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赫鲁晓夫的下台
1964 年 10 月 14 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同事们联手逼宫，迫其下台。他们厌倦了他的辱骂和“轻率的计划，不成熟的结论，脱离实际的草率决定和行动……喜欢人治，不愿考虑行之有效的科学和实践经验”。由于中国人喜欢把中苏论战人格化，把大部分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他们很快向莫斯科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周是涉足中苏论战最少的中方领导人。但是，周恩来在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其他继任领导人的会谈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将继续实践《人民日报》所谓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在毛看来，更糟糕的是苏联人也把冲突人格化了。据说苏联国防部部长在喝醉了酒后，对中方代表团成员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样子，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在 1956 年时，毛担心去世后会像斯大林一样受到非难；在 1964 年时，他有理由怀疑自己在去世前就像赫鲁晓夫一样被赶下台。无论如何，对苏联领袖的指控会以更大的力度使之于毛的身上。
此时的毛与他 20 年前成为党的主席时已经迥然不同。那时的他深得人心，是他让党在历经多年的内讧后实现了统一：1945 年延安“七大”上形成的领导层经历了 1956 年 的“八大”，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文革前夕的 1965 年 。 到 1950 年代中期，毛似乎还能容忍政治局内的辩论，甚至接受经济政策上的失败。但是，此后他就改变了对待同事的态度和做法。在大跃进的悲剧上演前，他撇开了谨慎的计划制定者，不顾周恩来总理的颜面，强迫他做出检讨。18 个月后，毛又对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大发雷霆，解除了这位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英雄的职务。1962 年，当他判断大跃进的灾难已经结束后，就打断了国家复苏进程，迫使其同事们接受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毫无疑问这是人治。在一位刚愎自用、不容质疑的主席面前，无论如何，由革命老战士所结成的同志情谊都要被胆战心惊的情绪所代替了。毛可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同志们的恐惧，也许他还欢迎这一点。然而，赫鲁晓夫的倒台应该提醒他，这种恐惧也许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从此，对于他本人而不是对政策的忠诚，成为对待主席的试金石。
从这个观点来看，周恩来等“右派”的忠诚要比刘少奇等“左派”的摇摆更得到青睐。对待主席的不同态度要追溯到革命年代，由于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不探讨这些话题，只有通过考察历史记录才能推断其来龙去脉。
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早期，周是毛的上级。周那杰出的才能、出众的魅力、不竭的精力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27 年他进入了政治局，那年他才 29岁。那一年，他在上海和南昌流产的起义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诞生。随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城市中扫荡从前的盟友——共产党人，周来到了毛在江西省的穷乡僻壤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地区。他最后迫使毛靠边站，正是周在 1934 年 10 月发布开始长征的命令。
尽管周在那些年里具有显要的地位，他似乎从来没有夺取过党内最高权力的职位。相反，他连续担任了几任总书记所信赖的副手。在上一任倒台后，他都会机敏地与下一任合作。如果有必要，他会为支持以前的政策而进行自我批评。也许周觉得自己长于执行而不是制定政策，也许他只是厌恶风险。或许，在 1935年 1 月毛崛起而夺取最高领导权之时，周就意识到那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前途的人物出现了，而他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足的。此后，他一直追随毛的路线。一旦发现自己有所背离，比如大跃进之初，他就进行自我否定。
早在文革之初，周就显示出他完全理解毛最重要的要求：“晚节不忠，一笔勾销。”这位总理也许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毛的政策，但是他从来不表示反对或提出质疑。毛的医生把两人的关系描述成“主人和奴才”的关系。
另一方面，刘少奇“接受作为毛的下级的地位，但是显然无意于放弃自己的批判能力”。刘在党内有独立的地位，其晋升的路线不同于毛。毛很早就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刘采取了传统的列宁主义路线，在城市中从事新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作。两个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毛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醉心于斗争和军事行动。 “有点书生气，喜欢沉思、沉默寡言，但是却坚定不移”，性情坚忍克己，刘则“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实干”一步步升上来的。身居高位，却不显山露水，他完全内化了组织先于个人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文革所要根本否定的。
刘和毛这一奇怪的组合，在 1930 年代后期走在了一起，那时他们发现在一同对抗莫斯科宠爱的领导人，他们是一致的。毛一定认识到了他这个新盟友的组织才能，因为刘在 1940 年代早期的整风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运动旨在重新教育中共接受毛的领导。在 1945 年党的“七大”上，刘的政治报告是一曲对毛思想的赞歌。从此开始了对毛的个人崇拜，而主席正是凭藉着这种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对刘和其他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和周一样，刘在神化毛的路线方面并不总是成功的。在 1960 年代早期，他热情地支持了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却就其目标和手段与主席展开了争论。在自己费尽心思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器里，刘拥有稳固的基础。在毛的心目中，刘一定是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能够在背后暗算自己。
“九评”之九
“九评”
毛主席对刘第二个不满的原因是：毛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洗农村干部已经不感兴趣了。在他看来，那些干部只是多吃多占而已。他更关心的是，党员开意识形态的倒车，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的观点发表在抨击苏联的第九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援引了苏联媒体上的内容，证明苏联的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攻击。如果苏联领导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话，那是不足为奇，也不值得惧怕的。然而，苏联领导人鼓吹物质刺激，容忍收入的巨大差距，以攻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用资本主义的管理代替了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一切都表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空前危险应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敲响警钟，像中共这样的政党将努力防止出现这样的“和平演变”。
这篇论战文章基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举了 15 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则，但是这还不够。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破产的黯淡前景，这也正是发动文革的理由。这篇论战文章也暗示了向后代灌输毛主义原则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19/mao_last_revolution_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