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8 August 2012

“老无所依”

之一 去哪儿养老
作者/李拓 编辑/王崴
网上最近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5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这个段子虽然有些尖刻，但也真实地反应出广大老百姓对我国当前养老环境的不满。
网上最近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5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这个段子虽然有些尖刻，但也真实地反应出广大老百姓对我国当前养老环境的不满。
在北京，给老人请一个保姆的费用已超过3000元每月（包吃住），同时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数量愈发庞大，近些年，“空巢老人病死家中”的新闻层出不穷。把老人送到专业养老机构成为当今不少家庭的选择。
主管民政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提出，北京市的养老要达到9064的目标：即90%的老年人在家里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进入福利院养老。
送老人到机构养老是政府与家庭的一个新共识，但到底哪里可以颐养天年，却是个新问题。
我国目前的养老机构可以粗分为公办、民办两大类，细分起来，还有少部分属于公办民营范畴。有政府主管、财政支撑的公办机构通常具有硬件条件良好、服务质量相对有保障、收费价格较合理的优势；而民办机构要么是服务好但价格非常高，要么是价格低但质量难以保证。
具备相当优势的公办机构成为人们心中的第一选择，然而，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入住公办养老院。
公办养老院：“死之前能排到号就不错了”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一家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近日又被评为北京市首家五星级养老机构，可以说，这里是北京老人最想入住的养老“圣地”。但该院目前只有520张床位，所接受老人又定位于国家优抚离退休老人与归国华侨，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据悉，目前已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一福。
与一福情况类似的还有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以及海淀区四季青镇敬老院。住不进去的老人占到了绝大多数，老人和家属只能无奈自嘲：“死之前能排到号就不错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公办养老机构都这般风光，很多社区、街道、乡镇的公办养老机构都存在硬件差、床位少、不专业、服务差等问题，生存堪忧。位于钟楼湾胡同11号的东城区安定门街道敬老院，如今已变成一家连锁餐厅。附近的和平里街道敬老院也早已拆除，不复存在。原来托养在街道敬老院的老人如果不回家，只能选择分流到附近街道敬老院，或者住到收费较高的民办机构去。
不久前，有20余张床位的西城区白纸坊街道敬老院正式转型做护工输出，未来不再承担托养老人的职责，离白纸坊街道不远的连锁养老机构金颐寿轩敬老院接收了部分分流老人，当然，前提是老人能够接受该院的收费。
民办养老院：一路亏损
由煤炭企业投资成立的金泰颐寿轩敬老院已走过了10多年风雨历程，如今拥有4家分院、440张床位，凭借着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背后煤炭企业雄厚的资金支持，其收费标准低于同类民办机构，如今也快人满为患。
95%的入住率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是可遇不可求的，业内专家称，入住率超过5成或是入住人数超过200人，养老机构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了，但金泰颐寿轩敬老院的日子并不好过，多年的低收费运行，难以支撑略显庞大的管理、医护、后勤团队开销，若不是有背后的煤炭企业长期支持，这家养老院恐怕难逃破产倒闭的命运。
在部分民办机构裁员、降薪勉强维持运行的时候，金泰颐寿轩敬老院“70后”院长王建伟正在打造一支专业的营销发展团队，看到过去10多年一路亏损的报表，他发誓要打个翻身仗：“虽然办养老院不能只以赚钱为目的，但也不能坐视企业连年亏损、停步不前。”他带着这只年轻的营销发展团队，历时4个多月，做了大量的内部分析和外部调研，希望把这家北京市唯一拥有4家分院的连锁养老机构打造成业内“基业长青”的领军者。
像他这样看好养老产业未来前景的人不在少数。
民办优惠政策：“看上去很美”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日趋严峻。许多专家将中国目前面临的养老困境概括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据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共有401家，床位总数仅仅只有6.9万张。这样算来，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8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离丁向阳市长提出的4%的目标还差距较大。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规律为5%的老人在机构养老，如果按这个“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的床位缺口在5万张以上。
