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陽光時務:國教科風波中的陸港疏離

Tuesday, 11 September 2012

文 / 宋志標

上週五的九月七日晚，十二萬香港人有秩序地圍聚政總大樓，要求撤回被疑為負有黨化使命的國教科目。這次活動聲勢浩大、主旨重要，其效應逐漸累積與放大，影響波及處，深度捲入香港各階層，各種政治勢力不得不對此亮明立場，史稱國教科風波。

單從香港社運的線索和歷史脈絡看，國教科風波的意義或可歸納如下：它是香港人借自由之名展現的對黨化教育的強烈逆反，是香港人構建香港主體性的大規模運動，是在大國意志與國家語境下的“文化解殖”，是香港人鞏固自主的城邦政治的絕望之呐喊。

十二萬人之於七百一十萬總人口，比例不可小覷，社會脈動與政治籲求清晰有力。然而，一旦國教科風波觸及大陸情緒，激發起國族爭議，則將香港議題帶入了極其喧嘩的喧囂中。圍觀者發現，香港回歸十五年、大陸建政六十三年，國民教育竟是一筆糊塗賬。

就在香港人圍攻政總時，大陸人正熱衷收看音樂選秀電視《中國好聲音》，熱烈地評定節目元素。其時，雲南發生五點七級地震，不斷增加的平民傷亡較之選秀節目，並沒有受到恰當關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陸網民會對香港發生的事情更有瞭解的興趣。

國教科風波在內地微博上的傳播，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被當做新奇的事件急速轉發，新浪微博等則在給予五分鐘左右的“存活”後，果斷刪除。二是議論一邊倒地傾向於同情港人，支持反國教。三是異議加入，運用辯證法解析港人行為，隱含責備，觀點與立場交鋒。

部分大陸人對反國教的理解與支持，來源於自身成長經驗中的黑暗部分，香港人的抗議映襯出他們的過去和現實，激發出的是對規馴的不滿，他們對事態的理解出於同理心。這種反應延續了廣義自由主義的立場，來自香港的事例為鞏固這一立場提供了新鮮的佐證。

隨著支持反國教的傳播高峰衰減，出現了對國教科的不同意見。這部分質疑沒有超出預料，常見的問題意識已經在香港方面都有詳盡的解釋。比如，並非每個國家都推行國民教育，等等。可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大陸人在半途加入議程時，顯出了認識上的隔閡。

更大的問題來自於，經受了國民教育洗禮的大陸人並不認為國教成為問題。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普遍的看法是：黨化教育並非像渲染的那樣可怕，香港人的反應是否過激？這種看法隨即被推翻：貫穿了意識形態的國民教育，即便未被接受，但它成功營造了規馴的統治結構。

這還只是技術討論範疇，針對香港人的、更廣泛的反問在於：香港既然是中國領土，為什麼不能進行國民教育？即使內容不當，也不能否定國教的正當性。這一類型的看法最常見，哪怕是同情港人反對行動的大陸人，也在這一種邏輯的支配下看待事件。

秉持此種邏輯的人並非全部是國家主義的粉絲，他們對政黨、政府與國家的分野相當清楚，甚至也支持港人治港。他們出於樸素感情而對國家懷有認同，對港人未能產生哪怕是純粹的國家觀念感到遺憾。應當講，持有這種國家認同的人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

這個觀點其實在支撐港人的一個訴求，那就是在撤國教的同時，恢復中史課程。後者在當初撤銷時，未作有說服力的說明。等到國教科動議起來後才驚覺，撤銷中史科原來是為國教鋪路。這個背景在大陸的爭議中少被提及，造成了誤會，加重了善良人的偏見。

如此這般，國教科在大陸和香港論者的虛擬爭論中，就成了不同國教背景的人對國教的立場之爭。在大陸這方面的看法中，香港反國教運動被當做不合時宜的舉動。實質上，香港人的城邦意識未受到尊重，大陸論者用國族的一般解釋置換了港人的主體性焦慮。

換言之，大陸對港人反國教的看法是：怎樣讓香港人具有國家觀念？而香港人的原意卻是：怎樣確保香港人成為“香港人”？兩下在不同維度上看待香港人的角色定位，這導致的結果是：即便兩下在反對黨化教育上有一致，也不能掩蓋在實現香港自主的路徑上存在分歧。

不得不說，在討論香港議題時，大陸人的思維被國家觀念“綁架”了。在不預設國家的前提下，他們已沒有能力在“一港互表”的基礎上進行磋商對話。這對大陸也許是自然而然的，卻讓香港人不得不重複面對“內部殖民”的堅硬牆壁，得不到真正的理解。

如果把香港比作抵近大陸靠岸的一艘船，十五年來，大陸人對香港的認識仍然局限在主權的概念裡不能自拔。從二零零三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到年初的陸港“雙非”風波，再到現今國教科的陸港爭議，接觸愈深，對香港誤解愈深，大船靠岸的震盪越難消除。

國教科爭議波及大陸，加重了我的一個印象，香港在陸港討論中正在被矮化為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這一方面證明了大陸“國民教育”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隱含了風險所在。我們既無法在政治上、也無法在生活方式上理解香港，所有人只好被動應付並疏離。

2012年9月1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