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富差距嚴重並還在繼續擴大，世界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未散去的今天，由於中國國內民眾對於自由市場弊端的反感情緒正在上升，一種以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潮開始甚囂塵上。並且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化進程，對已然存在的社會不平等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了創造性的毀滅。
事實上，這些現象的出現，究其原因，縱然其中有新自由主義作用的部分，但其大部分，或不能全部歸因於新自由主義理論，或完全與人們的所想相反。
給你一個小政府的理由
如哈維所說，「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的促進人的幸福」。而國家僅僅是「創造並維持一種適應於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具體的參與到市場中去參加市場的實際運作。目下眾多的社會問題，追根溯源，並不是自由市場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是政府在對經濟進行調節的過程中，人為出現的很多制度性差異所導致的。
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一旦建立，任何強加外力的介入都將導致市場調節的異化。並且，政府在市場中的干預必須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原因有二，其一，市場訊息是分散在參與市場的個人手中的，因此，政府的計畫無法獲取相應的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準確資訊，也就無法獲得合理的價格，而合理的價格需要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其二，由於相關利益集團勢力的干涉，政府很難在決策中做到政治上無所偏袒。正因為利益集團對政府干預的扭曲和妨礙，政府所能獲得的資訊無法與市場信號所包含的資訊對稱，所以，政府有關投資和資本積累的決策註定錯誤。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過兩個先於理性而存在的原則：一是，我們熱烈的關切自身的幸福和存續；二是，在我們看到其他有生命的生物毀滅或者遭受痛苦的時候，我們心中會激起一種天然的厭惡感。所有的法則需要遵守的規則，都應該來源於這兩個原則共同配合。嗣後而來的理性迫使這些原則在其他基礎上進行了重建，並最終成功的窒息了天性。這些原始人類所不可能擁有的強加在人類身上的觀念，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武斷的基礎之上。
將盧梭的這番理論應用到經濟市場領域，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仍然適用。盧梭口中人類的天性，即人生而自由。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則與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規則幾乎完全吻合。據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是對人本性中的自由的武斷背叛，是基於理性和自身利益強加給社會的，而非基於自然。那麼這種意義上制定的政府決策對於市場的干預，所必然引起的市場的制度性破滅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原始自由的回歸
在我看來，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來源於人類固有的自然要求，即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希望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早期的新自由主義者，從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到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從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到波普爾（Karl Popper），都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都從根本上都信奉個人自由的理想。
而之所以稱他們為新自由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都支持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原則，也都對亞當斯密的看法持同意態度，即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調動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這兩者之間的聯繫便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特徵，即市場和貿易的自由保障個人自由。所以，他們強烈反對政府對自由經濟市場的干預。
自由之所以可貴，首先是因為它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前提下，給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追求自主設定的人生目標提供了充分的機會和空間。而追求卓越這類人生目標不但是人性中固有的衝動，是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它對於他人和社會也大有裨益。
一個人並非由於接受了後天有關智慧的教育而對他人履行義務，只要他不抗拒內心深處同情心的湧動，他就永遠不會傷害其他的人，甚至是其他有感覺的生物，除非他的生命受到威脅。政府只要不對個人的行為加以干涉和誤導，個人在追求個人自由的同時，在自身不受到威脅的前提下，在主觀上並不會對其他人的利益構成威脅。在我認為，將這一理論推廣到經濟市場仍然適用。眾多作為個體的人組成了市場，他們之間經濟利益的交織產生了市場經濟，在政府不干預市場運行的前提下，市場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則存在--並且是天然存在的。人們在自由的前提下對於利益的追逐並不會對任何其他個體的利益造成傷害，並進而導致市場的無序和混亂。
