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中國憲法更不如
先說國民教育。有關教育局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的種種漏洞，民間社會已有很多文章談過。筆者最喜歡的挑戰，則是來自中文大學曾榮光教授的分析。他指出指引要求提高國家認同，卻又胡亂把國家認同等同於民族認同，而這個民族又是建基於狹義的文化甚至是血緣想像。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列明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更要警惕大漢族主義。然而課程指引的基礎，卻恰恰沒有警惕這一點。換句話說，國民教育指引的國族想像竟然比中國憲法的更不如，猶如教導學生違反中國基本國策。
國民教育有如潘多拉的盒子，有些本來隱藏在主流愛國論述當中的矛盾和虛無，一下子全部都被翻出來。支持國民教育的位置固然難以站穩，反對的要自圓其說其實同樣不易。例如不少論者常常義正嚴詞地聲明他們「愛國不愛黨」，意圖把國家觀念和政權分割，但在今天的中國又可以如何辦到？單看這次保釣人士帶上的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結果惹來海峽兩岸均不討好，就看到國家觀念和政權效忠如何密不可分。所謂的「愛國不愛黨」，這個國是指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你選擇前者、後者、兩者皆是還是兩者皆非，你都正在對當前的中國政治歸邊表態啊。
把這種質疑推而廣之，則可以引發一些相當奇怪的後果。例如許多無論支持或是反對國民教育的論者，都會表示學生認識中國無可厚非，只要這個認識著重於文化中國即可。然而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則大可以讓忘記疆界，讓學生把中國文化當作如同非洲文化、客家文化，甚至同志文化等和國族毫不相關卻又充滿生機的身份認同來認識。筆者倒是相當懷疑，如果我們忠實地執行這種僅限於文化中國的國民教育，結果教出一個既自稱對中國文化相當自豪，同時又支持中國在政治上應該分裂為數十個國家的「滿分學生」，又會有多少人接受得了？
重看三代保釣
弔詭地看，國民教育指引的國族概念錯置，也可算是香港社會的某種寫照。早在國民教育出現之前，香港人對於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兩者之間的分野早已含混不清，往往只按當下的需要而互換定義。表面上我們高舉文化中國來逃避認同政治中國所可能衍生的各種尷尬，但對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卻又不是絕無所求。這種游移浮動的狀態，正是香港特有的歷史政治脈絡所致。回看香港過去數次的保釣運動，可見每次浪潮背後都和當時中港關係的急速轉變有所關連，正是香港人如何反覆重構其混雜愛國觀念的寫照。
第一場的保釣浪潮在一九七一年開始，這個時代上接歐美社會的激進動盪，在中國又有文革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而香港卻則是剛剛走出六七暴動的陰影。當年的保釣浪潮在大專學生之間引發意識形態之爭，國粹派以外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年青思潮，背後都是一條如何對待共產主義中國的大問題。
來到一九九六年的保釣運動，這次愛國熱情的再次爆發卻有著相當不一樣的背景。首先，這次運動的時間距離九七年七月一日只有不足一年的時間，香港人如何當一個中國人已經不再是一條抽象的學術問題。與此同時，經歷過八九民運的失敗，曾經受傷的港人愛國情結更需要尋找宣泄的機會。
時間來到二○一二年，這次保釣運動的時代背景卻已大為不同。大學民意調查說得清清楚楚，自北京奧運以來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直線下降。自九七以來，北京對香港各方面插手愈來愈多，也愈來愈不留情面，九七前那種浪漫想像國族身份認同的空間已不存在。對多數人來說，國族認同還來不及當前香港的各種社會問題來得實際，而北京為香港無能政府撐腰的事實也擺在眼前，九七前的保釣熱情還能夠如何重演？
借題發揮超級劇場
如是者，相對於大學生自發組織到日本使館外面圍堵抗議，今天只見九十後在網上丟下一句：「香港不應介入中日台之間的紛爭」，另加「嚴防土共借機轉移視線」。這種不單止與己無關，更是要主動劃清界線的做法，對於前兩次保釣的組織者來說大概是難以想像的。如果有時光機回到當年，他們大概會以為九七後的香港人一定會更為中國人的身份自豪，更主動的去「保衛國土」。
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往往指出，內地的反日示威其實和日本無關，反而是在高壓政治之下內地人唯一可以選擇的政治宣泄窗口。借用這個理論，香港人的保釣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真的關心這些小島嗎？還是每一次香港社會對這場運動的關心，原來都是一場借題發揮的超級劇場？
這條由保釣浪潮折射出的身份認同問題，教育局官員設想中的國民教育恐怕沒有能力回答。國民教育之可悲，正正在於它既無助於協助香港人疏理錯綜複雜的認同矛盾，反而為學生家長和老師增添更多的身份包袱。很可惜，我們的官員似乎大多都沒有自知之明。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甚麼還好，最怕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些甚麼。他們以為國民身份就是升升國旗、唱唱國歌那麼簡單，香港卻從來不是一個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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