家的错误中吸取经验。

亚洲经济一直以来都以它强劲的势头震惊着世界。这几年经济迅猛的增长，使很多人脱离了令人绝望的贫穷，而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但随着民众生活日渐富裕，部分地区的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来自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金等众多有关社会保障的热点问题的压力在整个大陆蔓延。结果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面临转型，从简单的财富积累到社保体系的建立。

而这个转型的速度和规模是令人吃惊的。去年的10月，印尼政府承诺将于2014年以前，为其所有的公民提供医疗保险。这将制定出世界上最大的“单亲支付者”的国民医保计划——政府组织独立收集所有的款项并且结算所有的账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养老金在农村的受益群体，这个群体增加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在美国养老保险系统下享受社保的总人数。就在几年前的中国，超过80%的农村人口都还没有医保，但现在事实上人人都享有医保。在印度，有些家庭可以从政府的计划中获益。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年工作100天的最低薪水的工作，并且把医保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增加的人数是美国没有医保的人数的两倍。

如果你把1880年代德国对养老金的介绍看做一个开始，把1948年英国开始他的国民医保计划看做一个巅峰，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保体系的进程已经发展了近半个世纪了。然而一些亚洲国家却要在10年之内建成他们的社保体系。如果他们在这个进程中走错一步，尤其是许下了不可能兑现的承诺，那么这个全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即将走向解体。但是如果他们创造了可负担的起的保障网络，那么他们不仅提供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将成为全世界的楷模。曾经有一度，西方发达国家试图改变人口老龄化，以及日渐扩大的财政缺口，但是最终却走向失败。而在这一方面，亚洲却有望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超越俾斯麦和贝弗利奇

历史给亚洲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教训，告诉它什么东西应该避免。欧洲的福利体系是以基本保障网络为开始的，但是一段时期过去后，它们变成了缓冲地带。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在经历了战争和大萧条后，欧洲社会重新分配它们的财富，同时也因为这些福利开销的承担者变成了强大的利益群体。最终结果是，经济体时常出现前所未有的硬化状态。美国已经在持续消减其保障体系的福利，但是成立一个权利体系是一个错误。这其中包括制造无法负担的养老金，无法兑现的医保承诺，以及把人民的医保与就业绑定在一起。

而这个记录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逐渐显现出来了，拉丁美地区尤为严重。政府企图以税收收入来挽救他们的承诺。社保经常使不平等更为严重，因为养老金和医保实际上流向了富裕的城市，而不是真正的穷人。就比如说巴西，它们政府的开销是世界一流的，但公共体系确是三流的。

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其实深深了解这些情况。它们也没有多少意愿用勤劳节约的好传统去换来一个庞大且依赖性强的福利体系。这些地区的灵感不是来自希腊，而是来自小小的新加坡。在那里政府的花销只占到GDP的1/5，而学校和医院确实全世界最好的。目前为止，在一些亚洲的大国，保障网络被精简抽象了：基本的医保和养老金代替了一小部分劳动者之前的收入。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体相比，它们的社会支出甚至才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0%，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以外，比世界上任何新兴地区的水平都低。

这给扩大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但是亚洲同样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尽管一些国家相对比较年轻，却有世界上老龄速度最快的人口，比如说印度。今天在中国，每5个劳动者负担一个老人，但到了2035年这个数字就会降为2个。相反在美国，社保工作推进了25年后的1960年，是一个赶上生育高峰的年代，意味着在社保体系中每一个受惠人有5个支持者。现在每一个退休者的负担任然有3个劳动者在承担。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规模的大小，这使得福利异常的难以推行。三大巨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国内地区收入差异十分悬殊的地方。对于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就相当于创立一个可以覆盖整个欧盟的福利国家。最后，很多亚洲劳工（在印度大概是90%）都在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这就使得核实他们的收入或接触他们变得更难。

可爱的老虎不是肥胖的猫

如何攻克这些难关？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把南韩的一套应用到印度。不同的国家应该也必须尝试不同的福利模式。但是有三个清晰地原则是所有的亚洲政府都应该牢记在心的。

第一条是多一点关注负担能力而不是承诺。大多数亚州的养老金规模是比较适中的，但是人们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购买它了。例如在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是55岁；在泰国很多劳工被迫在60岁停止工作，而且可以在55时取出他们的养老基金。这是明显会导致入不敷出的行为。纵观亚洲，退休年龄普遍需要提高，而且要与平均寿命挂钩。第二，亚洲政府需要更加谨慎的设定社会支持项目。社会支持应更多的保护穷人而非富人。在老龄化速度很快的国家，决不能使给老年人的救济压缩对年轻人的投资。太多的亚洲政府仍然把大量公共资金浪费在不断减少的普通津贴上。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它花在燃油津贴上的钱是花在医疗保险的

上的9倍，而且那些津贴流向了国家最富裕的地区。既然这些亚洲国家承诺了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福利体系，那么他们的政府官员就有政治上、经济上的责任，以避免这种资源上的浪费。

第三，亚州的改革者需要把重心放在灵活性和创新性上。不要用一刀切的条理和通用最低薪资打压劳动市场。保证养老金在不同的工作和区域间是方便操作的。不要把公共保障等同于政府提供服务（一个支付者可能会缴纳最低的基本医疗保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护士都需要由政府来雇佣。）运用高科技来防止低效。从普遍建立电子医疗记录系统到通过手机进行转移支付，亚洲国家可以创建辅以现代科技的、全新的和高效的系统。

最后，政治和经济因素会对亚洲走向福利社会的巨大成功起决定性的作用。公民需要有提前计划的意愿，工作更长的时间，以及尽量避免使用救济金，以减轻后代的债务压力——这个美德与其现今社会的价值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当他们达到了如此政治上的成熟，历史上最大的成功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