論不平等的緣由
而將經濟市場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都歸結於自由主義在作祟，是一種被誤導的想法，是對自由主義理論在市場中不利影響的放大。如上一小節所說，追求卓越這一衝動是人固有的。其在市場中的作用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必定會是社會個體之間差距的拉大，社會不平等感覺的上升。至於卓越的個人用這個不平等來做什麼，那是根本不同的另一回事；就算他們永遠注定了會用自己高出眾人的地位來為社會造福（這一點無法保證），不平等的事實也是無法否認的。
而且只要我們不被左派的理論弄昏頭腦，就能看清一件基本事實：儘管同一物種都有家族類似以區別於其它物種，但是，不論拿任何一種屬性來衡量，個體之間的差異都非常巨大。即，人人生而不平等，這是不容否認的起碼事實。西方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把它當作事實陳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實際上，這是左派經常犯的事實和價值不分、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老毛病，是以事實陳述面目出現的價值訴求。
人人生而不平等，加上不可能也不應該消除的人際競爭，結果就是貧富分化、強弱對立。這就是過群居生活的人類所面臨的最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這樣的結果不應當由自由主義理論獨立承擔下來。
另一方面，窮人之所以是窮人，一部分歸結於社會，也一定有一部分歸結於自身。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一般都是窮人，大家的起跑線基本平等（特殊人群除外），但是現在貧富懸殊的局面，是僅僅社會原因根本無法解釋的，也是自由主義無法承受之重。而左派理論者卻無視現實，把貧困完全歸咎於社會因素。這一理論在社會中所塑造出來的個體的心理、價值觀必然是扭曲的，它將矛盾和仇恨導向社會，為社會的不穩定埋下了禍根。
回歸到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個層面上，盧梭有論，「當有些人仍然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維持著他們的原始狀態的同時，另外一些人則通過獲得各種不屬於他們本性的或好或壞性格完善了或者墮落了，這就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可是，這樣基礎性的不平等在當下我們討論人類不平等的時候，卻被忽視了。
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
雖然有上述眾多的不平等，但是這樣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用物質分配的任何平等方案來解決的。把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眼界局限於所謂的經濟基礎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還聲稱其它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此決定的，這種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實在是過於狹隘、一廂情願了。
此外，正如布坎南所說，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特定年代下的社會思潮和理論，其產生的環境以及發展基礎都離不開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和理論。但是就其性質而言，它並不是特定物件的代表，而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將作為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同政治化和範式化的‘華盛頓共識’相等同。前者是學術上獨立的政治理論思潮，後者是建立在政治現實之上的理論實踐。前者只是為後者提供理論基礎和路徑參考，而理論的實踐往往要在理論基礎上加以考慮眾多的其他因素，從而選擇性的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加以肯定、實踐和宣揚。因此，二者之間的差距顯然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微小。這正如中國古代正統思想之於儒學，不能因前者腐朽落後、殘害人性，就給儒學戴上一頂沉甸甸的道德帽子。
而在形形色色的挑戰中，新自由主義面對的最大問題，恰恰是上面所提到的資本主義，如何將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實現有效的結合，從而使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自由主義的目標不相背離，這是每一個新自由主義者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
資本主義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崇尚的精神之一，否則它不會在過去三十年如此深刻地改變中國。在歷史的發展中，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也經常以整體的面目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直接後果是，加速了全球的產業分工和資本流動的步伐。產業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資本的快速流動，必然需要政府對其進行規範和管理，這也就傷及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但是如果政府不對產業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資本的快速流動進行必要的規範和管理，那麼市場的運行必將陷入混亂，最終可能導致國家經濟陷入不安全的狀況當中，也將反過來令國家要實現自由和平等變得愈來愈難。
