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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2 October 2012

莫言获奖具有终结时代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1、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具有中国意义的大事，无论从文化的立场抑或从政治的立场上看均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刻而巨大潜能的大国，历经百年折腾，在放开禁锢三十年之后，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已为世所公认。莫言的获奖标志着，在稍稍放开束缚的情况下，历三十年建设之后，以世纪历史为养料的中国当代文化成就已为世人所觑。这是中国的成就、中国社会的成就、中国人的成就、中国创造力的成就的自然展现，非其它特别力量所可以邀以持功的。所以，莫言的此次获奖具有中国意义。

2、

谈莫言获奖不能不谈莫言文学的基本内容。莫言文学的基本内容是人，其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现实与人性要求的根本颉抗，而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现实与人性要求的根本颉抗在其作品中的反映尤为明显、尤为充分，构成他的作品的主体。我们不能因莫言是中国作协的在册成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而对他文学描写的此等基本性质予以否认。对人性的关注、对普世价值的要求，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根本要求，中国社会的体制转变必然遵从这样的方向，顺乎这样的潮流。

莫言获奖对中国近代文化具有终结意义。一百年来的以胡适、鲁迅为肇端的中国文化两个营垒的斗争，自莫言获奖始已然初步取得了主体上的融合。批判那种对中国唯破坏意义的政治理念及政治实践，不唯是在野文学（文化）所坚持致力于此的，也是在朝文化趋于大势所致力于此的。不能不指出的是，以普世价值和人性为旗帜的批判势力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其文化成就并无足可彪炳史册、且可彰显于世界的发展成果，而以莫言为代表的在朝文学努力者的此类成果已然垒积成山。

3、

莫言获奖，不仅是一种文化宣言，也是一种政治宣言，表明附庸于某种政治的文化力量以渐变的形式完成了它的彻底背叛，剿的方式，抚的方式均不能改变其质。接下来的问题是，政治以何种方法、何种途径改变自身。因为，无论如何，政治必须附膺于社会的要求，而文化恰恰是经过精细过滤的社会要求的精明的体现。

2012年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薄熙来的政治殒落，二，莫言的文化飚升。这两件大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百年运动都具有总结性的结幕作用。薄熙来与莫言，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代表体制深处的至高层次，一者上演可耻的悲剧，一者上演光明的喜剧，均以震动世界的方式，从骨头深处揭示着体制的尴尬，宣布着中国面于历史的痛苦告别。

4、

近二十余年来诺奖已多次授于国人。堪为有趣的是，诺奖授之于达赖、授之于高行健、授之于刘XB都曾受到当局者的抗议，认为是对它的政治的敌视。这样的认识还“殃及鱼池”，认为诺奖评委会的作为受到瑞典政府的背后支持，以致于多年来与瑞典政府关系极为不洽。

此次授奖于莫言，当局大为兴奋，因为莫言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局者便认为这奖是授给当局的，从反乎其常的一连串表态中不难看出，他们不但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胜利，也是中国体制的胜利。

世上最傻的自欺欺人者莫甚于“皇帝的新装”下的皇帝了。此次又有历史重演，莫言获奖之际，那被莫言作品赤裸裸、血淋淋地剥下伪善衣装、露出狰狞面孔的人，竟认为对莫言的褒奖也是对他的褒奖！

5、

当局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良具心的认识也是正确的，该委员会持之不懈地关注人类的命运，并“不自量力”地以诺奖作为撬动地球的杠杆，企图改善那些遭受蹂躏最严重的地区的人类的生活。不幸得很，数十年来，红旗招展下的中国成为他们特别关注的地区。他们将和平奖授之于达赖，是有些可笑，达赖是一个流亡宗教领袖，对中国国内能够产生多少影响？他们将文学奖授之于高行健，高行健几为国人所不识，又能对中国产生何等影响？授于刘XB，意义虽然深刻，但那些关注温饱并不从深刻层次关注政治问题的中国国民，对此一脸茫然。

