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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7 October 2012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

2012年不愧为预言中的特殊之年，玛雅人关于地球更新净化的预言和美国大片《2012》，令人震撼和不安。但对中国大陆而言，2012年可谓“承前启后”。

首先是重庆事件官场地震。从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到3月14日“两会”结束温家宝记者会揭出重庆问题，旋即大陆官方政治明星薄熙来被免职，一连串突发事件让人眼花缭乱。大陆官方官场的大地震引发国内外巨大反响，各种猜测传闻不断，使得中国政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重提政治改革。自2011年底开始，一些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反思30年改革，其中标志性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课题组于《中国青年报》上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首度公开指责“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由此导致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才能继续改革的问题浮现。不仅如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延续自己以往的作风，高调宣称政治体制改革，表明在政改问题上温家宝已不再孤立。

这意味着：其一，本来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中国模式”一度被官方广泛吹捧，甚至当作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标本范例；重提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否定了原来的“成果”；其二，经济特别是政治领域怎么改，目前并无看得见的方案，将是困难重重，且突出而敏感。三，军方动向不同寻常；《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文章，综合起来有四点：（1）军队要坚决听从胡主席指挥；（2）军队参与维稳工作；（3）加强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4）要在“政治斗争”中站稳立场。一场“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军推行。显然，这些都是眼下政局变化所必须的。四，反击极左和文革余毒；表现为：（1）温家宝警惕文革复辟重演的告诫；（2）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宣告解体；（3）毛左网站、极左人士某种程度上被噤声；发生在贵州毕节的某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文某，一句“为党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引来大批声讨之声，这在过去都是很少有过的，连人民日报编辑都直批“是封建残余”！此前河南某官员质疑记者“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大概也未曾引发喉舌媒体如此强烈的批评。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的控制出现松动迹象，一些被视作政治上最敏感的早已被噤声屏蔽的词语，时断时续显露于大陆官方严加控制的网络上，新变化已经出现。

以上变化，虽然有王薄事件的因素在里面，但无论如何引人注目，给人以瞬息万变沧海桑田之感。而且，一个更重要之处在于，根据中国古代“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天象带动下的产物，所谓“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投下的影子”。这样看来，在天象变化之下，中国必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变。

薄熙来事件令人回想起文革。在文革的几年时间中，造反派出身的政治明星换了一茬又一茬。最终他们找了个政治白痴王洪文，需要的时候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人民受愚弄的程度，和现在人民的觉醒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某些统治者没有毛泽东那种忽悠老百姓的水平，又想使用已经过时的毛泽东的手段。

说到中国现在的局面，改革就是革命；不真正地改就会有暴力革命。这和去年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说透彻一点，邓小平的改革，就是看到了共产体制已经失败了，不得不回到了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过去，地方上以绅士精英为主导的小范围的民主，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集权统治。而在中央则是以考试为标准集合起来的一群精英，以朝廷和各部委监察部门为议会的方式辅助皇帝进行决策。也是一个有时会中断的小范围的民主。这种模式比较适应大多数是平民而不是农奴的中国社会。

这比西方同时代的贵族加教会的，适应农奴制的统治方式要先进一些。所以能够在西方民主制出现之前维持了两千多年。在西方的民主制出现之后，回过头来看它的缺陷就很明显了。中国人在亚洲和世界上最早接受西方民主的思想，和这种传统的小范围的民主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西方近代法制文化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还是受到中国法制文化的启发。在西方现代民主化初期，文化精英们很羡慕中国的法制文化和统治技术。反过来说，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法制。和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在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西方人发明的民主制度后，当政者还用皇帝那一套就不能说服人了。意外的是一套异端邪说，让很多中国人误入了歧途；又因为意外的国际局势和美国人的愚蠢，毛泽东们得到了机会试验他们的异端邪说。这从一开始就非常失败。两千多年的平民社会文化，使得中国人特别不能适应类似于欧州中世纪农奴制的共产主义统治方式。从执政开始的几年，当政者就意识到了问题十分严重：一些人想退半步走向资本主义，而另一些人认为是没有彻底实行共产主义才出现了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所谓的路线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胜利了。文革后，国家面临崩溃，而不得不选择新的道路。按照中国人一个世纪的希望建立民主制，那就必须放弃一党专政，当政者当然不愿意。于是，他们只好拿出老祖宗的一套模式——小范围的精英民主，来对大多数人民实行集权统治。这在西方民主制出现之前，也是可以和市场经济配套的统治方式。它的特点和缺点就是必然会压制反对意见和不能很好的保障人权，违反基本的人性；因而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很快就走到了头：矛盾尖锐，民怨鼎沸。

在现在的人类大格局下，在中国不仅是精英，连多数老百姓也觉悟到要追求民主的前提下，再玩那些过时的花招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的思想上已经没有容忍玩花招的空间了。因为中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准备好了实行西方模式的民主。曲折的道路现在已经走到了头。历史证明了孙中山的那句话：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当政者需要选择的是顺之还是逆之。