自由與平等
但是，注重自由並不意味著放棄平等。在中國，很多人喜歡稱自由主義為右派，成為社會不平等的代名詞。
羅爾斯和其他自由主義者卻認為，自由主義不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作出無原則的妥協，而是同時重視自由和平等，並視兩者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從而推導出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例如羅爾斯便主張，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滿足他的兩條原則：（一）每個公民都應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二）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公平的平等機會原則及對最弱勢者最為有利。在這樣的社會，公民不僅平等地享有自由民主，同時彼此關懷照顧，沒有人會因為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偶然因素影響而受到不公平對待，每個人都能夠從經濟發展中得益。
在海耶克的眼中，平等不能簡單地與收入和財富直接掛鉤，而應該更多的理解為競爭機會的平等，即每個人在市場競爭或其他場合中都享有同樣大小的參與機會、獲勝機會和被挑選的機會。並認為，機會平等上的競爭才是提高效率的源泉。
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明白，自由主義重視的平等較左派更合理，因為它要求的並不是簡單的結果平等，而是在致力緩和人與人之間先天和後天的差異後，容許每個自由人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自由主義的平等，體現在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社會平等和在公平合作中廣泛體現的平等尊重。
自由與民主
在與自由相關的問題上，民主是一個總也繞不過去的方面。由於二者都堅持法律應平等的對待所有人，並不斷地對法律賦予特定階層的特定人群特權的行為加以反對，因此二者的界限並不是很容易區分開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學家對民主抱有深切的懷疑。因為他們相信由大多數人主政的政府，常常會傷害到市場的自由，也會帶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市場是不安全的，或者經濟是不自然的。因此要想方設法在政府的權力方面設一些緊箍咒。他們認為，在民主國家裡面，經濟和金融部門應該儘量脫離政府的體制，這樣就能夠保證經濟部門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另外，處於對政府效率低下的擔心，他們主張將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外派或者私有化，那麼這些服務將不僅會得到提供，而且將得到有效的提供。
而在海耶克看來，民主大致符合自由主義的要求，但是民主與自由的差別在於，民主並不是自由，民主本身也不是自由主義的目的，而只是一種比較可欲的政府形式。
將民主推及到民主制度--指各代議機構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程式性規則，保證各種政治結果都能反映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從民主制度建立之初的社會環境來看，其在保護公民自由免受封建君主特權侵蝕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但是，在當今時代，民主發展卻趨向於另一個方向。在民主制發展的漫長歷程中，由於人們只看到了民主的形式，漸漸將實現民主的形式作為目的，而將實現自由這一原始的目的拋在了腦後。於是，民主開始走向異端，主張用一種多數意見去解決任何特定問題的權利，而放棄了憲政原則--憲政的根本就在於用恒定的政制原則限制包括民主代議機構在內的一切權利，它已經構成了對個人自由的嚴重威脅。
是恢復，也是重構
而在統治階級或者說是社會頂層精英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動機上，哈維給出的解釋是，旨在實現國際資本主義重組的理論規劃，或旨在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並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正如杜梅內爾和列維曾經說過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重新恢復階級權力的計畫。
但是，在這之後，哈維卻列舉了一個戴卓爾夫人的事例。戴卓爾執掌英國之後，採用新自由主義理論，打擊了英國一些根深蒂固的階級力量形式。她發對原先的貴族傳統，而與魯莽的企業家和新興的富人站在同一陣營。同樣的事情在美國也發生著。在美國，金融家和大企業行政總裁的新生力量和重要性，以及一些暫新部門所迸發的巨大活力，深刻改變了上層階級經濟力量的核心。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化過程帶來的，有時並不是舊有的階級利益的恢復。正如哈維所說，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帶來了階級力量的重建，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力量恢復到同一批人那裡。
而在我看來，雖然這種意義上的恢復或是重構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意義不大。但是，由於精英之間為了實現自身階級利益的恢復而展開的角逐，在法律的框架內，很大可能性上是以經濟的角逐實現的。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定然會更加激烈，而激烈的市場競爭會進一步拓展市場的自由度。其次，市場乃至國家階級力量的重構和轉換，至少給市場經濟的轉型和更加繁榮提供了一種可能，即在一個更加廣闊的平台上實現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國家干預與自由主義之度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什麼樣的政府行為才是恰如其分的呢？正如海耶克反對給出一個明確細緻的量化標準，而主張通過漸進式實驗的方法來尋找政府（這裡指是廣義上的政府）在市場中的合適位置一樣，鄧小平也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類似理論。