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意为之的打击，那打击的力量并不大，至多只有导向作用。此次却不同，莫言的小说不胫而走于偏街小巷，穷乡僻壤，是一般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在文化领域，小说是一种较低层级因而普及性较强的文化形式，它完全可能象《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渗于茶余饭后，渗于夫妻床榻，渗于茅厕的边沿，其对中国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打击才是真正的打击！

6、

诺奖的此次甄选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也正当其时，正当其势，早一些条件不成熟，晚一些则迟滞于形势。所以，诺奖评奖委员会的智慧睿断应当受到全人类的欢呼！

从全世界的精英当中，甄选最优秀的人物是不易的，甄选中国的最优秀的人物尤其不易。与全世界普遍的情况不同，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左翼和右翼受到不同的政治待遇，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存境遇。如何在铁幕蒙蔽之下厘清二者发展成果之高下，如何将其生存境遇结合在一起考察发展成果的人文价值，在朝者的努力与在野者的努力，其意志顽强度的价值评判又当如何量断？这对诺奖评奖委员会来说是颇费踌躇的。

但是，几经考察之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论对于当朝者文化圈、无论对于在野者文化圈，莫言对于此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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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野文化来说，三十余年来，成绩最高者为王小波、北岛，但无庸讳言，他们脱离大众，他们阳春白雪。此奖授之于他们或可更深的体现普世价值的人文精神，或可更准确地表明诺奖委员会的价值立场。然而对于一个特别关注人类现实命运的机构来说，将此奖授于他们，对于现实的中国又有多大意义呢？

我们也不能不说，较之于国内大多数文学努力者，无论王小波、无论北岛，他们作品的厚重程度（特别从与普通民众的结合度和创作量来说）都显得远远不足！

与王小波、北岛相相比，莫言对于此奖当之无愧！

8、

在朝文化中的代表人物，与莫言可以毗邻而居者为贾平凹。笔者对此也作了对比，作了考察。

贾以艺术为目的，以人和社会为原料，艺术是他的出发点，人和社会不是他的出发点。在这一着上，贾平凹已经先让莫言一步。莫言则不同，虽与贾同样出身于农家，但贾以低层出身作其高贵聪颖的点缀，自我爱怜，不乏造作；莫言则把幼年境遇默记在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悲天悯人的情怀，化作动力，数十年坚持不断。莫言的出发点是人和社会，艺术只是他的方法和手段，口中不能言的，以笔言之，理论不能言的，以小说言之，小说的一般方法不能言的，以魔幻主义方法借牛、借驴、借猪、借猴之口言之！莫言深心，瑞典人察之，中国更当察之！

9、

仅就艺术性考察，我初评在审美方面，莫言稍逊于贾。这是因为我未关注于莫言的早期作品。莫言早期作品（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以唯美主义为武器，寻求打开言论壁垒的突破口。其内心对人民命运的深刻关切，其为受迫害者代言的急切欲望，其对民生命运践踏者罪恶的有力控诉，是为当局不许的；唯其能够实际达到的唯美主义的艺术造诣加诸于作品之上，方能掩盖万一。除了他的农民、军人出身而外，这（美的造诣）是他在极端政治敏感的严重禁言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跻身于红旗下的作家队伍的原因之一。

由此，我们应当看到，在审美的价值方面，莫言并不逊于贾平凹。只是随着莫言在文坛地位的变化，其发表作品的自由程度日渐提高，其内心的本质追求愈来愈有条件彰扬于外——其穷凶极恶的破坏力、其屎尿横流的放肆性、其宏大叙事的历史攻击——这样的写作特点相对掩盖了他的美学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在他后来作品的宏伟叙事的间隙，在人物故事描写的空间地带，阅尽细腻描写的美的春色——或者景物，或者心理，或者神示，或者大自然的神秘，通过美的韵致，直透阅读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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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介于朝野之间的作家，他的立场、他对于历史是非的敏感较之于贾平凹和莫言都要深刻许多、分明许多。他的攻击是直接的，相对于莫言、贾平凹、陈忠实来说，基本上不再遮遮掩掩。余华刀棱分明，出手见血，直插历史黑暗的深处，利刃搅心在所不惜。我观赏以他的小说为脚本的香港电影《活着》，为中国人民所受苦难悲痛于心，于造成这苦难的历史势力恨蕴脏腑，连赏四遍仍觉意犹未尽。过去看国内张艺谋的电影多了，对葛优、巩俐的演技并无称赏。技巧是凭借故事的，故事是凭借故事的内涵本质的，他们的能力受到脚本的限制。看《活着》之后我改变了看法，我称葛优是民族英雄，代表一个偌大的民族，如此深沉地抒发了他们的哀戚和苦难！这实赖余华之力，英雄首先是余华，其次才是葛优、巩俐和张艺谋！

