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10-8-2012
西方的選舉經驗告訴我們，選舉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不但影響市民的投票意欲，同時亦會左右選舉形勢。
簡單而言，如果經濟欣欣向 榮，社會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社會矛盾和怨氣不大，期望以選票更換政府，藉以扭轉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意欲一般不會太過強烈；反之，則有可能人心浮動、思變意 欲較強，不但會令投票率上升，投票結果亦可能會出人意表，甚至扭轉大局，令政治生態重新「洗牌」，或是更換政府。
誠然，受本身制度 設計所限，香港的議會運作並非像歐美社會般以政黨政治為主軸，而是奉行政主導為圭臬，不容更易。雖則如此，隨着近年的政治空間不斷開放，傳媒力量的無孔不 入，立法會的監察角色明顯日趨吃重，再不像昔日般純屬「政治花瓶」，立法會議席成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自不待言。
社經情況 影響選情
如 果我們相信經濟和社會狀況會左右民眾投票意欲和選舉決定，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到底當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有何突出之處？與上屆（2008年）選舉前的狀 況相比，又有哪些異同？本文嘗試利用2008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的調查數據，與今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的調查數據，就受訪者對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滿意度作比較，談 談他們的看法，從而窺探今屆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或格局【註】。
2008和2012年的兩次調查中，當向受訪者提問「你對香港現時經 濟狀況有多滿意」時 【表一】，前者的數據顯示，52.3%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後者則有56.5%；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的，前者有44.9%，後者則有33.3%；回答 「不知道或很難說」的，前者只有2.8%，後者則多達10.2%。明顯地，對於當前的經濟狀況，受訪者在2012年的滿意度較2008年為低。
就 社群差異而言，2008年時，對當時經濟狀況不滿較強烈的，以女性、年長、低學歷、低住戶收入和自視為社會下層者較多；但到2012年時，則以男性、年 輕、低學歷和自視為社會下層者的不滿，較其他人士強烈。表面看，最低工資的實施可能是其中一個解釋，但真實原因如何，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接 着，當向受訪者提問「你對香港現時社會狀況有多滿意」時【表二】，2008年的數據顯示，40.5%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的佔 56.6%，只有2.9%回答「不知道或很難說」；2012年的數據則顯示，多達74.1%受訪者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的只有 19.3%，而回答「不知道或很難說」的，則有6.5%。
很明顯，受訪者對當前社會狀況的滿意度，2012年大幅低於2008年，情況十分值得重視。交互表列分析的數據顯示，2008年時，對當時社會狀況較為不滿的，以年長、低學歷、低住戶收入和自視為社會下層者較多，但2012年則轉為以年輕、高學歷和本地出生者較多。
民生水平 不進反退
如 果我們簡略地比較一些客觀經濟指標，例如人均生產總值（GDP）、失業率或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俗稱通脹）等，則不難發現這些數據，在過去四年，香港 沒有明顯變差，反而略見改善。例如，人均GDP由2008年的235539港元上升至2011年的258074港元（升幅接近一成）；失業率在2008年 第二季為3.2%，到了2012年5月時仍維持在3.2%的水平；通脹率則由2008年6月的6.1%回落至2012年5月的4.3%；而主要職業每月收 入中位數亦由2006年的10000港元，微升至2011年的11000元（升幅約為一成）。
不過，如果我們細心一點看看另一數據——私人 住宅每月租金中位數，則不難發現，此數字由2006年的5100港元，大幅上升至2011年的7500港元（升幅接近五成）；而自置居所佔住戶數目的比 例，則由2006年的52.8%微跌至2011年的52.1%，顯示置業比率裹足不前。
以上簡略的客觀數據說明，過去四年間，香港的經濟表面雖略有改善，但民生水平卻是不進反退，受訪者對當前經濟環境的不滿情緒較2008年強烈，可謂事出有因。
如 果我們簡略地看看一些客觀社會指標，例如低收入綜援數目、總綜合援助數目和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等，則不難發現在過去數年間，其中一些略有改善，另一些則已見惡化。舉例說，低收入綜援個案由2008年6月的16656宗，下 降至2012年5月的11543宗（減少接近三成），顯示受助個案正在減少。
「優才來港」 加劇競爭
總綜合援 助個案亦由2008年6月的283918宗，下調至2012年5月的274464宗（微減不足半成），亦顯示情況有改善；但用於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則 由2006年的0.533（沒有2008年的數字），上升至2011年的0.537，顯示貧富不均問題雖變得嚴重了，但看來並沒預期般厲害。
如 我們再看另一項常受忽略的數據，便會明白為何現時民眾不滿社會狀況的比例會大幅高於四年前，尤其較集中於年輕、高學歷和本地出生一群。人口普查的數字顯 示，經理、行政和專業人員的職位，由2006年佔整體勞動人口的16.9%微跌至2011年的16.6%（減幅為1.8%），而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則由 2006年的16.1%上升至2011年的19.6%（增幅為21.7%）。同時期內，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比例由佔人口的23.0%上升至27.3% （增幅為18.7%）；學歷提升了，期望往往亦會隨之提升。當然，如果各種社會和經濟條件不變，這些新增的大專畢業生應可逐步走上輔助專業，進而經理與行 政人員之路。
不過，我們若再看看特區政府不久前公布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頁18-22）其中有關「優才來港」部 分的資料，則不難發現，自2003年至2011年間按「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個案累計為49021人」，而按「一般就業政策」獲批個案，自2007年至 2011年間則累計至131276人。「優才來港」個案當中，37.5%擁有學士學位、22.4%接有碩士學位、20.1%擁有博士學位，而擁有其他學歷 的則佔20.0%。
流動受阻 民怨加劇
「一般就業政策」個案當中，35.5%屬行政及管理人員、24.1%屬 其他專業及技術人員、17.0%屬運動及表演者、8.8%屬教師或教授、2.8%屬律師或投資者，餘下約11.8%屬其他種類。明顯地，單是這兩個類別的 輸入人才（不包括從世界各地輸入的專才移民），便可發現他們大多屬高學歷，並較多進入了行政人員、專業及技術人員行列；本地居民，尤其剛大專畢業的那批， 發現社會往上流動空間遭到强烈競爭，社會矛盾因而加劇，實在不難理解。
綜合以上一些客觀和主觀社經指標數據，我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當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出現了一些微妙而常受忽略的結構性問題：對於經濟狀況表示不滿仍較多來自男性、年輕、低學歷和社會低下層，但對於社會狀況較為不滿的，則較多是年輕、高學歷和本地出生者。
後 者尤其值得重視，不是單靠「派福利」便可解決，他們所患的可能是社會往上流動受阻的「大塞車」症候群——煩躁不安、抑鬱難紓，或是仍屬「無殼蝸牛」，置業 無期（2006年至2011年自置居所佔住戶比率不升反跌-0.7%），並須繼續「捱貴租」（2006年至2011年間租金中位數升了接近五成）。
有意進入立法會議事堂服務社會、一展抱負的從政者，在是屆選舉中應如何針對這種社會狀況，提出適切政綱，對症下藥，贏取支持，最能考驗參選人的政治智慧與視野。到底哪些人能夠突圍而出，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鄭宏泰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妙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尹寶珊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註： 調查由本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執行。2008年的調查在6月16日至7月3日進行，成功訪問5010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回應率為48.6%；若將可信 度設於95%，抽樣誤差約在1.38%以內。2012年的調查在7月3日至12日進行，成功訪問2039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回應率為44.5%；若將 可信度設於95%，抽樣誤差約在2.17%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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