这么大的缺口便是养老产业的前景，但一些老资历的民办养老院院长却认为国内养老产业的前景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国外，公办养老机构一般面向最需要养老保障的底层人群，民办养老机构则面向高端市场。在部分国家，尤其在高福利国家，养老机构多为公办民营，老人的养护费用也由政府负责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金额。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北京市能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普遍为老干部、华侨或能自理的市民，而真正的养老包袱却抛给了个人和社会。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农村老人月平均养老金仅74元，为城市老人的5%，而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也只有1527元，在物价居高不下、人力成本飞涨的今天，1500多块的退休金既请不起保姆，也住不起收费不菲的民办养老院。
收不到优质客户、资金困难、得不到扶持，民办养老机构为了维持生计，只好选择降低服务质量、保持低价留住客户，一些家庭困难的老人无处可去，只能毫不体面地在这里挨日子，等待生命终结。
民政部门曾出台了多个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政策意见，其中涉及了：社会办福利机构将享受优惠地价，享受用水、用电、燃气、煤、电信业务优惠政策，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获得一次性基本建设资金补助……但这些政策最终都成了一纸空文，多数养老院表示至今从未享受过。
这些政策有些不了了之，有些政策设置了不切实际的高门槛，将民办养老机构挡在了门外。
绝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没有自有土地，即便地是自己的，拿不到发改委的批文和用地规划许可证，民办机构也得不到每张床位8000～16000元的一次性基本建设资金补助。
没有土地的机构还要面临着房租水涨船高、土地出让、房屋拆迁等重大经营风险。昌平区北七家镇歇甲村从去年年初开始拆迁，目前，村西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按照拆迁进程表，2012年8月14日是歇甲田园风光养老院的最后期限，风险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困扰民办养老机构多年的“用地难”问题终于看到了转机的可能。6月底，全国人大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时提出，全国各地养老项目均面临“用地难”问题，建议养老项目用地纳入城区整体规划。
失能老人何处去
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风险是老人的生命健康问题。
老人上了岁数，各种疾病随之而来，按时吃药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老年人身体异常脆弱，特别容易发生意外。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来明确这方面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也缺乏相应的保险，一旦老人发生意外导致纠纷和官司，养老机构通常是“满盘皆输”，这也是多半养老机构不接收失能老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办机构因风险抵御能力差不接收失能老人还情有可原，公办机构以各种理由拒收失能老人则令人难以理解。一位退休多年的前乡镇养老院院长透露：“公办机构的员工都是事业编制，旱涝保收，也不存在经营压力，很多人巴不得院里一个老人都没有，更别提主动接收失能老人给自己惹麻烦了。”
近日，一则关于3300万失能老人面临无养老院接收的报道引发关注，有研究数据显示，未来三年我国失能老人将达4000万人，但由于护理难度大、护理需求高、专业护理人员极度匮乏，目前的养老机构无法接收这些老人。北京市老龄委的专家指出，这一数据其实比较保守，只统计了60岁以上的人群，实际上，“老病年轻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0岁以下的失能人群数量不容小觑，各养老院中也不乏中年、青年失能患者的身影。
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对失能人群亮红灯。
朝阳区南皋乡北皋村的东方综合养老院建于1997年，该院已拥有床位3000张，入住人数近千人，规模在北京市各大养老机构中名列前茅。
院长乔秀珍已是花甲之年，从开办临终关怀医院到开办综合养老院，始终与底层人群和失能人群有着深厚的情谊。她说自己是苦出身，最了解穷苦人家的不易，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她不但不拒收，还会在了解情况后会给予大幅的优惠。
大觉寺旁的玉福敬老院，硬件设施虽然比较老旧，以凭借入住门槛低、收费低廉等优势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偏爱，该院还收住了很多其他机构不愿接受的残障人士和家庭困难的老人，承担了很多公办机构都没能做到的社会责任。时常有人打电话过来咨询，如今，该院200张床位已经快住满了，这在举步维艰、入住率普遍不高的民办养老机构中比较少见。
民办的逆袭
红十字会、残联和一些坚持不下去的养老机构常会联系乔秀珍和闻亿，希望他们能接手自己手中的困难户、残障人士和失能老人。但歇甲田园风光养老院已经暂时不接收新客户了，活在“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自生自灭环境里，民办养老机构举步维艰。
