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Marian L. Tupy
發表日期：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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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遺憾沒有在香港仍然由英國控制的時候，或在香港仍然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時期訪問香港。出於我將在下文中闡述的原因，我對這座城市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並將會為其政治自治的喪失，以及其經濟繁榮走向終結的可能感到悲哀。
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者來說，香港在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希望的燈塔。據說彼得大帝把聖彼得堡建成了 "俄羅斯通往西方的窗口"。香港應該是自由主義通往未來的窗口。這座城市傳奇的財富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四大支柱上：有限政府、法治、自由貿易和財政健全。而且，它成功了! 我們希望世界其他地方也能遵循類似的道路。
當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年-1842年）後獲得該領土時，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子爵譴責這次到手的是一塊"不毛之地，上面一棟房子也沒有"，永遠不會"成為貿易的集市"。他是對的--至少在最初的100年裡是這樣。
1941年，美國戰地記者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陪同新婚丈夫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前往戰火紛飛的香港旅行。這座城市當時正處於前線，帝國主義的日本人對蔣介石的國民黨人慢慢取得了優勢。乘坐飛機降落在香港，她寫下了以下對這座飢餓城市的印象。
"晚上滿街都是睡在人行道上的人。妓院是小方木隔間，在狹窄的通道裡一字排開；每個男人付兩元錢就可以和一個女孩過一晚......這些人是真正的香港，這是最殘酷的貧窮，比我以前見過的任何一情況都要糟糕。更糟糕的是，因為有一種永恆的氣息；生活一直是這樣，永遠都是這樣。人數之多，屍體之密集，讓我感到恐懼。沒有呼吸的空間，這些被壓碎的數百萬人互相使對方窒息......當我終於參觀了一個陰暗的、燈光昏暗的地下室工廠，那裡的小孩子在球中雕刻象牙球，這是一種最受歡迎的旅遊飾品，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歇斯底里地輕度發作了。'它們看起來大約有十歲了，'我對著UC [Unwilling Companion 不情不願的同伴，也就是海明威 ]喊道。'做一個這種該死的東西需要三個月，我想這是八個球中球。他們在二十歲之前就會失明。還有那個小女孩和她的烏龜。我們都是靠奴隸勞動生活！人們都餓得半死！我想出去，我受不了這個地方！'......從為中國同胞的命運而苦惱，我幾乎沒有絲毫停頓地陷入了歇斯底里的厭惡狀態。'為什麼他們都要吐這麼多口水呢？我哭了起來。'把腳放下去就不可能不踩到一大團黏糊糊的東西！而且每樣東西都有汗臭味和夜土(糞便)味！' 答案當然可以是，吐痰是由於地方性肺結核，至於臭味，我已經看到了人們在什麼樣的地方用何種方式過活。"
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到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時，香港人的平均財富比一般英國人高出12%。去年，香港人平均比英國人富裕46%。蓋爾霍恩所說的貧困畢竟不是 "千秋不變"。但是，香港從窮困潦倒到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並不是什麼奇蹟。這座城市之所以成為成功的城市，是因為深思熟慮地運用了自由主義原則。
我第一次聽說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在聖安德魯斯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在約翰內斯堡接受的本科教育比較傳統，注重全球資本主義的弊端，而不是資本主義給那些參與其中的人帶來的繁榮）。到了2000年代初，互聯網已經足夠好，可以觀看在線視頻，包括米爾頓·佛利民歷久不衰的 "自由選擇 "系列。在其中一集裡，佛利民前往香港，欣賞香港的脫貧崛起。他是在1980年這樣做的，他不可能知道這個城市最好的日子還沒到來。
佛利民指出，香港的成功不是偶然發生的，他認為是一位英國公務員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在擔任殖民地財政部長（1961年至1971年）時建立了自由放任的治理制度。從那時起，我了解到主張自由放任的並不只有郭伯偉爵士一個人。他的前任財政部長杰弗裡-福斯和亞瑟-格倫費爾-克拉克，以及約翰爵士親自挑選的繼任者菲利普-哈登-凱夫，都對自由放任有類似的承諾（儘管原則性不強）。
我猜想，弗里德曼專注於考珀斯韋特的角色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1960年代那可惡的十年。在自由主義的1860年代或後滯脹的1980年代提倡和維護有限政府是一回事。 1960年代的情況完全不同。當時的英國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蘇聯把一個人送上了太空，而英國的非洲屬地則選擇了獨立和共產主義。與此同時，香港實行的低稅收和低管制，企業競爭和自由貿易，適度的收入再分配和預算盈餘，使之成為異類。
郭伯偉爵士知道這一點--或者說，當我到他的家中拜訪他時，他是這樣告訴我的，他的家離我的大學宿舍只有三門之隔，這讓我很驚訝。郭伯偉爵士在離開公務員隊伍後，回到了母校所在地聖安德魯斯，過著自在的退休生活。他慷慨地答應見我，對於有人輕描淡寫的說，他對於香港開創繁榮時代 "什麼都沒做" (不無愉快地)表示失望。他說，實際上，他的工作很忙，要抵禦英國政府不斷地將社會主義輸入殖民地的企圖。通過堅守，他為香港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到了70年代初，英國人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厭倦。同樣，蘇聯也暴露了中央計劃的極限。最重要的是，香港在經濟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自由放任的政策仍然存在。
我不知道香港的成功對戴卓爾夫人在英國的改革議程有什麼影響，不過很可能的情況是，為後來的首相提供建議的人一定知道這個城市的自由主義實驗。紅色中國當然知道發生了什麼。在與殖民地邊界的一邊，是閃閃發光的商業塔樓和數不清的財富。而另一邊，則是窮困潦倒和行刑隊。
吊詭的是，正是戴卓爾夫人屈服於現實，在1997年同意將殖民地移交給共產黨專制者，但有一個條件，即香港將保持自治，直到2047年。也許她認為這段時間會把中國變成一個富裕和自由的國家。如果是這樣，她只說對了一半。今天，是新富起來的自信的大陸人正在扼殺這個城市的自由和活力，比計劃提前了27年。
從中短期來看，這座城市上空的雲層非常黑暗。從長遠來看，誰知道呢？巴麥尊子爵沒能預測到香港的崛起，我們又有什麼資格預測它的毀滅？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即使是北京的暴君也是如此！
瑪麗安·圖佩（Marian L. Tupy）是《人類進步 (Human Progress)》的主編，也是全球自由與繁榮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Liberty and Prosperity) 的高級政策分析師。