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政府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對市場的自由進行干預，這個行為的度並不是量化固定的，而是相對動態的。因此，通過漸進式實驗來尋找自身的位置，成為政府在干預市場的情況下所要必須的經歷。
但此過程中的政府行動應當在法律的全面監管和約束之下。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法制意識的淡薄以及法治推行的缺位，政府行動的過多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構成了對市場自由的干擾。就中國目前而言，政府應該給自身以及市場的行為建立一個穩定且持續的法律框架，盡可能減少人為的不確定性，以加速市場向規範化和制度化方向轉軌。
此外，很多反自由主義者有一個誤區，認為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此，海耶克進行了反駁，他不否認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應當有所作為，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差異。在他看來，真正衡量政府介入的標準並不是其行為的量，而是質，只要政府行動以增進市場的作用以及與自由主義制度賴以為基礎的原則不相衝突為前提，那麼，政府行為的介入還是相當必要的。否則，寧可不需要政府行為的介入。
而在另一方面，與古典自由主義相似，新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在法律下面的自由。人們可以追求自身原始的興趣和欲望，只是要受到一些法律的約束，以防止他們去侵犯別人的自由。也就是說，自由主義並不是無政府主義。但是，反過來，無政府主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自由主義的極端方式。總結為一句話，就是自由主義的自由觀是一種法治的自由觀，它限制每個人的自由，以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樣的自由。
自由主義與中國的現狀和未來
今天中國的國家制度控制著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的幾乎所有領域，它包辦了所有的公共事務和大多數的經濟事務。國民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公共服務談不上有任何的選擇餘地。而公共服務提供的品質是否能夠得到提高，關鍵卻恰恰在於公眾是否有機會能夠參與到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監督之中。
而在缺乏自由的前提之下，談公共服務應該由誰來提供的問題，無異于天方夜譚。在當下的中國，鐵路由國家提供服務，認為私營企業罔顧了許多未能獲得利益的少數人的需求。但是，政府的服務最終帶給我們的，確是永遠登不上的12306。
自由赤字根本使我們無法信任任何公共服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許多政府服務機構經常埋怨公眾對於公共服務吹毛求疵：可是既然政府已經包辦了所有的事務，難道它不就天生地應該對所有的事務負責任並且接受所有的抱怨和攻擊？
將自由赤字放大之後，我們會發現一種普遍社會心理的一個緣由，那就是對於政府強烈的缺乏信任感。政府用大量的央企、國企包乾了絕大多數的高利潤行業，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民生的改善卻成為民眾厭煩的形象工程。而央企、國企在種種作為，例如員工高工資高福利、壟斷但是仍然貪婪的要求漲價、在市場競爭中無視競爭規則等等，都讓政府在民眾中的形象大幅受挫。
眾多反市場經濟學者反對自由化，並拿近期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為例，說明市場的自由化帶來的必定是市場的無序。而在我看來，這一切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政府的過多干預才使得此番世界金融危機來勢洶洶。西方國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損失巨大，原因就在於它們對於市場的干預已經超出了它們本身應當所做的；而中國之類對於市場有強大干預能力的國家，之所以損失比較小，是因為政府的強大的干預已經將市場本身對於社會資源的配置能力排除在外，而並不是中國式監管之下的市場有很高的抗危機能力。
據此，中國需要做的還有很多。比如，放鬆市場管制，推進市場的自由化；再比如，建設服務型政府，實踐服務，而不是掌舵，將政府活動限制在市場之外。總之，即使面對金融危機，政府也應該更多地給市場一個自由的自我恢復的環境。政府要做的是防止社會動盪的出現，所以錢應該直接花在貧窮的、失業的、遭受損失的人身上，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如此，政府和市場就會相安無事，經濟會緩慢的自我修復，政府權力也不會急劇膨脹，乃至於取代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角。
一切正如學者周保松在《當代自由主義》中所說的那樣，在今天及可見的將來，中國人將面對兩重挑戰，一是政治上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二是資本主義市場對人的剝削和異化。自由主義恰恰在這兩方面，都能提供非常豐富的道德資源，供我們思考如何面對和批判這兩重壓迫。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改革上，我都不認為右派自由主義和左派，能夠較自由主義提供更好更合理的方案。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01569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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