闻亿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想出路，他租了十多年的场地即将面临拆迁，他看不到路在何方，只能愁得一包接一包地抽闷烟。“拆一个养老院至少要提前半年安置，”闻亿不知道养老院和老人们的出路在哪，“我再也开不起另一个给穷人住的养老院了。”
最近几个月，乔秀珍一直往来于养老院和通州神仙村，她在那里租下了近200亩田地，打算专门为残障人士修建一个康复基地，同时这些农田还可以为养老院的近千人提供充足的放心食品。酷暑的烈日下，乔秀珍与工人们在农田中同吃住、同劳作，当地村干部感动地尊称她“活菩萨”。也许正是靠着创始人这股拼劲和开拓精神，在多数民办养老机构都在叫苦不迭、艰难维生之时，东方综合养老院却在高歌猛进。
一切事业的核心是人，管理人才和专业护理人员的紧缺成了民办养老机构的心头之痛。
乔秀珍一边在农田里带头劳作，一边还要不停地接打电话处理养老院的各种事务——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也都像她一样累心。有的是为了节约成本，有的是手下实在没有得力助手，院长一人常常要身兼多职，忙里忙外。
学历高、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可遇而不可求，东方养老院为招揽人才，愿意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资和中层以上岗位，而金泰颐寿轩敬老院为求人才，更是开出了诱人的年薪。
除了管理人才，护理人员也是养老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直接与老人对机构的满意程度挂钩。
但是，由于工作强度大、待遇不高、社会认同度低，我国护理人员队伍流动性大，且存在极大的缺口。按平均每3名老人需要1个护理员推算，我国大体需要养老护理人员1100万人左右，但全国现有养老护理员仅30多万人。护理人员的流动性严重制约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稳定。
目前，部分民办机构的负责人已经意识到问题的紧要性，除了提高护理人员的工资收入，寸草春晖养老院的院长王小龙还会经常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和表彰会，团结激励员工。每天一早，王小龙都会给每个员工的手机上群发一条感谢信息，上面常常写到“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养老院”。
床位是养老院最大的收入来源。为了增加床位数，很多养老院都设置有四人间，甚至更多。虽显拥挤，但对于家庭困难的老人来说，入住这样的房间可以省下不少费用。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但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通常希望老人能在自己这里多活几年，一个老人的逝去便意味着养老院失去了一个稳定的客源。
膳食也是养老机构服务的另一个重点环节，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吃饭各有各的忌口，上百位老人众口难调，部分养老院为图省钱、省事，只给老人统一提供最简单的馒头、稀粥或菜汤。
不过，也并非所有养老机构都这样不负责任。香山脚下的千禾敬老院在业内名气很大，不少民办机构都会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硬件设施是养老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为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千禾敬老院专门配备了一套科技含量高、使用方便的护理系统。这个系统不但可以及时收到并处理老人的需求，还可以起到监督护理人员的作用。
对于膳食，千禾敬老院的副院长刘昊最有发言权。餐饮管理专业出身的他，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研究老年人饮食习惯，最终确定了现在的配餐制度，考虑到老人们难以接受伙食费的上涨，院方称从08年至今，始终未从餐饮费上赚过钱。
膳食上的投入最终换来了更大的效益，伙食改进后，老人们普遍较为满意，千禾养老院的入住率也直线上升，开业4年时间，入住率已达到95%以上。
相对于条件优越的公办养老机构，民办机构的老人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尤其是“远在深山无人问”的远郊养老院。民间组织北京义工联盟的成员们每周都会利用周末时间，自发前往位于远郊的养老院做慰问演出和义工，每次活动结束后，义工们还会聚在一起总结活动心得，以期下次活动更加成功。这些与老人互不相识的年轻人不但履行着子女的责任，也维护着社会的和谐。
人都有衰老的那一天，全社会都来善待老人，便是善待未来的自己。
之二 暮年工人村
作者/武文 编辑/王崴
物价与养老金，仿佛起跑线上健硕的博尔特与扭伤脚踝的刘翔；GDP连年增长，“蛋糕”做大了，真正的问题还是怎么分更合理。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而工人村的明天，仍悬在那个看得见的答案里。
工人村，曾经闻名全国的工人住宅区，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西南部，是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按照苏俄风格设计的“三层起脊闷顶式”庞大建筑群。
曾经的工人村占地1.2平方公里，有住宅楼群200多栋，住户近10万人，是全国最早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在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工人甚至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沈阳有许多工厂亏损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工人村也从辉煌走向没落。数万下岗工人与离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交织着各种滋味。