这个是关键时刻，薄熙来事件发生了。

毫无疑问，薄熙来事件给中国政府制造了一推难以应付的烂帐。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斯坦利·洛布曼在《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发表博文，题目是“薄熙来给重庆的礼物：一大堆司法烂账。”洛布曼写道：“薄熙来给北京不仅仅是让北京背负上一个政治大丑闻，而且也留下一大堆严重的法律问题，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大都来自薄熙来所发动的‘打黑’运动。重庆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所推行的那场打击贪污腐败和犯罪团伙的大运动从各方面来看都牵涉滥用法庭和警察。除了薄熙来本人的违纪犯法问题之外，中国政府还面临一个难题，这就是如何处理过去三年被控犯罪并可能受到不公正惩罚的那些人的问题。”“（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当局）十分严重地任意滥用权力，导致数以千计的人被宣判有罪，罪名是参与犯罪团伙。重庆的打黑运动导致5700多人被捕，2009年以来有110亿美元的非法资金被收缴。中国法律学者童之伟则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则说，在‘打黑’运动中，重庆市委的官员干扰司法程序，‘明显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国当局从重庆拿走了薄熙来，但薄熙来在重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对中国当局构成严重的挑战。目前，已经有人从中国国内和国外对他们所说的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当局执法犯法的行为提出法律挑战。重庆不仅仅是重庆，重庆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重庆。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大张旗鼓地推行所谓的“唱红打黑”运动虽然可以说是重庆特色，但以党代法、将法律视为不值一钱、对中国公民毫无保护作用的虚文，并非重庆特色，而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特色，甚至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甚至明确警告外国记者在中国“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或政府至今没有对这一说法作出否认、道歉、或澄清。在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看来，重庆问题和薄熙来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地或一人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牵涉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林和立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和教育机构詹姆斯基金会网络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薄熙来和重庆问题显示中国政治制度病入膏肓，假如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就难以解决或处理这样的烂账。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发表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的报导，表达了与林和立所见略同的看法：“有关薄熙来的连续剧让全中国看得欲罢不能。这出政治戏剧远远没有完结。”重庆经济模式其实并无新意，不过是在把玩土地和金融，继续在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财政上狂飚突进，没有丝毫的创新和改革，而且可能导致未来十分危险的局面。

十分危险的局面表现在哪里？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腐败，也坦承政府在反腐工作上的成效与人民的期待有落差，他特别强调，腐败问题解决不好，政权可能“人亡政息”。温家宝指出，官员腐败问题突出，特别在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资金资源管理权集中的领域。

温家宝坦承在当前的反腐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有较大差距。

众所周知，大陆的腐败是制度性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到了全面爆发状态，制度不改腐败问题无法解决。对于民间相当反感的近百亿“三公支出”，也就公费出国、公务车购置及公务招待费的消费，温家宝指示要实施零成长，并禁止用公款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也禁止超标准使用和豪华装修办公室；禁止用公款蒐罗奇花异石和高档艺术品装饰办公区域。然而，不改革是没有办法惩治腐败的，比如说像薄熙来这种人也喊过反腐，甚至打过黑，但事实上打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把他们的财产拿过来，由薄熙来和他的家族来控制。

如果当局要反腐，就应该立足于自身制度建设，而并非立足于一些比较虚伪的东西。任何人给自己做手术，这个手术肯定做不下去，所以说真的想反腐的话，必须从现在的制度着手，也就是说从一些大的政治制度的改变上要着手，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些小的调整就可以达到反腐的效果。

面对目前大陆官场积重难返的现状，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公开承认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学习时报》发文尖锐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作为中央党校直属单位的《学习时报》，其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校长习近平的态度，这也说明党内也看到了所面临的危险。

据报载，随着中共十八大临近，政治改革再次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焦点。继呼吁中国亟需暴风骤雨式改革之后，《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改革不及时或不彻底，中共将失去民心。而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必须有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舵手、旗手杀出一条血路。不敢冒险，改革家就不叫改革家。

另据德国之声9月26日报导，习近平曾找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和他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胡德平认为，中国所累积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他向习近平提出：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的改革建议。

有分析认为，目前大陆官方的价值观混乱和沦丧，既无法重新捡起传统的伦理体系，也无法依赖150年前源自西方的破坏性理论（其理论的核心依靠的所谓无产阶级，完全成为了拥有巨额资产的无耻阶级），导致了执政当局思行失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时代真正呼唤的，不是舵手，而是适应时代、能够指导本民族变革并成功走向未来的理论体系，能够将社会逐步引向法治轨道的一大群“志士”。由于改革派的前提是维持统治，因而在改革的问题上首鼠两端。

而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主要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