然而，就整个努力成果及作用看，余华是黑暗森林里势不两立的明晃晃的大刀，是万马丛中突破敌阵的剑刃。但突破森林，突破敌阵之后，有莫言作品所形成的丘山横亘在前，已然成为堵当恶敌的巍巍山岳，刀与剑则何与争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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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用笔作糊口工具的庸庸俗民，如何评价作家的历史地位，不是一般地看他的日常生活如何（除了人格大节），而是看他的作品价值和意义。评价莫言，我同意莫言自己的说法，要看他的文学作品，他尤其推荐他的《生死疲劳》，他说，那是他几十年的追求和思考。

莫言获奖之后，不少人以三事诟病于他，一，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二，法兰克福避与异议人士接触，三，对于刘晓波获和平奖不敢发声评议。我以为，莫言有莫言的处境和身份，他应以事业为重，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不必为彰扬义节，而破坏他为民族历史代言的万世之功。

莫言自己承认他是善良的、胆小的、怯懦的。卡夫卡因为具有“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以摧毁我”的怯懦性格，才导致他的伟大。我们应从莫言的作品看他对这世界的摧毁，不应当简单地嘲笑“司马迁”在权势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卑怯。在作品中，莫言的斗争是无比枭勇的，枭勇胜过一切同时代的持笔者。

或许，在某些时候莫言有些盲目，但文学形像永远大于思想，这是文学的特点，他的缺点不影响他的文学价值。近日我思考了很多，阅读了很多——六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持久的惭愧，我们与莫言一样，都是时代的殇者，共同结成中国的光荣伤疤，但毫无疑问，莫言对伤疤的构成贡献更大。

我们不应当苛求于莫言，一切伟大者都是平凡者，都是有缺点的人，莫言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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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莫言先生有许多应当改进的地方，尤其是，自己已经是诺奖获得者，且获奖的意义非同一般，中国的前奖载入史册的确定性尚可存疑，莫先生之奖定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笔，局狭于原来的自我何能对待起中国历史？

从莫先生的言论及作品看，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尚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只要不失诚实，以文学形象大于思想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缺点尚无碍于大局。但诺奖之后，将是一代文化巨人，思想与政治指导的责任加诸其身。如有所误，则误于国家、误于人民、误于历史，岂可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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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莫言先生思想功底的尚显不足。回答《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莫言谓：它（指“讲话”）在推翻那个腐朽政权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最根本的腐朽是政治理念的腐朽，而并不是其它。历史已经验证，什么样的理念导致了莫言小说笔下的恶行发生、人民的灾难发生。莫言先生应有深悟。政权的更迭，有其更为深入、更为具体的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历史原因。胜败所导致的痛与福是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看明白的。《生死疲劳》所反映的那样普遍而深刻的民族灾难，有其三日以前的原因，三年以前的原因，三十年以前的原因，膏肓之疾，定非源于昨日风寒。莫先生当有此智！

在莫先生的《檀香刑》中，将袁世凯当作重要的罪恶魁首描写，也有失妥当。百年以来，中国宪政道路历尽曲折，今天陷入死胡同。不少学者向前追溯，询问历史的原因，包括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毛泽东在内的正反面人物都受到历史的反诘。故对袁世凯这一人物小说运用，当是非常谨慎的。特别是，小说的写法非常灵活，非“袁世凯”之名，而以其他名称代之，对于高手绝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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