52岁“啃老族”
洪宝利就是工人村下岗大军中的一员。
今年52岁的洪宝利曾经是沈阳电缆厂压延分厂的工人，有着23年工龄。2003年下岗后，老婆孩子也随之离开了他。
当年下岗时，洪宝利领了7680元“买断钱”，之后2年，每月有223元的失业金，再后来，他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由于长年开出租车，洪宝利在2010年初患上了严重的腰脱和2、3、4节椎管狭窄症，听力急剧下降，基本丧失了体力劳动能力。
“我最怕的就是和老伴儿先走了，剩下宝利自己该咋办？”一提到儿子，洪宝利的母亲就习惯性地用满是皱纹的手拍脑门，好像这样能拍出什么好办法。
下岗之初，洪宝利靠开出租车维持生活，每月还要为自己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患病之后，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办法，这52岁的东北汉子只能加入到“啃老族”的队伍。
洪宝利的父母已年近80，不但没借上儿子的力，每月还要从老两口3000余元的退休金中，拿出1000多元替儿子交养老和医疗保险。平时，洪宝利经常到父母家“蹭饭”，也常常盼望自己早点到60岁领养老金。
“活着没信心，死了没决心，不死不活更能闹心！”遇见亲朋好友，洪宝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说着他的口头禅，自嘲两句。
蜗居“楼中楼”
与洪宝利相比，61岁的阎淑菊和64岁的丈夫陆永春算是“被啃老族”。
阎淑菊和陆永春都是2002年退休的工人。现在，她与丈夫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共2760元，而她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固定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夫妻俩的资助。阎淑菊的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每天都要靠降压药稳定血压。
2003年，沈阳市政府开始对工人村进行分批改造，工人村老“苏联楼”的居民逐步动迁至工人新村，可到现在也没轮到阎淑菊家所住的那栋楼，老两口只能与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住。
当年，大儿子娶媳妇时，全家人一起动手在进门的上方搭建了二层铺，小夫妻俩住在上面，弟弟睡在下面靠窗的一张单人床上，很不方便。2009年，全家凑了14.3万元，买了一套政府建的经济适用房，大儿子才搬走。为此，阎淑菊夫妻俩欠了7万元的外债。
去年，二儿子又结了婚，小两口开始也住在家中的二层铺。后来，二儿媳怀孕了，爬梯子不方便还危险，只好每月花500元在外租一间平房居住。如今，小两口的女儿已降生，阎淑菊夫妻俩时常要接济他们，并帮着照看孙女。他们全家的最大心愿，就是自己住的这栋老“苏联楼”能早日动迁。
生存线上的养老金
与阎淑菊家住同一栋老“苏联楼”的陈洪是镗工，58岁仍在铁西一家工厂上班，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计件工资。
陈洪的妻子张素芹今年56岁，她所工作的沈阳自行车厂于1997年倒闭。成为下岗工人后，为了供女儿上大学，张素芹开始到处打零工，并自己坚持交养老和医疗保险，直到2006年50岁才开始领养老金。起初，每月领702元，现在已涨到1300元。
女儿是陈洪夫妻俩的“心头肉”，和他们在老“苏联楼”里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28年中，夫妻俩从没让女儿吃过苦、干过家务活。当年，为了让上学的女儿休息好，夫妻俩在那间小屋中特意为她买了张大床，以至于家里想放张大饭桌吃饭都成了难题。
前年初，女儿结婚搬到女婿家居住，可陈洪夫妻俩始终没有撤掉女儿的大床，总盼着女儿和女婿能在这住上几天。
一般情况下，女儿、女婿隔三差五趁周末回家看望他们，但从没有在这里再住过……
最怕的是得病
在工人村南十马路路口，经常会出现一位50多岁的“摩的”师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拿着一个板凳，坐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旁等活儿。
这位不愿说出姓名的“摩的”师傅于1997年在沈阳高压开关厂下岗，之后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到现在也没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近几年，他干不动体力活，就买了一辆电动车拉活儿。“摩托车比我快，活儿好价格又高，我这电动车只能拉点小活儿，每个月往死里干也挣不到两千。”通过聊天，得知这位摩的师傅的儿子正念大学二年级，等过两年儿子毕业就不再干“摩的”了。
“就像现在物价这样涨法，那点养老金有没有都不顶用，只要我的胳膊腿儿能动，就能生存。我们最怕的是得病，如果来场大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自己和老伴儿将来的归宿，这位摩的师傅的一番话透着悲观和无奈。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32020?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letscorp%2FaDmw+%28%E5%A2%99%E5%A4%96%E6%A5%BC%29
on
Lab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